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系省、封桩与无额上供钱物述略

昵称14979747 2019-07-15

展开全文

二、封桩和不封桩钱物

　　北宋初，宋太祖一度“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后改名景福内库。(80)南宋时，“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81)但这与各地的封桩钱物不是一回事。

　　正如陈傅良所说：“朝廷初无封桩起发之制”，“其它杂敛皆起熙宁，则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令封桩，迄今为额”。(82)此说也不尽然。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出内藏库绢一百万，下河北都转运司，权易大名府路安抚司封桩钱，市籴军储”，(83)可知大名府路安抚司有储备钱，名封桩钱。宋神宗即位之初，三司奏：“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务封桩。分给三路，以备军须。”得到批准。(84)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事。封桩，按其词义，大致就是封存储备以待用之意。封桩钱物与系省钱物的差别，是前者没有宋廷批准，地方官不得擅自支用。

　　《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说，自王安石变法后，“谓宰相当主财计，遂与三司分权。凡税赋、常贡、征榷之利，方归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财，悉归朝廷，其立法与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禁军阙额、地利之资，皆号朝廷封桩”。又说：“盗贼、军器、河渠、保甲、封桩钱谷之类，悉归提刑，而转运所总，唯财赋、纲运之责而已。”(85)

　　从今存史料看来，大规模地在地方设置封桩钱物，应是始于宋神宗时。熙宁十年(1077)，宋神宗“诏应废监系省钱，诸路提刑司、府界提点司并封桩，中书拘辖”。(86)元丰元年，又“诏三司，应系省及上供年额钱所买铜、铅、锡，其所卖本钱令三司移用外，余并依条封桩”。(87)元丰二年，“诏解池盐岁以二百四十二万缗为额。自明年始，其岁增钱十二万缗，半令三司封桩，半与陕西转运司移用。”(88)则是三司同样有封桩钱物。本文开头就说有“诸司诸色封桩、不封桩钱”，可知掌管封桩和不封桩钱者，决非一个机构。

　　司农寺当时事实上成了第二财政部，所掌管的封桩钱物数额巨大。元丰三年，宋神宗诏：“两浙路减罢耆、户长、壮丁、坊正并拨还支酬衙前度牒等钱百二十余万缗，其变市金帛，输司农寺封桩。”(89)司农寺的财政职能在元丰改制后，改隶户部右曹。

　　但另有所谓“朝廷封桩”，则大多来自调拨司农寺和户部右曹钱物，设元丰库。(90)元祐三年，三省奏：“朝廷封桩钱物，系备边、河防及缓急支用，元在榷货务收。乞将旧司农寺充库。”宋哲宗“诏名元丰库，别差监官”。(91)这又是在原元丰库之外，增加新库。

　　至于路一级机构管理封桩钱物，也并非只有提点刑狱一司，提举常平司也有此职能。熙宁七年，宋神宗诏：“户绝庄产委开封府界提点及诸路提点刑狱司提辖，限两月，召人充佃，及诸色人实封投状承买，逐司季具所卖关提举司封桩。听司农寺移用，增助诸路常平本钱。”(92)为了推行市易法，命令司农寺“岁入百万缗，于市易务封桩”。(93)元丰二年，宋神宗又规定“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司封桩粮斛，并兑换与河北籴便司，更不计置”。(94)由此可知，掌管封桩钱物者，其实也是政出多门。元丰七年，宋神宗令提举茶场，“旧封桩及见在钱，并令交割与陕西逐路常平司封桩”。(95)宋徽宗“令京西路提点刑狱及提举常平司每岁封桩，以应诸陵及会圣官支用”，“所给钱十万缗”。(96)

　　转运司事实上也有封桩钱物。熙宁四年，宋神宗“诏发运司六路及京东转运司封桩茶本租税钱，易金、银、绵、绢上京”。(97)熙宁七年，宋神宗“借内藏库钱百万缗，付河北转运司封桩”。(98)这无非是在将中央的贮钱转存于地方。元丰四年，按宋神宗旨，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司的“籴买钱”，“许权借转运司封桩钱”。(99)元丰六年，陕西转运司建议：“郊赏，望于本路所管封桩钱并铜钱监本钱内支见钱二十万缗”，但未获批准。(100)

