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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之春，是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一本书名。这本书是研究唐代长安文化的名著，收录多篇雅俗共赏的文章，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本出版，后来又被编入东洋文库和讲谈社的文库本，可以说在日本家喻户晓。唐代都城长安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带着学生研究的课题，在此，我想跟大家一起回到长安的春天，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看看唐代都市的生活和时尚。 长安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大都市。经过考古勘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唐代长安城的整体规模和坊里结构，其外郭城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呈长方形。初步实测外郭城东西广（由春明门至金光门的直线距离）9721 米（包括东西二城墙厚度在内），南北长（由明德门至宫城北面之玄武门偏东处）8651.7 米。由明德门（外侧）至皇城的朱雀门（南侧）为 5316 米。唐长安城周长 35560 米。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长安城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建造，从汉代一直到北周，长安城都在它的西北角。因为使用几百年之后，不仅生活垃圾难以处理，而且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不得不另建新城。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就在龙首原前面选了一块平地，凭空设计建造了一座新城，大概是今天真正的北京城圈的 13 倍。以我们熟悉的敦煌为例，敦煌在唐代属于下州，而敦煌城城圈的大小才相当于唐长安城一个坊。长安城 108 个坊就等于 108 个州城，其面积之大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长安城复原图 与明清北京城不同，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是官民合一，普通百姓的住宅和各种官府、王府、寺庙等全部都在城里。即便如此，因为城市人口没有那么多，隋文帝时期城南的四个坊依然无人居住，只好用作农田。到了唐代，医药局又在里面种植各种药材。因为没有人住，也闹鬼，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故事。在北大“隋唐长安读书班”，借助长安坊里分布的史料记载，我们曾经采用计算机技术，把长安周边出土的大量墓志以及墓葬图像资料汇集到每一个坊下，然后一个坊一个坊地研究，特别是关注坊里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唐人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以权德舆为例，我们从权德舆文集以及他写的墓志、行状、诗歌里梳理出所有提到坊里名字的人，然后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分布位置，就发现以权德舆家为中心，其交游范围不出三个坊，就在一个圈子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唐代长安城圈里头的故事和长安人的衣食住行。 衣时尚：女扮男装 在唐代穿衣方面，沈从文先生和孙机先生都做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是以一个时尚视角为切入点，来看唐代长安人的穿着打扮。我曾经从女性史和妇女史的角度切入，写过一篇文章《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妇女与社会》，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讲到女扮男装是当时大街上最时髦的装扮。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由保守到开放的变迁过程。 最初，唐朝女人出门的时候裹得很严实，头戴幂篱，把整个头部裹起来，只露脸甚至脸也不能露。《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这说的是武德贞观时期宫人骑马出行的情形，依照北齐和隋朝旧制，多戴幂篱，全身都要遮住。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头戴帷帽的骑马女佣  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上的幂篱 这幅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绢画（现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实际上是长安传过去的画本，因为吐鲁番没有这么高级的画工。这幅画就反映出女性外出全身上下都要裹得很严，在路上不能让人看到。“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是说王公之家的女性外出时也要依照宫人装扮，全身遮蔽。但是永徽以后，女性“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除虽暂息，旋又仍旧”。这表明永徽以后，女性的装束出现变化，由“着幂篱”变为“用帷帽”，而且慢慢地可以露出脖颈。尽管唐朝不断下诏，禁止女性装扮暴露太多，但也未能遏止这种趋势。到了武则天时期，“帷帽大行，幂篱渐息”，全身遮盖的装束基本上没有了。这可能与武则天当政有一定关系，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唐朝妇女地位在武则天时期可能有所提升。从女性史角度来看，这表明妇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到了开元年间，就是我们所说的盛唐时代，唐朝社会风气已经十分开放，“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从服饰来看，女性外出时脸部已基本没有遮盖了。 通常来说，唐人穿的服装是宽袍大袖的，女性服装类似于现在朝鲜女性的传统服装。