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郭晔旻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1926年2月25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抵达了山西临汾。在这个前清平阳府的府城，李济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史记》中关于“尧都平阳”的记载。“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中国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各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也许因为他是世界上历来最有克制力的君王，假如他要耗费国币去修造特洛伊和诺萨斯发掘出的那种豪华宫殿，就不符合他的道德原则了。然而，不论他在这个方面干过什么没有，事实上就连关于他的都城的精确位置的传说也都没有听到⋯⋯” 帝尧一般认为是黄帝之后。根据郭沫若的看法，帝尧一族所居之处靠近黄帝族所居的涿鹿，大致是在河北唐县一带，后来沿太行山南下，途径太原等地，最后迁徙到了汾水平阳地区。从现在的地理环境来看，汾水流域位于太行山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地势稍高，适合躲避洪水，其中临汾盆地地形平坦，汾水流过盆地，带来了丰富的河流资源与土地资源，盆地东南部面向现在的华北平原地区，交通便利，便于与外界进行交流。此外，这一带的河东盐池也可以为人们提供日常的食盐资源。平阳位于临汾盆地的中间位置，汾水河畔，环境优越，很适合农业文明萌芽阶段的先民繁衍生息。所以《汉书·地理志下》就说，“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唐尧”中的“唐”，指的就是帝尧所出的陶唐氏。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外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 陶寺遗址偏偏就坐落在汾水流域，在地域上已经可以与古籍中提到的帝尧所居“对号入座”。按照中国古籍的说法，“尧帝”生活的时代，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左传》里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其中的“虞”指的就是任命大禹去治水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虞舜”，而尧更是虞的先任。在时代上，尧、舜生活在一个紧接夏代的时代。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大约始于前2070年。若从此说，则尧舜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 再看陶寺，经过从1978年开始的40多年的考古发掘，其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遗址晚期的碳14测年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这已进入夏初纪年范围，自然与帝尧对不上号。但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14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与尧舜时代大体是吻合的。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1万座以上，如此宏大的规模显示，陶寺居民总数远远超过当时其他龙山文化遗址。尤其是晋南长约50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可能体现了当时大型政治联盟的形成。此外，也有研究指出，陶寺文化早期虽存在着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但又存在着明显的外来文化倾向，且新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换句话说，陶寺文化在晋南地区的形成与当时某一外地部族的到来有关，这又与帝尧一族迁徙而来的看法不谋而合。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 看来，“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地望与时代方面都能找到依据。从2002年出土的陶寺中期王墓也能发现，墓主人的确是一位高居于陶寺社会金字塔之巅的显贵人物。为了抚慰他的亡灵，长宽分别在5米和3米以上的长方形墓穴穿地而下，残深仍有7米多。陡直的墓壁上还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抹草拌泥宽带，或许是对当时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尽管在陶寺晚期遭到捣毁，墓主人的尸骨和贴身随葬品都已被扰乱，但这座出土大墓仍然残留随葬品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以及20片半扇整猪等。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壮的獠牙，也就是《周易·大畜》所说的“豮豕之牙”。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钺”与“戚”）。按照周代的理念，“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所表达的恰恰是“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也就是“修兵弗战”的和善理念。这也同样令人联想到帝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