　　路一级的安抚司也同样有封桩钱物。熙宁三年，宋神宗诏：“来年合赐夏国银绢，令宣抚司相度，分与四路安抚司阙用处封桩。”(101)元丰二年，宋神宗诏：“北京、澶、定州封桩粮六百七十余万石，草千七百余万束，今后如与转运司兑换，即对见在数交割。仍委安抚司专领之。”(102)

　　一般说来，封桩钱物是由路一级机构掌管，但具体的封桩地点，则自然是州府。熙宁七年，宋神宗“诏赐提举河北常平仓司卫州封桩粮四万九千余石，贷共城、获嘉、汲三县中等阙仓[食]户”，(103)可知卫州有提举常平司的封桩粮。翌年，宋神宗“诏北京、澶、定州封桩粮草，令三司月具已有、见阙数以闻”。(104)此三州府的“封桩粮草”应属三司财政系统，一般说来，应归转运司管辖，但从前引记载看，似属“安抚司专领”。故元丰五年，宋神宗诏：“河北都转运司借支澶州封桩军粮五万石，特除之。自今河北三州封桩军粮，如敢请借支者，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05)元丰七年，宋神宗诏：“常平、免役、场务钱谷剩数，提举常平司立限，移于帅臣所在及边要州封桩。”(106)这是提举常平司的封桩钱物在各“边要州封桩”的实例。

　　在封桩钱物中，有一项特殊的窠名，就是“封桩阙额”，有“封桩禁军阙额钱”、“封桩禁军阙额钱谷”、“封桩禁军阙额请受”和“封桩禁军阙额钱帛”等名称。(107)宋神宗元丰改官制后，枢密院下属教阅房，即掌管“封桩阙额请给”。(108)此外，还设有《封桩禁军阙额请受法》。(109)封桩禁军阙额钱大致创设于宋神宗时，史称“熙宁以来，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及内外封桩禁军阙额奉给等”。(110)这是王安石变法以来，大量裁并禁军，又将被裁并者的军俸予以封桩以备用的结果。最早在熙宁十年二月，宋神宗诏：“中外禁军已有定额，三司及诸路计置请受，岁有常数，其间偶有阙额，未招拣人充填者，其请受并令封桩，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数申枢密院。”(111)宋人将此诏作为开端，“禁军阙额请给，始自熙宁十年为头封桩”。(112)实际上，按范学辉考证，王安石用保甲部份取代募兵的设想，提出“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可追溯到熙宁三年三月。(113)这与前述“始自熙宁十年为头”并不矛盾。故《朱子语类》卷128说：“只是介甫(笔者注：王安石)后来又甚。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谓之封桩阙额禁军钱，系提刑司管。”(114)当宋神宗发布此诏时，王安石已于上一年罢相，但此项窠名也确与王安石大量裁并禁军有关。

　　元丰元年，枢密院承旨司依三司建议：“在京禁军阙额封桩请受，内钱、绢特免，其斛斗惟米可存留，自余衣赐等物并属三司应副，及小麦已无剩数，欲乞特免。勘会府界军士衣粮等，自当依外处例封桩。其小麦如阙，即令三司以细色粮充”，得到宋神宗批准。(115)这表明即使是在京禁军也同样有“阙额封桩请受”。

　　宋徽宗时，张舜民说：“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后因封桩禁军阙额钱粮，朝廷唯务封桩数多，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一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它州军即可知矣。”(116)可知许多府州军都存有“封桩禁军阙额钱粮”。

　　南宋绍兴初，福建路转运使朱宗上奏：“本路军政败坏，主将、兵官唯务姑息，坐费廪食。欲今后禁军有阙，权住招填，其阙额钱米，别库桩管，不得他用，以备缓急支费。”得到批准。(117)但当时的情况是禁军已沦为与厢军差不多杂役兵，故“封桩禁军阙额”，已与北宋有别。然而此项窠名却一直延续下去，绍兴末年，时“诸路州军阙额请给封桩，每季起纲，纳左藏库，具数申枢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轮都、副承旨点检”。因户部“得旨”“拘催”，户部侍郎钱端礼建请：“自今令提刑司于逐州各选职官一员，专行主管，拘籍别库桩纳，月具阙额军分人数请给则例，并桩到钱物数，申提刑司。从本司检察类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帐，供申枢密院并户部，参照稽考。如所委官隐漏失实，并依无额上供法科罪。”得到批准。(118)又“令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宪、[漕]二司，取禁军阙额系省钱，益除戎器”。(119)当时禁军属各州军管辖，这与时为正规军的屯驻大兵不同。大致到宋孝宗时，又扩大到厢军，称“封桩厢、禁军阙额请给”。(120)宋宁宗嘉定时，“移潭、衡州禁军阙额衣粮，以召募土丁，省冗员”。(121)