值得关注的是，从唐初一直到开元时期，最时髦的装束实际上是女孩穿男装，这在唐朝前期的墓葬壁画里都有明显反映，像段璧墓、薛儆墓、阿史那忠墓等等。有时女子还裹头，下装是所谓“波斯裤”。这种“女扮男装”与现今我们从胡人的墓葬，比如安伽墓、史君墓，看到的胡人紧身紧袖的服装样式完全相同。所以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中，我还提出：所谓女扮男装实际上是女扮胡装，女子穿的是胡人服装。这是因为从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到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大量胡人进入长安，带来了一股胡风。当时，在长安的街上，很多女子都穿胡装。在传世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骑马走在前面的人，从装束上看似乎是男性，但实际上是身着胡服的女子。通过传世画作和出土图像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当年最时髦的女性服装，譬如新城长公主墓捧卷轴侍女。近年来，考古发现又出土了一些墓葬图像资料，特别是武惠妃墓，把这些新材料添加进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前期女性服饰演变的过程。今天我只从女扮男装这一服饰时尚角度，来看唐朝服饰的发展趋势。纵向来看，中国古代对妇女的管制更多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唐朝没有裹小脚的女子，对穿戴也没有过多约束。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社会非常开放，女性也较为自由。从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骑马俑也可以看出，最明显的特征是翻领的胡服。这种装束便于骑马，女性穿上胡服就可以骑马出行，甚至跟着男性去打猎。  虢国夫人游春图    左：段簡璧墓头扎带子侍女 中：薛儆墓捧包裹侍女 右：阿史那忠墓怀抱弓、箭囊的侍女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扮男装骑马俑 食风尚：钟鸣鼎食 一般来说，饮食的风尚可划分为很多等级。今天我们能够从墓葬里看到的，实际上更多的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材料。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把握唐朝长安物质文化水平的问题。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是历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但物质文化研究并不仅仅是过去做的纯粹器物研究——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功能切入，来看这些器物在一个社会中起到什么功用，另外还要分析这种功用在这个社会中代表什么层次，进而通过这些器物，看到当时人的观念。实际上，纯物质的文化和思想史完全相合。就唐朝长安而言，我们看这些瓶瓶罐罐，不光要看这些器物本身，还要看到长安的社会以及长安人观念中的社会风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很多史料要重新琢磨，重新考虑。 墓葬里出土的锅碗瓢盆多是陪葬品，属于冥器，作为研究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往往是城里出土的窖藏，这是研究城市史最好的材料，但是城里出的又不容易留存下来，一有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1970 年，陕西西安发现了两个窖藏，就是著名的何家村窖藏。当时的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的范围内，具体来说是在兴化坊十字街的西南角，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件银壶，里面装有一千多件器物，包括金银器、玻璃器、玛瑙器、玉器、钱币以及药材等等。据统计，有金银器皿 271 件，银铤 8 件，银饼 22 件，银板 60 件，金银铜钱币 466 枚，玛瑙器 3 件，玻璃 1 件，水晶器 1 件，白玉九环蹀躞带 1 副，玉带板 9 副，玉镯 2 副，金饰品 13 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 298 两，银器总重量 3900 多两。按照用途分类，这些器皿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装饰用品和食用的药物及丹砂，还有纯的金银、收藏的古代和外国货币。目前这些遗宝都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时为了确定何家村窖藏的位置，考古人员在兴化坊进行了全面勘探，对坊里结构进行解剖以后，发现和唐朝史书《两京新记》的记载能够对应。《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722），对一些人物居住的坊里位置有详细记载。所以当时的考古勘探，还确定了兴化坊内邠王李守礼宅、邠王府、空观寺、孟温礼宅的具体方位。  兴化坊复原示意图 做一项研究，一定要了解学术史，也就是一项研究的研究史，这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思考何家村窖藏，发现窖藏的时代背景必不可少。1970 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年代，粮食短缺，人们吃都吃不饱，更不会知道唐朝的皇帝有多少财宝，唐朝的富人家藏几何。突然之间发现这么多金银财宝，第一反应就认为是皇家所藏。既然认为是皇室的，人们就想到了邠王李守礼，但是窖藏又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个叫刘震的租庸使贪污所藏，理由是《太平广记》中的一篇小说《无双传》有相关记载。究竟是不是呢？研究隋唐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是租庸使刘震的话，这样的人物在唐朝史书里面一定会出现千百次，事实上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所以不可能是刘震。即便从历史文献学的概率去分析，也不可能是他，况且还是出现在一本小说里。还有人说窖藏里的金饼银饼是唐朝的税收，上面都刻着哪年哪月哪个县交的，又往皇家这边想。但是这些字在埋藏的年代，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些金饼银饼不过是为打造金银器而留存的纯金纯银。