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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上唐代皇室供奉大圣真身宝塔的地宫面世，出土文物引起轰动，其中有13件瓷器明确记载为“秘色”瓷器。根据出土的入藏时镌刻的供奉品《衣物帐》石碑，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恩赐”物中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表明这两件饰银棱的金银装秘色瓷碗属唐代秘色瓷无疑。 它们的出土堪称石破天惊，证明唐代秘色瓷以湖水般的青绿色为主，即中晚唐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七言诗中所称的“千峰翠色”，但也存在偏黄的色釉品种。两碗装饰有金银平脱髹饰和银棱工艺，它们不但是目前已发现最早使用金银装饰瓷器的实例，对后世瓷器金银装饰工艺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出土概况
2件唐代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尺寸、形制大体相同,出土时与其他11件青瓷放在一处，分别用纸包裹后再用丝绸包袱包裹，一同装在双层的漆木盒中放置在地宫中室里。 两碗造型均作敞口、斜腹、坦心、大窄圈足。器内外分别饰以黄釉和金银平脱髹饰。口沿为芒口，底圈足无釉露胎，口沿及底圈足均镶有银棱装饰，胎质与其他一同出土的唐秘色瓷相同，均为细密的瓷土胎。出于对漆饰保护的原由，这两件金银装平脱秘色瓷出土后长期库存，公众很难一睹其神采。 别具一格的金银平脱装饰工艺 两碗均内饰黄釉，釉色滋润并略有开片，外壁饰髹黑漆金银平脱鎏金鸾鸟及银团花纹五朵，加之芒口及底足上镶嵌有银棱扣饰，这些金银装饰将这两件晚唐秘色瓷装扮得熠熠生辉、富丽堂皇。 两器所采用的金银平脱工艺别具一格，堪称华夏古代漆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两碗在制作方法上，是先把金银饰片雕镂好花纹，用胶漆平贴在秘色瓷碗的外壁素胎之上，空白之处填漆，再用漆将整体覆盖罩住，经反复研磨雕镂使金银饰片与漆面平齐。由于所用鸾鸟团花纹金银饰片面积较大，用料较厚，镂刻纹理清晰，益显其富丽眩目、光彩照人。 这两件秘色瓷一出土面世就引起了轰动，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它们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反映出晚唐制瓷工匠首创了一种精湛的制作工艺，它总结和运用了此前我国已有的髹漆金银平脱、制瓷、银扣装饰工艺，将多种工艺有机结合于一器,首开了历史上金银装饰瓷器的先河。 金银平脱器多流行在盛唐时期，这也是当时“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封建阶层从上到下追求豪华享受的反映。唐代诗人王建《老妇叹镜》诗曰：“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缕画双凤背”，从文意理解似指金银平脱镜。唐代金银平脱镜出土数量极少，且多为鸾凤花鸟镜。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世风最终导致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李唐王朝实力一落千丈，因此肃宗、代宗两朝都曾下诏禁止制作金银平脱器。 在国力衰弱、屡有诏令予以禁止的社会背景下，法门寺仍出土有两件晚唐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充分反映出晚唐时期皇室对佛教的虔诚与信仰，为了供奉地宫中的佛指舍利，不惜财力动用最好的质材，使用代表当时装饰工艺最高水平的金银平脱工艺，推陈出新地制作出这一全新器物，从而也创造出一种新的瓷器装饰工艺。虽然在历史上仅昙花一现，但它们代表着唐代金银髹饰的最高水平，蕴含着匠师们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大唐王朝的兴衰历史。 晚唐秘色瓷银棱及金银装饰工艺溯源 在《十国春秋》和《吴越备史补遗》等古文献中，曾有五代秘色瓷使用“金棱”和“银棱”的记载，前蜀王王衍报后梁末帝朱有贞的信物中也有金棱碗，称“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法门寺地宫出土唐秘色瓷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咸通年间的入藏物账中明确记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从而将瓷器使用银棱的记载和实物都提前到了唐代，它的发现，不仅证明五代时期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表明了五代越窑秘色瓷使用的“金棱”、“银棱”、“金扣”装饰，渊源于晚唐时期的秘色瓷装饰。
从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金银装秘色瓷碗观察，所谓“银棱”装饰，是指用银片包在瓷器的口沿或底足之上的装饰工艺。作为装饰工艺的“扣”，《说文解字》上解释为“金饰器口”，在《后汉书·邓皇后纪》上出现“扣器”称呼并注释作“以金银缘器也”。这种工艺用在瓷器装饰上以往多见于宋代的定窑等瓷器上，根据所用金属材料或金、或银、或铜的不同，被称“金扣”、“银扣”、“铜扣”。从五代文献看有“金棱”、“银棱”、“金扣”几种称呼，“棱”和“扣”应是同一种工艺。从两种称呼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先后看，晚唐和五代时称作“棱”，五代和宋及以后称作“扣”，表明这种瓷器装饰工艺在初创时曾起了一个概念较为含混的“棱”字，而随着工艺的发展和推广，人们最后确定了更为确切的传统称呼“扣”来作为称谓。五代末至北宋及以后，“扣”的名称就成了该种装饰工艺固定的称谓，从此再也没有变换过。 追溯晚唐秘色瓷银棱（银扣）的起源，我们发现该种工艺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考古资料证明，扣器工艺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在非金属器皿口沿上采用金、银、铜扣（统称金扣）予以包镶的装饰工艺。