　　宋朝特别制订“封桩钱物法”，(122)强调擅支的禁令。元丰六年三月，宋神宗“诏解盐司钱引，非朝旨擅支借者，以擅用封桩钱法论，从制置司请也”。(123)元丰七年十一月，宋神宗“诏太原府封桩二十将器甲、什物，未有官专提举，致经略司时有假借出入，宜差提点刑狱官提举。即非奉朝命支借者，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24)元祐元年，户部建言：“籴买粮斛，除陕西、河东、河北依旧例外，余路欲乞转运司遇阙少年额，听于提刑司依常平钱元价兑籴，仍先桩拨价钱。不桩钱而辄支用，依擅支封桩钱物法。”(125)建炎二年八月诏：“行在左藏库湫隘，目今纲运令户部于江宁、平江府置库桩管，逐府通判监视，宪臣检点。擅用者依支封桩法，加等科罪。”(126)“准敕：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127)

　　南宋中期《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记载了封桩钱物的详细法规，其中有《朝廷封桩钱物帐》(128)的格式如下：

　　某路某司(应有朝廷封桩钱物处，并用此式)

　　今具某年某季终某色窠名朝廷封桩钱物名件如后：

　　一、元准某年月日朝旨云云。(其元许封桩名目事因并续降朝旨之类。)

　　钱若干：前帐见在若干。今帐收若干，(无，即不开，余并依此。)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支降到，作某支用，系某人管押到。如有未到数目，即声说未到数目因依。若干系某处拨还到，元依是何年月日指挥，借支若干已还外，未还若干，有无拨还日限。若干何(系)收窠名钱数，仍开具有无未拘收数目因依。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借竞到某路某官司窠名钱数，有无未拨到数目。余有合收钱，依前开。

　　谷若干：前帐见在若干。今帐收若干，系籴买等兑买到别司物数，合开逐色数目，其籴价已在支项内声说。

　　余物依前开。

　　钱若干：正支，若干系某年月日朝旨，支拨与某处，作某支用，系某人管押前去，关到某处收附，于某年、季某色帐收附讫。如收附未到，次帐立项声说。若干收籴、兑籴到别司谷，各开说籴到数目，逐色价例。若干收买到物色名件，逐色价钱，已、未买数。余有合支钱，依前开。

　　借支，前帐借支未还到数目，若干依某年月日朝旨，都借若干与某处，作某支用，有无拨还日限，还外，有若干未还。(余依此。)今帐借支，若干依某年月日朝旨，借与某处，作某支用，某年月日某人取拨前去，有无拨还日限。(余依此。)

　　余物依前开。

　　一、实管见在：

　　钱若干，若干在某州某库桩管。(余依此。)

　　余物依前开。

　　某州依前项开。

　　余州依此。

　　右件状如前，所供前项封桩钱物数目并是诣实。如有隐漏增减不实，应干官吏甘俟朝典。谨具申尚书省。谨状。

　　年月日依常式。

　　此外，又另设《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帐》、《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审考帐册》、《仓库封桩提点刑狱钱物都历》、《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旁》和《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关状》等5份格式，(129)可知封桩禁军阙额请给与朝廷封桩钱物还是两项不同的窠名，前一项由提点刑狱司专管，后一项则由“某路某司”主管。由于以上5份封桩禁军阙额请给文件数字过多，今抄录最后一份文件格式如下：

　　某处某军额第几指挥(将下仍具系某路第几指挥。)

　　今具本指挥某年某月分额内见阙兵员若干，封桩料钱(或月粮、春冬衣赐。)

　　开将校、节级的实职名，长行逐等人数所请则例，以上计封桩钱(或某色谷、帛。)若干，(关本仓库者，止具所主物数，提点刑狱司状全开。)逐色下批注仓库界分。若系别州寄桩，即具述合某处寄桩，乞申牒取索收附。

