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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593年 (明万历二十一年朝鲜宣祖二十六年日本文禄二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双方在朝鲜王京（今首尔）以北的碧蹄馆，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史称“碧蹄馆之役”。此次战役的规模，较之此前的平壤、此后的晋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战均有未逮，却由于其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成为中、日、韩三国史学家长久争论的话题。 ▲图片来自网络。 1593年初，继平壤战役大败小西行长之后，明朝的近四万援朝部队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挥下大举南下，日军各地守军望风而走，凤山的大友义统，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纷纷向南撤退，明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内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开城）五道（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镜）的大部分地区重回明、朝一方的掌控之中。 而正于此时爆发的碧蹄馆之役，却使明军一泻千里的攻势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开城，开始倾向于和谈，而日军则借此赢得喘息时间，重新收缩集结兵力，确保了对朝鲜南方的控制。 关于此战，中、日、韩三国都有许多记载。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方史籍有明朝援朝经略宋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随军将领钱世桢所著《征东实纪》、兵部职方主事茅瑞征所著《万历三大征考》，以及明朝史档《明史》、《明神宗实录》。近代研究则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东征考》、李光涛先生所著之《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关系史》等。朝方的记载，有当时官居李朝领议政兼都体察使（相当于首相）的柳成龙所著《惩毖录》、朝鲜史档《李朝宣祖敬昭实录》，以及申炅《再造藩邦志》、赵庆南《乱中杂录》等裨史。日方资料，则有日本陆军旧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役》、中野等著《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北岛万次著《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等。 但就是这些来自三国各自的权威资料，对这同一场战役的记述却分歧极大，屡屡出现互相矛盾，彼此抵触的问题，也令后世的学习者们困惑不已。笔者不才，愿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试对三国史料进行一下分析总结，希望能求同存异，达到稍稍理清这一段历史的目的。 战前筹计： 时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于平壤大败，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军如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开始向开城撤退集结。十六日，担负监军的大谷吉继赶赴开城，亲自劝说准备在此与明军决战的西国老将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军放弃开城，各部相继南下，二十二日进入王京（《日本战史朝鲜役》）。 二十日，明军先锋李如柏、李宁所部进入被日军放弃的开城。二十三日，李如松率明军主力到达[2]，开始救济灾民，安定人心。据朝鲜元帅金命元的奏章：“见本府士民饥馑，发银一百两、米一百石，命张世爵俵散赈救……”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明军也只能从牙缝里挤出这些了，自入朝以来，李氏朝廷所供应的粮草就一直时断时续，混乱的时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职守，令明军的后勤供应频频中断，《宣祖实录》即录有同年二月大臣李德馨弹劾将领金应瑞的奏章：“启：金应瑞尽率其军输送粮料事已受分付，而今无一石之到，诸将之不用命至于此，极极为痛愤……”。又，“上曰：粮饷措置几何？德馨曰：千里军粮，势必匮乏，而朝廷不为料理，使粮草不继……” 重镇平壤一战即告失守，这消息震惊了所有在朝日军。坐镇王京的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紧急会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军监三奉行和南撤的诸将领召开军议，商讨迎战事宜。 ▲宇喜多秀家，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与会日军将领分成笼城和出击两种意见，石田等三奉行主张笼城据守，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将则坚决要求出城决战，最后出于城内军粮不多，难以长期坚守的考虑[3]，出击派的意见在军议中占了上风（北岛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而西国猛将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三千士兵足以匹敌他家一万（立花家の３千は他家の１萬に匹敵する）”的赞誉，被委派出任先阵（天野源右卫门《立花朝鲜记》）。 ▲立花宗茂画像，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此时集结在王京的日军共计五万余人，编成三部准备出击迎战明军。 前军由小早川隆景率领，编内有： 先阵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宗茂之弟）三千人 二阵小早川隆景八千人 三阵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五千人 四阵吉川广家四千人 后军由宇喜多秀家率领，编内有： 先阵黑田长政五千人 二阵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五千人 三阵加藤光泰、前野长康三千人 四阵宇喜多秀家八千人 后备队则由小西行长、大友义统的万余败兵组成，驻守王京。 （《日本战史朝鲜役》） ▲小早川隆景画像，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入朝明军兵力为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平壤之战时伤亡二千二百八十八名，可用之兵尚有约三万六千余人，但“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4] 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以下，以副总兵都督佥事杨元统领中军，麾下有：参将杨绍先率领宁前等营马兵三百三十九名，标下都司王承恩领蓟镇马兵五百名，辽镇游击葛逢夏领先锋右营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游击梁心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大同副总兵任自强并游击高异、高策共领马兵五千名，标下游击戚金领车兵一千名，共一万零六百三十九名。 副总兵都督佥事李如柏统领左军，属下包括：副将李宁、游击张应种领辽东正兵、亲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游击章接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参将李如梅领义州等营军丁八百四十三名，参将李芳春领马兵一千名，参将骆尚志领南兵六百名，蓟镇都司方时辉领马兵一千名，蓟镇都司王问领车兵一千名，宣府游击周弘谟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共一万零六百三十二名。 ▲李如松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副总兵都指挥使张世爵统领右军，下辖本官并游击刘崇正领辽阳营并开原参将营马军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副总兵祖承训领海州等处马军七百名，原副总兵孙守廉领沈阳等处马军七百零二名，原加衔副总兵查大受领宽佃等处马军五百九十名，蓟镇参将吴惟忠领南兵三千名，标下都司钱世祯领蓟镇马兵一千名，真定游击赵文明领马兵两千一百名，大同游击谷燧领马兵一千名，共一万零六百二十六名。 （《经略复国要编》）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条消息：“倭贼已退，京畿（王京）已空”[5]。为证实此消息的准确性，李如松当日即遣副总兵查大受率所部五百余骑，以朝鲜防御使高彦伯为向导，南下探查王京虚实。 二十五日晨，当查大受部的前哨到达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时，突然遭遇一小股日军。据日方记载，这是日军将领加藤光泰和前野长康率领巡查王京周边的物见队，由四十骑武士和一些足轻从者组成，共约一百五十兵力。双方在短促交手之后，数量占劣势的日军被斩首百余级，余部逃回王京报告（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另，《日本战史朝鲜役》称日军损失为六十余人。 关于这场战斗，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关系史》中记为：“查大受军队在二十七日于高阳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相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明军斩首六百余级，日军败退（《中日关系史》第四章第五节明日战争）。”附注中注明此资料援引自《宣祖实录》第三十五、三十六卷。 两相对照之下，发现中日双方的记载不仅战果上有很大差异，日期也差了两天。笔者查阅日方诸史料，无论《日本战史朝鲜役》、北岛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等，对加藤光泰败战的日期记载都确定为日历二十四日（即明历二十五日），这些日史著作同时出现如此误记的几率很小，那么，《中日关系史》中会不会记错呢？ 笔者根据注释线索，翻阅《宣祖实录》第三十五、三十六卷，查得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和领议政柳成龙、右议政俞泓关于此战的奏章。 金命元报称：“（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众而来……” 柳成龙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晓，查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 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领兵发，行闻查副总、高彦伯同往体探，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则贼众无数出来……” 笔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报中都没有提及对方头目的姓名，却都提到在明军在刚结束战斗之后，就遭遇了日军大队人马，柳成龙更认为这数百人是日军引明军上钩的诱敌之计，如果这真是加藤光泰巡逻队的话，日军大队人马随后倾巢而出紧跟其后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金、柳、俞奏报中所提及的这支日军，并非加藤巡逻队，而是后文中将要提到的立花宗茂前队十时连久所部，加藤光泰这支百人小队的遭遇在朝鲜三重臣的奏报中并没有提及，《中日关系史》很可能误解了《宣祖实录》中的原档，把这两场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战斗混为一谈了。 注： [1]为避免时间混乱，所有日期均折算成明农历。 [2]《宣祖实录》：“左议政尹斗寿驰：初更，左营将李如柏、总兵李宁差官二十一日朝发自临津来言，李二爷先于二十日进于开城府……” 《宣祖实录》：“京畿巡察使权征启曰提督大军本月二十三日到开城府。” [3]据石田等三奉行、长束正家、加藤光泰、前野长康连署注进状《金井文书》，日军当时军粮只有一万四千石，只够两月之用。 [4]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之《报石司马书》：“……杨应龙五千停止，刘铤五千未到，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议留防虏，至有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 《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我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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