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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子冲里有1头朱 2019-07-13 14:04:21 “博格达”是蒙古语，“神灵”的意思。三剑出鞘般的博格达峰，被崇拜大山的游牧民族誉为“神山”、“祖峰”，凡路过者，骑者下马，行者叩首，官员停车下拜。元代后，博格达因它明显的道家含义，即“像高山那样令人仰止，像大道一样令人遵循”，而有了道教色彩。道教宗师丘处机经居庸关、阿尔泰山、准噶尔、赛里木湖至中亚的一路上，讲道说经，修建道观，天池上的铁瓦寺是他路过博格达峰时的留存…… 博格达不怒自威，完全是一种精神气候。新疆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气候，使得我有一种非把自己牢牢镶嵌进永恒而不可的生理需要。我必须得保证：生命意义的内核，不被一大堆日用品所混淆，所淤塞，它必须是单独挑出来的一块石头，置于博格达之巅，让一切价值围绕着它层林尽染。这，就是所谓的“道”吗?  那个时候的我，多半是自怨自艾：我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抛在寒冷的北方，博格达，以一种空间位置的形式，把命运强加给我。我的人生以此为起点，不得不接受它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社会经济……不仅仅天山给我以空间的限制，而且，历史给我以时间的限制，社会给我以制度的限制，宗教给我以文化的限制……我就这样被拴在天山之顶，听见全欧洲响着卢梭的名言：“人类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不知用掉了多少时间，我才明白，特殊的地貌有时候并不是特别的惩罚。有一座博格达在，我就注定了不满足于平地上的驰骋，注定了在雾气迷茫的山谷中攀越。它昭示我，生活的意义，用的也是它的高峰而不是低谷。博格达，充当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中心，充当了我的生命必须越过的最高峰。 我的思想有了固定的登顶路径。每天，我都把自己放逐在博格达山脚，凝望着自己变成一个不断攀登的小点点，在越过一道道悬空的冰缝时，用臂力，用指甲，寸寸攀登，并在终于登顶的高峰时刻里，大口地呼吸，欢欣地与雪线上的事物同处于一种纯洁之中。 越是这样的攀登，我的“道”的体系越是宏大，博格达作为我思想的制高点，托举着我离开不洁，以鹰为朋，以雪为友，以日为邻，狂飙于一切之上。 人类文明是一座顶峰，要想在峰顶对人类的文化成果来一番盘点，就必须达到它所在的高度。如果说，十九世纪的哲学地貌是康德和黑格尔，至今仍无法攀越，那么，二十世纪则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各种奇峰、群山、丘陵所组成的有等级的思想者，在多声部地合唱。  每个人都要翻越自己的最高峰，并站在自己的山峰上，与对面的高峰进行高一级的联合，并在更高一级的联合中，回归自己。 道理如此，但操作不易。我究竟该怎样运用地方性知识的写作，来与整个世界的高地相通呢? 我发现，当一个人从地方史的见解中爬出来，站在自己的地域高光点上，并最终超越它们时，如果他用的是梯子，那么，他一定会把梯子扔掉;但如果抬升他的是一座高峰，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后来的我有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没有被那些巅峰，以及巅峰上的大师们吓倒?那是因为，有天山庞大的基座做靠山，有博格达冷峭的剑锋做标高，无论体系的伟大、理论的伟大、财富的伟大或灵魂的伟大，都降服不了我。 回顾阜康段那种内视、内敛，并不算是白白的内耗。一个思想者，需要大段大段的时间用来定位、定型，用来自我登顶。 我与天山的这个“山盟”真是山重水复。它只有等到你一一越过限制与自由、渺小与伟大、群体与个体所组成的连绵不绝的山脊、大坂、冰川时，你才能纵深地看到，自己正与它们一起构成了重重景深。  曾经的那头惊鹿，终于在山顶上，一回头，小天下。 总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文体。裁剪是我最费心思的事情。因为，写作时，我面对的新疆就是这样的包罗万象。 也许，当我挺拔到像天山顶上的松树，结晶到像天山里的矿石，具有冰川冲破冬天那样的肺活量，具有内陆河浇灌了绿洲之后就消失了自我的道德……或许，我能够有一部区别于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那样的作品，就叫它《博格达的雪》? 那要等待它能够像天池上千年一熟的蟠桃，否则，我不会忍心伐掉一棵天山松，造成纸张，来写下满篇废话。 站在博格达，我极目着极西的珠穆朗玛峰。 地球上所有的山脉，在生长中都遵循着“叠罗汉”的规则，层层加码。当山脉达到一定高度，山体的自重大于地壳承受力时，山体底部的岩石会碎裂，会融化。科学家根据这一基本物理常数，演算出地球上山脉的高度极限，不会超过万米。珠穆朗玛峰已近极限。我总是忧心地看待那些勇攀珠峰的人们，怕他们成为压碎珠峰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才发现，我把全世界顶峰上的思想一并搬到了我的天山，我的博格达。那些思想的重量，那熔铸而成的新的冰川，那在冰缝里的奋力攀登，还有那太多的巡视的目光，能否成为压垮博格达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鹅毛大雪中来到阜康，到中秋日离开阜康。我在阜康的日子，像一部有头有尾，但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小说，中间夹着厚厚的空白页。 在这些厚厚的空白页中，我唯一的姿态是凝望博格达，凝望在冰达坂上攀登的那个小小的自己。那，就是我的19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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