　　右状件如前，谨具申闻。谨状。

　　年月日依常式。仍准旁、帮书勘审。关仓库者，审计院随旁封付；申提点刑狱司者，送将司、兵马司会类，所辖共若干指挥，计阙若干人，都封桩到请给名数缴送。

　　此件表明，“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分散于各州，既有“别州寄桩”“别州般到”，也可“应副别州”。(130)其中包括“将下”，即是实行将兵法后的所谓系将禁军，由各将的“将司”“会类”。至于所谓不系将禁军，即由“兵马司”“会类”。兵马司为各地兵马钤辖司、兵马都监司、兵马监押司等之简称，它们统管不系将禁军。《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审考帐册》规定马、步军各指挥(一指挥一般额定400或500人)的封桩禁军阙额请给的清单如下：

　　某指挥额管若干人，将校若干，开具逐色职名人数、合请则例。(谓每钱粮，月，逐季衣赐、赏给、朔服之类。如未系并请衣赏等季分，则不具。以后逐项将校、兵级，将兵准此。)兵级若干人，开逐色人数、合请则例。某月分阙若干人，将校若干，开逐色职名人数。兵级若干人，开逐色人数。计合封桩钱若干，物各开逐色若干。某月分阙若干人，某月分阙若干人。以上两月各依前开具。

　　注中的“将兵”是指系将禁军，表明是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通用者。必须指出，宋军的腐败情况严重。其中之一就是“诡名虚券”。(131)“禁军逃亡”，“军校则利其每月粮食之入，往往逃亡者并不开落”。(132)“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133)实际上即是有意保留军队的缺额，以便上下其手，将缺额的钱粮窃为己有。将领们“掩虚额以自丰”，(134)“虚籍之多”(135)成为普遍现象。故虽有“封桩禁军阙额请给”之制，而经腐败的过滤，须打一个颇大的折扣，贪腐的将校决不会如实上报禁军各指挥的“阙额请给”。

　　除封桩钱物外，还有封桩米。熙宁三年，同判司农事吕惠卿说：“今常平封桩米至五十二万石，但寄积在京仓界，惟据逐界每月具见在数申寺。”(136)南宋建炎时，宋高宗“令两浙转运司运封桩米四十万斛，赴江宁府”，以备“巡幸”。(137)岳飞赴任淮东，“奉圣旨，于湖州封桩米内支拨五千硕，应副本军起发”。(138)宋孝宗时，赵汝愚申请皇帝“特赐指挥，于沿海平江、镇江等处朝廷封桩米内，支拨和籴米十万石，付泉、福、兴化三州赈粜，内泉、福州各四万石，兴化军二万石”。(139)淮南发生旱灾，龚茂良“奏取封桩米十四万，委漕、帅振济”。(140)可知封桩米也大致起源于宋神宗时。

　　二、无额上供钱物

　　关于无额上供钱物，记载较少。据蔡幼学说：“自熙宁、元丰而始，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141)按“东南七路所收茶税钱，久来并依无额上供，应副户部支费”，“熙宁年间，岁收不下五、六十万贯，大观年，每岁约收四十余万贯”，政和元年，又由“户部郎官李仲文点检驱磨外，每岁约增收钱一十五万贯，添助户部经费”。(142)本文前引陈傅良奏：“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盐、酒、香、矾、铜、锡、斗枰、披剃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迄今为额。”《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引“止斋陈氏”，即陈傅良之说，更为具体：“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后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后有封桩，有封桩而后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说又比本文前引更详。《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又引“止斋陈氏”说：“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不入系省文帐，增收添酒钱始于此，则熙宁添酒钱也。崇宁二年(1103)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钱赡学。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钱赡学，则崇宁赡学添酒钱也。五年二月四日，罢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六分，人无额上供起发，则政和添酒钱也。”此处只是介绍了增添酒钱一顶的来历。又如崇宁五年，户部状：“近契勘江、池、饶、建州钱监，各有拖欠下未铸户部无额上供钱，万数浩瀚，虽累牒逐州、铸钱司、转运、发运司等处催促，终不见补铸起发。”(143)这应是“额外铸到钱”的窠名。