如安徽舒城秦桥的战国晚期墓出土的大漆盒就饰有错金铜扣。铜扣上的错金花纹生动流畅。四川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器物中发现方扣漆器、圆扣漆器、大方扣器等，或镶铜扣，或镶错银铜扣。 已发现的这些战国时期的铜扣和错金铜扣、错银铜扣，都镶在漆器之上。这种髹漆制品中新出现的扣饰工艺，因其既具有装饰性，又具有实用性，可使漆器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所以战国时期一经出现，自后一直得以流传。 饰有金属扣的秦代器物仍有一定数量发现，湖北江陵凤凰山70号墓出土的漆盂装饰有镶嵌花纹的银质箍扣。汉代金属扣装饰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汉前期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上亦有铜扣及螺钿装饰。 到西汉中晚期，用金银作扣、作箍与镂刻金银饰片贴花成为这一时期漆器特色之一。镶扣与贴箔漆器出土地已分布在陕西、广西、云南、安徽等多个省份。以安徽天长汉墓出土的双层银扣彩绘奁为其代表器加以叙述。在该器盖顶柿蒂形银箔上以珠状饰物作纽，外嵌银环三匝，奁口镶以银扣，在盖壁及奁壁皆镶银箍，朱绘云纹，中嵌金箔动物纹，该器将贴金及银扣装饰工艺置于一器，唐代秘色瓷银棱金银平脱工艺部分特征已在该器体现出雏形。 至东汉，扣器仍有生产。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元兴元年（105年），“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说明这之前西蜀工官曾为宫廷制作扣器。 东汉后期墓葬中漆器出土较前期少。在甘肃武威市磨嘴子四号东汉墓中出土有彩绘铜扣兽纹漆钵。此钵为木胎地，绘有精美的装饰纹样，在口沿上镶有铜扣。 上述用扣装饰的扣器，其器物质地均为木胎或夹伫漆器。唐以前，在其他质地上装有扣饰的器物，见于陕西西安的隋李静训墓。1957年该墓中出土了1 件饰有金扣的玉杯，该玉杯高4.1厘米，口部外有金镶口沿一周，金沿宽0.6厘米。该杯将金、玉两种不同质地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制作出既清雅又富丽的金扣玉杯，它的出现反映出隋代金扣工艺有了新发展，隋代已将金扣用于漆器以外的其他质地器物之上。金银平脱工艺最流行的年代为盛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中记载有许多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和安禄山自献的金银器物，其中多有金银平脱器皿，并提及“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小玛瑙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玛瑙盘一”。从这条文献记录我们可知，唐玄宗时期除了在金、银、铜等金属器和漆器（木胎）上，还在玛瑙器皿上制作金银平脱髹漆装饰。玛瑙与瓷器同样坚硬而光滑，距离晚唐以秘色瓷为胎体制作金银平脱器只剩下了一步之遥。虽然装饰金银平脱的唐代玛瑙盘尚未见实物面世，但从实用的角度结合法门寺金银平脱秘色瓷的做法，可以推想唐代玛瑙盘也是把金银平脱装饰在玛瑙盘的外壁上。 从初唐末到盛唐，我国还出现了在陶器上贴金箔的装饰手法。见于考古发现的器物依其墓葬年代早晚顺序主要有： 陕西礼泉显庆2年（657年）张士贵墓中出土了22件彩绘陶俑，均为男骑马乐俑，通高25厘米，马笼头上贴金加以装饰，墓中出土的大型文、武官俑采用了贴金彩绘装饰。 礼泉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出土6件贴金陶器，其中釉陶彩绘贴金武士俑2件，彩绘贴金镇墓兽2件，釉陶贴金文吏俑2件，贴金部位在陶俑袍服、衣甲之处。 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706年）永泰公主墓出土一批描金骑马女俑，金装部位在女俑的裙部，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乾县唐神龙二年（706年）懿德太子墓中出土了一批贴金骑马武士俑，在墓龛中的仪仗俑中以贴金甲骑俑作为先导，贴金装饰在马铠的面帘部位。 已出土的唐代金装陶器多出土在初唐末至盛唐的帝陵陪葬墓和一些贵族官员的墓葬中，近年西安南郊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出土陶武士俑更以金箔贴饰甲胄，显得气宇轩昂，异常威武。唐代陶俑贴以金箔装饰，以显示其豪华气派，富丽堂皇，陶器上贴金装饰为唐秘色瓷金银平脱装饰打下了工艺基础。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使用延展性好、价值昂贵的金银制作、装饰器皿，以充分显示其财富与高贵。从汉代至唐代，史料上还有当时的统治阶层认为“以黄金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记载。 这种上层社会的喜好和审美观念在唐代大大推进了金银器皿及金银装饰制造工艺，推出了金银平脱、金装陶器、贴金银箔等新工艺技法，导致最终在晚唐，匠师将唐代流行的金银平脱、金装陶器工艺与传统的金银扣工艺相结合并推陈出新，在晚唐上林湖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工艺，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首创了以金银装饰瓷器的技法，为后代制瓷业创出了一条新径。它集金银的富丽豪华与瓷器含蓄典雅之美于一体，对后世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五代及宋代流行的金银包镶瓷器口沿工艺开创了先河。秘色瓷采用的金银装饰工艺最终演变为后代的瓷器包镶、描金、贴金、戗金，清代还创烧出直接以黄金配入釉料中的金釉与胭脂红釉（又称金红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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