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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 / 文 一个同为华师大中文系“出品”的作家师兄，曾感慨系之：那些老师怎么笑得那么好看？ “那些老师”，复数，当指我们上学时大名鼎鼎的先生们。先生不分性别，在约定俗成的称呼中，仿佛是一种高于老师的尊称。当然也不一定，有时也混称，常常是需凭感觉把握。 “那些老师”，具体的可能是指老系主任现代作家许杰，五四作家“四公子”（女）之一，后来的《诗经》专家程俊英，那时在任的系主任徐中玉；还有施蛰存、钱谷融、王智量等，个个风神洒脱，笑容粲然。作为学生领会到的“现象级”的“教授笑”，这可能是一组笑的群像，也是美的群像。不知因为什么，当大家由衷称赞这种或许由精神带来的美丽，我想到的却是他们生命中战胜的劫难。 其中徐先生的笑是慢慢感受到的。那样像茶叶一样慢慢舒展开来的笑，也像水下的鱼儿将要浮出水面的情形，浮现在他清澈的眼睛里，浮现在眉间眼角，甚至浮现在他似卷非卷的华发上，使得整个人都生动起来了，人所谓“春风桃李”的“勃勃生气”。这样的笑，也意味着是从生命的深层，深沉地生发出来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我第一次见徐先生，是在1980年夏天。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新生欢迎会上，他是“老”教授，是复出的系主任，我作为一个新生，他当然看不见。但我看见他了，看见他们了，就像进了校门，一下子看见了巍峨的图书馆，既敬又畏。 三年后，是哪个老师传的口信，让我去一次徐先生家；随之递过来的是一张小纸条，上面除了写一个地址，没写什么其他有效信息。我在当天的下午课后，揣着小纸条，心跳加快地敲响了那扇油漆剥落的门……门“吱呀”打开，迎接我的就是徐先生的笑容。我并未让这个笑容，引发我的笑容，一个从没开过眼的应届本科小女生，在知名教授面前，自然感受到的是紧张与压迫感，像阳光被反射到眼睛里，导致不知所措的刺激与慌乱。 有一杯茶是先生递来的，还是家人递来的，我不清楚，也不敢喝。就是打开笔记本，做聆听状；只见先生摆手，他说就是想了解一下我的学业兴趣，对我写新诗，对我的学年论文等，他似乎都有所了解。那时我作为尚未毕业的学生，无知幼稚，蜻蜓点水般没有计划地学习，各门功课平均使力，就像在中学时一样，只求考试分数名列前茅，便是阿弥陀佛了。哪有专业和方向可言？ 人又懵懂，完全没有夸大或吹牛的本领，所以老实承认有很多专业的门，自己没有力量推门进去，更没有涵泳、研究与琢磨的能力，倒常觉得力量耗尽了，却连门里的究竟都没看个大概，只是隐隐感觉到自己的面前，有个巨大到不知有多巨大的存在——那仿佛现在大家说的黑洞。 临了，记得他殷殷叮嘱要我多读书，同时创作也不要放下，读与写要齐头并进；又给我写了一个纸条，同样是一个地址，师大一村某小楼，再看地址后有个名字：许杰。 徐先生让我去访问许先生，并介绍说许先生是他的先生，言下之意是认可我这个学生吗？但我真不敢这么想。他要我写篇访问许杰先生的文章，写成后交他，再由他交校报发表。后来我的学习文章，经他的手编发有大小多篇，包括在《文学评论》上头条刊发的毕业论文等，他读了之后再交《当代文艺理论》和一些选集转发。 四年后，我留校执教。就在拍毕业大合影文史楼前的草坪上，突然被班主任宋耀良老师叫走了，集体照片上因此少了我，但在写作教研室里，却多了我的桌椅。那天是最后一次评审，我面对的还是徐先生的笑容，他宣布了我由学生身份（一个本科生）转任了中文系教师，也许有些条条框框，在我还没感觉到的时候，就被他的“笑容”突破了。 他也一直在关注着很多学生。一直到我毕业留校后，看到他在忙于各种事务时，总想他哪有剩余时间来阅读和写作？却总也没有问，因为这样的问题也是浪费他的时间，我在自己的心里替他回答，如果他有时间回答，当然会回答：一会儿，就一会儿。是的，他的一会儿，对他人已经足够久了。而他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常常对边上的人如此抱歉着。  1999年，我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调入《解放日报》做编辑，学校挽留过，谈了一次话，我就把手续办了。这期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和坚持让我留校的徐先生说明一下……但又惭愧又怕他，所以犹豫着，终于，竟然，始终也没有勇气当面和先生直说。就这么悄悄告别了，以后在各种场合再见到先生的笑，更是张不了嘴说我自己，怕让他操心。 但我也没让他少操心。比如我儿子的生日问题。我生完孩子上班后，带到系里。他当时已退居二线，那时现任的系主任是齐森华老师。 