　　《玉海》卷185《食货·绍熙会计录》也说：“绍熙三年，吏部郎陈傅良奏：‘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祥符元年三月，始奏立诸道上供岁额。熙宁新法，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熙宁有令项封桩，元丰有无额上供，迄今为额。’”(144)陈傅良所述无额上供钱物窠名，共计包括坊场税钱等16项苛捐杂税，看来统计不全，前述熙宁时的茶税钱又在他所说的15项之外，但无额上供钱物应是在原有的定额上供钱物之外。

　　所谓无额上供钱物，决不是随便征收，至少不是全无定额，李椿就说破真情：“既曰无额上供，而复立额。”(145)宋朝还为此专设“无额上供法”。(146)无额上供钱物的窠名繁琐细碎，固然有不便于设立定额的情况，但更重要者，是在原有的上供钱物之外，宋廷增设新的上供钱物，为表示与前者的差别，就以无额上供钱物为名。大观三年(1109)，户部尚书吴择仁上奏说：“总诸路无额上供钱，岁百余万，名色至多，全赖检察。近诸路将应就支钱物，各指用无额上供，以其岁收不同，事目繁碎，若吏强官怠，得以侵隐。今相度欲乞本部行下泛买等，只许支拨有额钱，或不足，转运司以邻郡通支，如违，以擅支封桩钱物法施行。”(147)无额上供钱物“名色至多”，“事目繁碎”，容易被地方官吏“侵隐”，为此户部特别立法，为的是保证“岁百余万”的收入。宣和六年(1124)，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奏：“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148)按元丰五年改官制，撤销三司，陈傅良之说则无额上供钱物的创设正是当年，而宇文粹中说三司所掌，就包括“无额上供二百万”。因此就无法认为宇文粹中之说绝对可信。但当时王黼主持应奉司，名义上供宋徽宗私用，至少有相当比例是来自细琐的苛捐杂税或财政收入的“窠名”的截拨，其中就包括“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149)卢宗原任发运副使，“奉御笔，拘收东南九路经制司七色增收头子钱，桩还旧欠，无额上供、赡学、钞旁定帖钱物，充籴本”，这是作为“发运司转般籴本”，由“发运司尽数拘收”。(150)这又是将东南九路无额上供等钱物拨入经制钱的窠名。“无额上供钱”“自宣和六年为始，令转运司量州军认数依限桩发”。(151)

　　建炎元年，宋高宗“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自来年始”。(152)但在兵荒马乱、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势下，这条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宋孝宗时，李椿上奏说：“既曰无额上供，而复立额，州县官兵、诸路上司未尝计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监司者也。州督财赋于县，或立帐，或挂图，或揭贴，具县之合解色目，不复问其所自出，驱督严急。县既被督，则亦巧作名色，取之于民。”(153)例如，福州“无额上供钱岁以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八贯七百五十文省为额”，“并系通判厅收纳起发”，作为“岁贡”的一种窠名。(154)庆元府额定“无额上供钱三千九百九十贯文”。(155)

　　此外，绍兴二十五年，“时诸路上供数外，又有无额上供钱及一万贯以上，推赏有差。其后言者又乞二千贯以上，即无推赏”。(156)王之道为此上《乞罢无额上供钱减年赏札子》说，“无额上供钱增及五千贯者，守、倅减二年磨勘一事，为害不细。访闻近来所在州郡，前此无上项钱去处，守、倅利得减年之赏，往往非理划夺县道及场务常赋等钱，以充无额上供，侥冒赏典。初只缘守、倅一时幸赏，至使无额立为定额，岁岁百色诛求，侵削无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他请求宋高宗“特罢守、倅逐岁无额上供减年之赏，仍将二十三年以后创立无额上供，并行免放，不为永额，以宽民力”。(157)但皇帝当然不会听从。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只是“诏自今诸州知、通拘收无额上供钱，并俟任满日，方许陈乞推赏”。时“常州起无额钱万余缗，而有未起折帛钱九万五千余缗。江、婺州亦如其数。权户部侍郎徐林论其移易官钱以希赏，故条约之”。(158)这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蒙骗宋廷。南宋官员“趁办经、总制钱、无额上供、酒税、茶息钱”都设“赏格”。(159)“监司、知州无额上供者赏”，宋孝宗说：“祖宗时，取于民止二税而已。今有和买及经、总制等钱，又有无额上供钱，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立赏以诱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诚不忍也，可悉删去。”(160)话虽如此，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记录了不少无额上供的条法，如卷30《上供》载有各州《无额上供钱物状》的格式：

