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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我们谈论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时，必然需要考虑到宏观的历史阶段背景，以及其中的对外关系的政策原则。从汉至唐，可以说羁縻政策始终居于高屋建瓴的指导位置，而不是同和亲、战争等处于同一位置上的政策。这是指导中国同周边亚洲国家的纲领性政策，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外交动向提供了一个考察标准。  东亚文化圈又称汉字文化圈 1.东亚文化圈的定义和范围我们谈论的东亚汉文化圈于过去亦称为“汉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时至今日，其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时空范围上仍然是一个众多学者专家观点不一的论题，遑论外交制度，但这里以众多学者认同的观点看来，还是会去分主次之流的。 首先我要纠正“中国文化圈”这个名称，为体现各民族文化平等和文化多样性，出于文化共性和文化特性的特点，这里将中国文化群改称为东亚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东亚文化圈也在地理范围上发生着变化，高明士、亓鑫铭等人的观点殊途同归，最终指向以蒙古等北亚国家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正在走上东亚文化圈的舞台。  东亚的地形 古代中国历来同周边民族保持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大概可分成强硬控制和软控制 ，但无论怎样，这些手段皆为一个中心服务——逾越一国，天下一家的君臣关系，以强化中国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消说，这是中国王权的向外延伸的体现，同时这种方式无疑让中国皇帝登上了更高的权力阶梯，然而这个漫长复杂的历程中，羁縻政策作为一个处理中外关系的原则始终占据主要位置，它是凌驾于册封、和亲、征战等对外手段上的指导原则和目的。  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实际上是五服制度的延伸 2.处理东亚文化圈内部关系的原则——羁縻“羁縻”的由来 《史记索隐》解释道：“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对于尚未被改造的部族，以及所谓的夷狄，一方面要严“夷夏之防”——这也是儒家民族思想的体现——将他们同汉族区隔开来，实行不同的制度，以防止他们在文化制度上破坏中国的尊卑等级秩序，以及在经济层面上游牧渔猎生产方式对农耕社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要予以怀柔，令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礼让”这就是所谓的羁縻政策。 3.羁縻政策的三种形式及发展：从册封体制论到朝贡制度再到羁縻州府制 羁縻指导原则是汉代统治者所信服和开始施行的，册封体制论是由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其颇有见解地批判了东亚各国不存在结构关系的见解，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具有内在联系性的东亚世界。其册封体制论主要是对近现代盛行的“脱亚入欧”说的反对和批判，从根本上建构起了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对周边蕃域大国和较大部落首领进行册封王侯的活动。这是一种体现中国大国地位最经济的方式，这些管制在实际上是虚衔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军事联盟 ，因这些国家部落一旦受封便受到中国翼护，这同时也是中国天下一家观念的体现，但同时臣属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帮助中国出兵讨伐敌国，当然手册封的国家需定期向中国朝贡。 正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朝贡制和册封制正是“来”“往”的体现。朝贡制度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为基础的，内制的外制化，为的是在东亚建立“贡封秩序”下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模式，维护以中国为中心且以中国构筑的东亚国际秩序。  朝贡贸易 朝贡体制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表示政治臣属关系的形式，又是两国官方贸易的形式。即通过两国朝廷间的朝贡与回赠，交换两国的特产和物品，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就经济贸易上来说，是平等的互利关系，有时候碍于天朝面子，给的多于纳入的部分，“朝贡者悉依品级给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朝贡体系 朝贡体制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在隋朝，裴矩和温彦博提出“大义名分论”后。用基于中华意识的大义名分论来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实际上固定了册封-朝贡的基本羁縻模式。 按照《周礼·秋官·大行人》的记载可以查及外邦向中国的朝贡时间是与地理距离有一定关系的，这样就有蕃域和绝域之分，据《唐会要》卷一百《杂录》中记有入蕃范围，对于不臣的绝域而言，中国还是欢迎他们入朝通政的，从册封他们王爵称号，最典型的是日本，出土九州福冈市的“汉委奴国王印”，便是证明。 那入蕃地域中未受册封的国家和部落是否可以主动朝贡继而受封呢？我认为是没有的，所谓朝贡，是君臣关系的体现，对未受册封的国家或部落来说，这是没要的，也是不被中国等级尊卑体制认同的，而且朝贡的番邦皆为地域内较强势的，如未出册封的地区小邦主动朝贡，便是在地位上同大邦对等，这是一种僭越的体现，进而会惹战乱之灾。册封-朝贡模式是中国封建王朝发明的，操控权和主动权当然在中国的手中，周边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朝贡与册封，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朝贡国一方，大部分时候他们是主动融入朝贡-册封体系之内的。  唐代的边疆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 自汉武帝后，随着帝国的扩张，册封的国家和部落需要管理和监控，羁縻州府随即建立。唐代都护府和都督府的广泛建立，是对松散的汉隋羁縻关系未成体制的发展，是羁縻政策的完善和发展，关于这一论断的提出，最早的是日本学者堀敏一先生针对“册封体制论”的补充，由于册封体制论是以单一的从属关系来规定华夷关系，较为片面和僵化。实际上，堀敏一的论断是将册封论融入自身的论断之中，将册封手段化，并将朝贡、和亲、征战等对外手段并列看待，但他却没有将羁縻政策作为这些手段的指导原则加以阐述，羁縻原则是高屋建瓴的。 从以上的阐述中，羁縻体制的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 1、 这是一个内制不断应用于外制，同时又是外臣不断内臣化的过称，带有双向性。 2、 羁縻体制是带有双刃剑性质的，尤其是在帝国弱势时，羁縻制作用大大削弱，那么皇帝的征战便有三个原则必须坚持：战必义、战必胜、战必慎。 3、 羁縻体制的进化过程是东亚国际封建化的过程同步的。 4、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羁縻制度巩固了儒家正统地位，同时由于羁縻州的广泛建立和羁縻制的稳定完善，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保证了持久先进性。  西汉地图 4.羁縻政策发展因素在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汉唐时期的中国在强势时期没有一刻不在“扩张”，无论是体现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 政治上的羁縻州府制度，文化上佛、儒、字、律传播和灌输正是体现，目的正是两个字——“认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更受重视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霸道至王道，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体制走过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表现在外交体制上，即是不断以中国文化为标准的过程，在多民族的国度里，保持文化和文化体制的正统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个绝对标准下，并非以血统为准，而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归属来决定周边民族的性质。 为了不受不符合礼制习俗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为了强化王权，需要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作为一个在道德上的领导者和示范者，中国需要在自身的文化上保持正统性，以至于出现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等，这不仅对自身统治国内有积极效果，也深深影响了对外关系，成为对外君臣关系的一个核心制度，外臣的内臣化倾向更是受此影响逐步建立起来的。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千年 出于向外推广的需要，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其先进性必须随时代的发展不断体现，而羁縻制度恰恰是维持这种状态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中国封建王朝最拿手的手段。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参考文献： 1.韩昇: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2.堀敏一著，韩昇译：《隋唐帝国与东亚》 3.高明士：《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政治法制篇》 4.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 5.韩昇：《中古中国——东亚世界的内在交流》 6.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 7.韩昇：《遣唐使和学问僧》 8.【日】西嶋定生：《<东亚汉文化世界的日本史>——<历史公论>》 本文由江南蓑翁团队创作，版权归江南蓑翁团队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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