由于对何家村的发现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一直没有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只有简报。简报只展示标准器物，而不是全部器物。这也导致只要标准器物出现在各种何家村和唐代物质文化图录里，人们看到的始终都是最精美的器物，比如唐研究基金会的 logo（标志）舞马衔杯提梁壶，实际上这件物品只有一件，而且图录展示的器物照片，讲究摄影用光，每一件都是金光锃亮。这已不是历史原貌，也不是当年发掘出来的样子。  舞马衔杯提梁壶 何家村遗宝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展出时，我曾经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端详这些展品，思考它们的身世。实际上，何家村窖藏按照器皿的用途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一是金银宝石制作的饮食器皿；二是炼丹或制药的金银宝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药品、金银钱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装饰品；四是作为收藏品的中国古代和外国货币，饮食、制药器皿及装饰品中，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收藏或受赠的物品；五是一些作为纯银储藏的银铤、银饼、银板等。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钱币，从战国钱币一直到唐朝“开元通宝”均有收藏，包括极其稀见的“凉造新泉”和“高昌吉利”，只不过“开元通宝”有多枚，其他钱币每种只有一枚。所以夏鼐先生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收藏家的收藏品，北大历史学系的钱币收藏家吴荣曾先生也有类似观点。铜制开元通宝是唐朝通用币，那么其他金银币是什么呢？来自皇帝赏赐。唐朝皇帝高兴时，常在城楼上抛撒金银，赏赐大臣和宫人，所以这些金银很容易通过皇帝或官府的赏赐转移到私家。既然能得到皇帝赏赐，说明这个人一定是官人，而且是能够得见皇帝的官人，可以从皇帝那儿得到为数不少的金铤银饼。金银与唐代政治生活和宫廷政变有密切关系，在唐代史书上可以看到大量的金铤银饼是通过赏赐进入长安人家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曾拿出大量银铤交给常何，用来贿赂玄武门门夫。因为李世民当时住在禁苑北面，李建成和李元吉住在宫里，要想进宫首先要拿金银买通这些门夫。通过分析工艺品的花纹，可以推测出何家村窖藏的埋藏时间大概是建中朱泚之乱时，不是原来想象的安史之乱。所以从上述观点来看，这些藏品其实出自一户官宦人家。 之所以一开始都觉得这些金银财宝是皇家的，是因为我们对于长安的物质文化水准判定不够。实际上在唐朝长安城里，有的是能够拥有这两窖窖藏的人。当时的长安是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政治文化中心，物质财富极其丰富。唐朝长安好比是今天的伦敦和巴黎，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稀世珍宝和珍贵文物。当时大量外国人也来到长安，不仅有印度高僧，还有日本的遣唐使，这些遣唐使也是日本最有学问的人，他们到长安来学习，有的甚至留在长安。651 年，萨珊波斯被阿拉伯人大食灭掉之后，卑路斯皇帝带着他的儿子泥涅师师一直向东逃到长安。唐朝把泥涅师师送到吐火罗斯坦抗击大食人，持续了 20 年，最后打不过又跑回长安。实际上，来到长安的波斯人不止皇族这一支线，还有大量的贵族，比如我在《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2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里写到的李素家族，他们在唐朝为官，接受中国文化，把波斯系统的占星学引入中国，后来皇帝赐姓李氏，最终融入中国社会。回到何家村，如果对长安的物质文化水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些宝藏非得是皇室的，非得是邠王李守礼的，或者非得是租庸使埋藏的。 当年我在赛克勒博物馆琢磨的那些展品更多的是素面的锅碗瓢盆。何家村金银器当中，有素面大小银碗 45 个，素面大小银碟 51 个。  何家村出土的生活、炼丹器皿 大部分器皿不是今天图录里展示出来的精品，而是有很多完全一样的，甚至什么名堂都没有，就是一个素碗。实际上，这就是当时长安的钟鸣鼎食之家用的生活用品。唐朝贵族使用银质餐具，与唐朝人的观念有直接关系，所谓“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黄金为“食器则益寿”。现在，有些人喝酒要搁金箔，其实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一种观念，但这未必好，唐朝就有很多人吃金银过多而丧命。唐朝贵族之家追求钟鸣鼎食，而何家村窖藏就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户人家——一户非常典型的高级贵族官员人家，他们用的普通食具就是金银所制，当然主要是银器；其他具有观赏价值的器具，我们今天看来是艺术品，实际上是家中摆设。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两京新记》的作者韦述，曾编修唐朝国史，在集贤院时经常得到皇帝赏赐。在这样一个普通史官家里，就有两万卷的图书收藏量。唐朝的书以卷为单位，一轴就是一卷。而且所藏图书都是古代典籍经史子集里面的精华，这在今天看来依然相当不得了。除了这两万卷书之外，还有明公尺牍、律令格式、书画、碑帖、药方，可以说当时文人能够收藏的东西他家应有尽有。敦煌藏经洞我们研究了 100 年还没有终结，如果长安没有被毁掉，或者韦述家里的收藏埋藏在某个地方，挖出来的话，足够我们研究 200 年了。当时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定位。另外从一些炼丹用具来看，他还是一个炼丹家。中晚唐以后，文人炼丹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与此相符合。 通过何家村窖藏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唐朝长安文人官员在饮食方面的追求以及带动的社会风尚：追求金银器，追求钟鸣鼎食的生活。 未完，待续 图片来源书籍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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