　　今具本州辖下仓库供到某年某季无额上供钱物如后：

　　旧管，钱若干，物若干，

　　今收，钱若干，某色若干，余色准此，

　　余物依钱。

　　支，(无支，亦声说)钱若干：若干兑便支用；(具事因，内支还便钱，仍具准某年月日，某处某字号公据，支过客某姓名便钱。)若干起发；(具元管押人姓名，所押钱数，附在京某库，某年月帐收。或勾收未到，亦略具见根催行遣次第。)若干团并起发；(具某年月日，差某人管押，赴某州团并。)若干截留借兑支用。(具某年月日，某处指挥，或某处直行支使事因。)余物依此。

　　见在，钱若干，余物依钱。

　　审磨依常式。

　　右件状如前，所供是实，如有隐落不实，甘俟朝典。谨具申某处。谨状。

　　年月日依常式

　　仓库每季申州，仿此。其仓库收到钱物，后来般送折会，赴别会再收者，后来收处更不作收数供申。(如酒务收到添酒钱，般送折会，赴军资库再收，只以酒务元收作数，其军资库更不作收数之类。余准此。)

　　陈傅良综述宋朝杂税，称“其他杂物，熙宁则有令项封桩，元丰则有无额上供，宣和之经制，绍兴之总制、月桩，皆至今为额，而折帛、和买之类不预焉”。(161)宋代财政收入项目或名目之专款、税目等，常称“窠名”，淳熙《三山志》卷17《岁收》中就开列“系省窠名钱”。《要录》载知临安府钱端礼奏：“望自三月以后，截拨上供窠名，尽数当官支还。”(16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于是首增头子钱为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163)因此，本文所述的系省和不系省钱物，封桩和不封桩钱物，以及无额上供钱物，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都同属“窠名”。“诸路月桩各有窠名，其后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民”，(164)则是指月桩钱的名目下还有各种小“窠名”。例如南宋洪州都酒务所管4项窠名钱，“日逐收到一分经制司钱、六分无额上供钱、一分提刑司经制钱、经制司量添糟钱四项窠名。见今日逐解赴司法厅月桩库交纳”。(165)其中既有无额上供钱，又有3项经制钱。此类窠名之下，另有小窠名的杂乱情况，有许多地区差别。

　　宋朝中央财政开支不断增大，为弥补赤字，就不断以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并不断将地方财物划归中央，如不系省钱物、封桩和不封桩钱物、无额上供钱物，还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都相类似。此类“窠名”下的各种小“窠名”，或是原地方赋税的增收和划拨，或是连税名也无，“既无名额”，“白取于民”。故宋朝财政“窠名”和税目之苛细繁琐，并且有许多各地五花八门的“窠名”和税目，且不说是今人，就是宋朝官员也难悉其详。此种特点，是今人了解宋朝财政史，须要注意者。

　　笔者曾说：“人们谈论宋朝苛重的赋税，常引用朱熹的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这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宋朝还创造了不少自古未有的刻剥之法。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宋朝的赋税收入，提供了较前代大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宋朝赋税的增长，又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即使是当时的官员，也无法进行哪怕是较全面的、较完整的统计。”(166)本文的论述，就是从财政收入和专款“窠名”的角度，提供“宋时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地区性的苛捐杂税之多，简直不可胜数”的一个侧面。　　①[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礼25之20—2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964页。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0页。

　　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278页。

　　④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44页。

　　⑤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1—556页。

　　⑥《宋会要》兵22之15，第7151页。

　　⑦《宋会要》职官41之25，第3179页。

　　⑧《宋会要》食货64之50，第6124页。

　　⑨《宋会要》食货64之79，第6139页。

　　⑩《宋会要》食货63之8，第5990页。

　　(11)[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4—3385页；[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0《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四部从刊》本。

　　(12)《册府元龟》卷135《愍征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633页。

　　(13)[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5页；《册府元龟》卷508《俸禄第四》，第6096页。

