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北京大学
本文为2018年10月10日演讲实录
总第 489 篇教授文
人说父爱如山，我的父亲孙子明对我们兄妹的爱如大海，广袤无垠。
父亲是不平凡的：他是12 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纵横驰骋战场、辗转大江南北，扛过枪、负过伤、立过功；和平年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鞠躬尽瘁。
出生入死
作战英勇
父亲1926 年出生在山西省祁县。1937 年秋读高小才3 个月时，因日寇入侵、学校停学，随家人逃难。1938 年冬，他到共产党人创建的晋东南民族革命中学读书并由此参加革命。
父亲是一位作战英勇的军人。父亲跟随所在部队参加过“百团大战”和敌后“反扫荡”等多次战斗。父亲的老战友朱钦孔叔叔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听老首长李杰全说过：‘在一次部队与日军相遇的战斗中，孙子明英勇顽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不幸头部负伤，战后被记大功。’”
另据《晋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实录》一书记载，父亲在太岳陆中当学员时，由于敌后环境的严酷性，大部分学习生活是在战斗和生产中度过的。1943 年秋季在粉碎日寇“铁壁合围”的一次战斗中，太岳陆中师生就牺牲了10 余人。
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属陈赓兵团，参加过鏖战中原、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在战友的回忆录中记载：“他是1938 年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作战勇敢顽强，屡建战功，从不居功自满。”战友回忆：“你父亲在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屡建战功，曾多次负伤，多次与死神打交道，在部队被誉为‘军政双全’老功臣。他是一位有战功的‘三八式’老干部，忠诚的共产党人。”
全国解放时，年仅23 岁的父亲已是营级军官。父亲很坦然，他说：“想想牺牲的战友们，我能活下来就已经很满足了。”
侄女小时候刚认识几个字，一天看到爷爷拿回来的报纸上写着“孙局长”，于是就问她爸爸：“孙局长是谁？”她爸爸说：“爷爷呀。”侄女不解地再问：“爷爷不是看大门的吗？”不只是侄女，从小到大，在我们兄妹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没有“官样子”的普通干部。父亲在地区铁厂当党委书记时，为犒劳过年时坚守岗位的职工，他把妈妈和我接到郊区的厂里，亲自为留厂的几十位工人做刀削面，太累了以致削掉了小拇指上的一块肉。
父亲住进医院之前，照顾他的朱哥经常推着他在小区散步。也是当兵出身的朱哥很自豪，经常跟别人说父亲是“小八路”，所以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朱哥照顾的是一位“老革命”。为此，老爷子没少批评他，让他别“乱吹嘘”。去年“十一”回家，朱哥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小妹，‘9·3’阅兵之后，我问老爷子，你是不是老革命？老爷子点头了。”
父亲不善言谈，更不愿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但却风趣幽默。有一次我们问他胸部贯穿伤的经历，他说，当时抬到野战医院后，医生要把背部被子弹打花的肉给挖下来，防止发生创伤性感染。旅首长亲自到医院询问：“这个小鬼怎么样了？”医生说： “恐怕不行了，清理伤口时，没有麻药，只能硬挖，但他却一声都没吭。”父亲说：“其实我当时疼痛无比，但有我的战士在场，我要是叫唤，那不显得我太怂了！再说我那时还没认识你妈，还没有你们，我不能死啊。”
我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当兵出身的父母并没有因此对我娇惯和溺爱。从小家教很严，许多方面甚至都是“军事化”管理。例如午饭以后，父亲会命令我们躺在三个小床上的三兄妹：“把头朝向墙壁，不准说话，赶紧睡觉。”
我小时候兴趣广泛、爱好很多，看到别人拉小提琴有“范儿”，就让父亲给我买。哥哥说我“做事三分钟的热度”，让父亲别买。可父亲出差去外地，看到一把60 元钱的小提琴，借钱给我买回来了。那时许多家庭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只有三四十元。
两个哥哥小时候都曾得过很重的病。为抢救大哥，妈妈和爸爸往返于医院轮流照看儿子，七天七夜没合眼，终于将几次被下达“病危通知”的大哥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二哥患骨髓炎，人说得此病“十人九瘫”。父亲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儿子的病治好。”经多方打听，最后在汨罗找到一位专治此病的专家，妈妈请假陪二哥治病，在平江“五七”干校的父亲只要有点时间就赶往汨罗看望。有一次，父亲连夜走了60 多里路赶到医院。看着眉毛和胡子都沾满了晨霜的父亲，妈妈惊呆了。后来听人说，父亲通过的那片山林时常有野兽出没。经过治疗和爸爸妈妈的精心护理，二哥的腿病痊愈，考上了大学。时隔40多年，每当我想起妈妈当年说过的这些场景，看看这会躺在病床上连翻身都不能自理的父亲，愈发感到父母之爱的无私和伟大。
父亲是一个意志极其坚强的人。抗日战争中，他头部负伤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如果睡觉了，我们走路就要蹑手蹑脚，因为一点响动就会吵醒他，由此可能一晚上都不能寐。长期以来，好的情况下，他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不好的情况就是彻夜不眠。但第二天起来，即使眼睛里充满血丝，他也是该工作就工作，一刻也闲不住。
前年4 月下旬，父亲突发中风住进重症室抢救，我们赶回岳阳后，医生告知，老人可能就这样从浅度昏迷进入中度昏迷，最后进入重度昏迷而死亡。然而，20 多天以后，父亲硬挺了过来。从重症室回到病房以后，他背部的几个压疮都有碗口那么大，医生说，对于四五十岁的病人来说，如此大的压疮都不大可能好，何况一个年近90 岁的老人。没想到，经过四五个月治疗，压疮竟全部愈合。照顾父亲的付姐说，每次换药我们看着都心痛，但老爷子一声不吭。我问他，你痛吗？痛就喊出来吧。父亲那时还能说话，他说：“当然痛了，但喊又有什么用。”大哥说，每次换药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也亲眼见过几次治疗褥疮的过程：护士用医药钳夹着蘸了双氧水的药棉在伤口里来回清洗，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哼都不哼一声，那些伤口就像不是长在他身上一样。
父亲又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小时候常听妈妈说：“你爸爸出差在外一天都不愿多待，开完会就往家跑。”爸爸总怕妈妈太孤单寂寞，下班就回家，或帮着做饭，或陪妈妈散步、玩牌，为妈妈量血压，敦促妈妈吃药。也许是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生存能力，父亲的手很巧，从织毛衣到编草鞋，从做拖把到做削水果皮的小刮刀，没有他搞不定的生活难题。在母亲50 岁那一年，父亲因为身体状况，也因为想陪伴和照顾患病多年的妈妈，57 岁的他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前离休。终于被批准离休一个月之后，母亲突发脑溢血病逝。30 多年过去了，我脑海中，父亲当时在他日记本上留下的“我真恨不得跟汝兰一同走了算了”的啼血哀鸣和一夜之间双鬓全白、悲痛欲绝的情形，仍是那样地清晰。
父亲从戎马生涯到如今躺在病床上与病魔顽强抗争，走过了近90 年的艰辛历程。他永远是一名战士，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充满血性，英勇不屈。父亲那大写的一生真是有太多东西值得我去写——无奈父亲之前跟我们说得太少。但父亲真的需要被书写吗？也许根本不需要！他的亲人、他的战友、他的同事、见过父亲的我的一些朋友，说起父亲，都是由衷地尊敬！父亲本身就是一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