在办公室里，徐先生问孩子具体的出生时辰，说我们以北京时间晚十二点以前，算孩子的生日为大年初一是不对的，晚上十一点三刻应是子时，既是农历，就应该算第二天的开始了，也就是算大年初二生日才对。然后他突然一笑，说巧了，这孩子竟和他一样的生日和属相，又说大年初一生大年初二生……徐先生话还没说完，齐老师立刻抱起小儿，说按“过百岁”俗，求个福寿吧，他抱娃上了华师大校园里的一座座桥。某老师说这叫沾福，徐先生颌首。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多年后，才听说徐先生给过某某人等写信，向领导推荐我，说了一堆好话；当文艺部原主任沈扬老师，把徐先生的亲笔复印给我时，我才知道竟有此事，直呼惭愧——徐先生从没有露过一丝口风，哪怕是暗示，都没有一个字。那份复印件，被我珍藏到如今，不用看，每每只要想到，就有些眼湿。 就在我这个新编辑还有些晕头转向时，徐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常有电话来和我聊天，在钱先生一头，我觉得正常，他常与人聊天。而在徐先生一头，我觉得不正常，他很少与人聊天。打电话就是说事，说写了一点什么啥的，也听不出问长问短的意思，说完“啪”的一下挂了。“嘟嘟”的声音在我的耳际可以回响很久……但电话的频次多于平常，我心里嘀咕，这还是关心或者说操心吧？ 钱先生和我说到徐先生时，有时像是提醒，也像是告知：有事吧？有事找徐先生去，他擅事功。当有人赞叹徐钱俩先生一为儒家一为道家，作风分别那么大，不用说明，听者皆会心；那俩先生听说皆含笑默认，亦以为然也。  有一次在新雅的文化名流雅聚，徐先生又叫上了我。从师大二村他们家出发，我坐他俩的特派小车（邀请方接车）随行，那次竟是徐先生话多，说家乡，说风物，说当年，不知怎么就说了“江阴强盗无锡贼”这句民谚，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江阴人性子刚烈，而无锡人比较圆滑。两地人，民风大相径庭，还详细说明了他是江阴的嫡传。真的，真有这样的讲究，他说。 那次聚会中，黄裳和何满子先生，我都是初见。他们却一再左右打量我，两人互相用眼神示意，然后几乎是同时肯定，你一定是徐先生的女儿，长得哪里哪里都像……我并不敢高攀，转头去看徐先生是怎么表态的。他就根本不表态，只是慈爱地笑着，给大家布菜。他笑得那么平静，平静的，像在说，笑能把一切告诉你们。后来我才明白，黄何二位大佬，问得一点不糊涂，甚至可以说问得聪明极了。 因为这个场子，两位老先生就是为我约稿而设的，我当时不仅没有人脉和经验，还有一样多余的东西——年轻，可这满桌都是文坛耆宿。如徐先生向我介绍某人时说的那样：都是《申报》时期的老作者了。或许，世间的某些人会让人吃惊。而徐先生就是其中一个，能让我吃惊的仁者、长者。 笑真能把一切告诉我们吗？那笑，又该如何形容？我到底想说什么？跟写诗一样，心里想的落不到纸上，就那么一点儿距离,但总是受到时间的修改，如把朦胧的具像化，那最好的部分可能就失去了。我想说的是诗吗？也许是的。我想说的是“教授笑”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有可言而不可为者，有可为而不可言者”。此为圣人言，可为凡人的我，真就不言了。 因为骨折手术，我前前后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目前仍在住院康复中。6月24 日晚9点，病房已经熄灯，窗外的古北小区灯火璀璨。整个夜空的空白全部留给了我，我靠窗，觉出云在思维里浮动，风在思维里浮动；又觉得什么都没想，病床也在浮动；一夜无眠，翻来覆去，凌晨三点多坐起，到4点多，同室的病友说，你怎么起得那么早？我答：根本没睡。然后就收到了徐先生驾鹤仙去的消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写此小文以纪念恩师。 （另：作者徐芳曾撰文《徐中玉：人生的健行者》刊于2017年1月6日的《解放日报》。）  人物小传 徐中玉，1915年-2019年，江苏江阴人。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主编并开创《大学语文》教材和课程。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美国印象》、《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2013年，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4卷700万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徐 芳 主编：周玉娴 | 编辑：袁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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