　　(14)王溥：《五代会要》卷25《帐籍》，第309页；《册府元龟》卷636《考课第二》，第7636页。

　　(15)王溥：《五代会要》卷27《盐铁杂条下》，第327页。

　　(16)《册府元龟》卷65《发号令第四》，第730页。

　　(17)《册府元龟》卷95《赦宥第十四》，第1137页。

　　(18)《册府元龟》卷118《亲征第三》，第1413页。

　　(19)《册府元龟》卷488《赋税第二》，第5841页。

　　(20)《册府元龟》卷160《革弊第二》，第1937页；《旧五代史》卷112《周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29页。

　　(21)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本，第86页。此说又见《宋会要》食货56之58，第5801页。

　　(22)《新唐书》卷52《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9页。

　　(23)[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28页。

　　(24)《宋史》卷168《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03页。

　　(25)[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官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26)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10页。另据[宋]袁说友编《成都文类》卷23《比较图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560页。

　　(27)《宋代财政史》，第242页。

　　(28)[宋]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全宋笔记》第3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221页。

　　(2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8，第3377页。

　　(30)《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十一月辛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181页。

　　(31)《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49页。

　　(32)《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93页。《玉海》卷186《食货·理财》“宋朝三司使淳化总计使熙宁会计司”(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3509页)载有具体月日。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2，太平国兴国六年九月己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91页。

　　(34)《宋会要》刑法6之55，第6721页。

　　(35)《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一月丁丑朔，第1470页。

　　(36)[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2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37)《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甲寅，第2757页。

　　(38)《长编》卷294，元丰元年十一月甲午，第2765页。

　　(39)《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第4382页。

　　(40)《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丁卯，第4402页。

　　(41)《长编》卷511，元符二年六月乙亥，第4774页。

　　(42)[宋]毛滂：《东堂集》卷9《湖州武康县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801页。

　　(4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16页。

　　(44)《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4，隆兴二年二月丁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1880页。

　　(45)《宋会要》职官70之34，第3961页。

　　(46)《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正月乙丑，第3261页。

　　(47)《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乙酉，第3330页。

　　(48)《宋会要》蕃夷4之45—46，第7736页。

　　(49)《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壬申，第3422页。

　　(50)《宋会要》方域18之2，第7610页。

　　(51)《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四年八月癸丑，《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1941页。

　　(5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17，第2853页。

　　(53)《宋会要》崇儒1之40，第2182页。

　　(54)《朱文公文集》卷19《乞潭州谯王等庙额状》，《四部丛刊》本。

　　(5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1，绍定元年八月壬申，《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2161页。

　　(56)《长编》卷287，元丰元年闰正月戊寅，第2709页。

　　(57)《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辛酉，第3719页。

　　(58)《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癸卯，第1543页。

　　(5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9“陈傅良奏”，第1457页。

　　(60)[宋]陈靖：《上太宗乞从京东西起首劝课》，[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5《财赋门·劝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5页。

　　(61)[宋]张守：《毘陵集》卷5《又论军期科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730页。

　　(6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3，第3320页。

　　(63)《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月甲辰，第1730页。

　　(64)《长编》卷291，元丰元年八月癸亥，第2746页。

　　(65)《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戊午，第4151页。

　　(66)《长编》卷449，元祐五年十月庚戌，第4223页。

　　(67)《长编》卷501，元符元年八月己丑，第4689页。

　　(68)淳熙《三山志》卷9《诸县庙学》，《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71页。《宋会要》崇儒2之7—8(第2190页)记载更详。

　　(69)《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下·再奏雪张亢》，《四部丛刊》本。

　　(70)《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下·奏葛宗古》，《四部丛刊》本。

　　(71)[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25《分析公使钱状》，《四部丛刊》本。

　　(72)《庆元条法事类》卷16《文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7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总制钱》，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8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第464页。

　　(74)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72，第3552页。

　　(75)《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四部丛刊》本。

　　(7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八年八月庚子，《宋史资料萃编》第2辑，第2001页。

　　(77)《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第921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月桩钱》，第322页；《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四部丛刊》本)也有相似记载。

　　(78)淳熙《三山志》卷17《财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第264页。《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925页)只载总数，无细目。

　　(79)嘉定《赤城志》卷16《财赋》，《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14页。

　　(80)《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第58页；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第166页。

　　(81)《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第717页。

　　(82)《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卷20《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四部丛刊》本。

　　(83)《长编》卷169，皇祐二年八月癸亥，第1551页。

　　(84)《长编》卷209，治平四年三月丁卯，第1942页。

　　(85)参见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1页。

　　(86)《长编》卷283，熙宁十年六月己亥，第2670页。

　　(87)《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丁亥，第2751页。

　　(88)《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丙辰，第2781页。

　　(89)《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丙申，第3871页。

　　(90)《宋会要》食货52之14，第5706页。

　　(91)《长编》卷409，元祐三年三月乙丑，第2845页。

　　(92)《宋会要》食货61之60—61，第5903、5904页；《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己未，第2360页。

　　(93)《宋会要》职官26之13，第2926页。

　　(94)《宋会要》职官44之36，第3381页。

　　(95)《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一月丁巳，第3239页。

　　(96)《宋会要》礼13之6，第576页。

　　(97)《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己酉，第2040页。

　　(98)《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庚戌，第2407页。

　　(99)《长编》卷311，元丰四年正月辛丑，第2910页。

　　(100)《宋会要》礼25之16，第962页。

　　(101)《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戊申，第2023页。

　　(102)《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癸酉，第2774页。

　　(103)《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卯朔，第2388页。

　　(104)《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第2468页。

　　(105)《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戊申，第3057页。

　　(106)《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二月辛巳，第3242页。

　　(107)《长编》卷322，元丰五年正月丙午，第3003页；《宋会要》食货64之71—72，第6135页。

　　(108)《宋史》卷162《职官志》，第3798页。

　　(109)《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十月戊子，第4591页。

　　(110)《文献通考》卷24《国用考》，第705页。

　　(111)《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甲申，第2644页；《宋会要》食货64之70，第6134页。

　　(112)《宋会要》食货64之73，第6136页。

　　(113)《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第535—536页。

　　(114)《朱子语类》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2页。

　　(115)《长编》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甲辰，第2768页；《宋会要》食货64之70，第6134页。

　　(116)[宋]张舜民：《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辽夏十二》，第1586页。

　　(117)《宋会要》食货64之74，第6136页。

　　(118)《宋会要》食货64之76—77，第6137页。

　　(119)《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甲戌，第3916页。

　　(120)《宋会要》食货64之77，第6138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第491页。

　　(121)《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7《宝章阁学士通议大夫致仕赠宣奉大夫曹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关于封桩禁军阙额钱、谷、帛等，本文只是从财政窠名的角度，作些介绍，至于其对宋朝军事的影响及其他，详见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第531—564页。

　　(122)《长编》卷305，元丰三年六月乙卯，第2866页。

　　(123)《长编》卷334，元丰六年三月壬辰，第3105页。

　　(124)《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一月癸亥，第3239页。

　　(125)《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第3687页。

　　(126)《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戊午，第403页。

　　(12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1页；《庆元条法事类》卷30《上供·旁照法》引《厩库敕》，第449页。

　　(128)第481页。

　　(129)分别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第483、487—490页。

　　(130)《庆元条法事类》卷31《封桩·封桩禁军阙额请给帐》，第484、486页。

　　(131)《宋史》卷377《季陵传》，第11649页。

　　(132)《宋会要》刑法7之26，第6746页。

　　(133)《宋会要》职官32之34，第3022页。

　　(134)《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5《论州郡削弱之弊》，《四部丛刊》本。

　　(135)[宋]袁燮：《絜斋集》卷7《边防质言论十事·论军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第31页。

　　(136)《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第2003页。

　　(137)《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丙寅，第553页。

　　(138)[宋]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10《乞催湖州赐米奏》，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22页。

　　(13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7，第3243页。

　　(140)《宋史》卷385《龚茂良传》，第11844页。

　　(141)《宋史》卷434《蔡幼学传》，第12897页。

　　(142)《宋会要》食货56之2—3，第5774页。

　　(143)《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0引《长编》，第900页。

　　(144)第3500页。

　　(145)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08，第1448页。

　　(146)《宋会要》职官44之15—17，第3372页。

　　(147)《宋会要》食货51之36，第5692页。

　　(148)《宋史》卷179《食货志》，第4363页。原作尚书左丞，此处据[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2(第805页)，[宋]李著，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卷15(第406页)、卷19(第554页)以及《宋史》卷212《宰辅年表》(第5530页)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