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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养”之光——问之的“写意”思考 中国是艺术的国度。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书、画艺术一直凝聚着中国文化之精神，在自然的怀抱中，折射出玄远之光。
中国书、画作为典型的人文艺术，在其发展历程中，文、史、哲之煦育，抽绎出“技与道通”、“艺与神合”之理。就其历史渊源而论，从文字之产生到写意之萌芽，书与画既有触类旁通的关系，又有鲜明的人文品质。 书法作为读书之馀，诠释中国文化之艺术，素有定论，兹不赘述。关于国画艺术，我一直认为是人文与自然的融和，既从人文中来，向自然中去。因此，多年来我对中国画的关注及思考，一直置于文化史之角度，藉读书写字所积累的营养，贯注于画史、画论，进而意涉画理，析惕于境界之中。
说到“境界”，就中国画而言，本是“写意”的艺术。“写意”具有古雅品质、文化内涵和自然气度，能充分地抒发人文情怀，是创作者尤须具备的艺术精神。关于“写意”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我一直与从事中国画创作的朋友们交流，希望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拓展自己的思考，但遗憾的是交流的结果几乎囿于写实与写意的碰撞之中。这或许是当代竞技美术风潮的影响所致。中国画的创作，笔墨历练虽至关重要，但中国画的精髓并不在技巧与表象之中。时代在变化，人们的思想随之而变，然不管其如何变化，中国画的品质都不会改变，在这一立场上，我是有足够信心的。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只能调整视角以避免眼花缭乱，在反思当下的风气后，眼前颇觉明亮。于是潜下心来，静静地等待着春暖花开！ 人生少不了几次偶然，世界之小是缘于生活中的奇遇。大约在乙未中夏，交往多年的好友左来雨在电话中向我提及一位署名“问之”的画家，称此人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当时由于工作繁杂，且我与来雨的住所相距甚远，所以未及见面。
半年以后，我徙居通州。未久，来雨便与问之来访。初晤后便知“问之”本名“孙文科”，艺名“孙文”，天水人氏，工于花鸟画，是一位年轻而有思想的艺术创作者。 此后，经过再一次交谈，孙文在我心里有了大致轮廓。他的思想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中国画的理解，二是对文化精神的思考。他的艺术观体现在传统与时代的对接之中。他认为写意是艺术精神，是关乎艺术生命的大事，是探索“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认知，似乎与他的年龄不符，当时确实令我有些惊讶！在当代年轻的画家中，有此见识，显然是难得的。自此以后，我开始关注他的花鸟画创作，并定期与他交流。在每次对话以后，我的内心深处总会燃起一份希望。
庄子之道，闪烁着智慧之光，蕴含着艺术之妙。依恋《庄子》，是千余年来艺术家之情感共鸣。孙文于《庄子》内篇中的“大宗师”则是情有独钟。据“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一句，确立了笔墨与自然之关系，“笔墨”者，人事也；“自然”者，天理也。人事尽，则天理见。对于“天人合一”的境界，他藉《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加以诠释：“自然”者，乃先天也；“笔墨”为载体，乃后天也。中国画的创作是由实到虚，由虚入妙，由妙而致无极。“致无极”即“天人合一”也。
孙文认为中国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实境虚写”。关于“虚写”，他曾在半年前与我交流。我的理解是“虚写”即非脱略，又非安排。孙文则认为“虚写”是养，即以实养虚，“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养”之要义来源于《庄子》，孙文提出的“养”，是颇有境界的。书画的创作，如果能把“写”与“画”化为“养”，则能化繁为简，破顺造奇。
“养”的风光，并未使孙文思索的脚步终止。大约过了一月，孙文开始阅读《石涛画语录》，之后复以苦瓜和尚之“蒙养”及“尊受”来与我交流。我知道“蒙养”出于《周易》。王船山曰：“蒙者，知之始也。”《说文》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石涛的《画语录》以“一画”为开篇：“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苦瓜和尚论画之奥，于此可见。古人以“一”为始，“蒙养”之理则是一通万物，正如孔子所云：“吾道一以贯之”。夫“先受而后识”者，即受于“一画”，而能识于万化也。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画的深邃是器与道之兼融。器成于手，道生于心，“得于心”而后“应于手”。孙文的花鸟画创作，遵循谢赫之《六法》，在熏习传统的过程中，藉“写意”精神来领略画中之古雅，笃于“蒙养”，而切思近问，其境界自然非同凡响。 古语有“画如其人”，夫有此胸襟而后方有此画作也。古往今来，艺术之路充满着艰辛，笔墨历练犹为漫长。艺无止境，使艺术家勤奋不已。近年来，孙文开始致力于花鸟画之研究，择居辟野，浸润是中。甄明源流，剖析古法，以拳拳之心，而孜孜不倦。苟假以时日，则必将有所成矣。于此，不妨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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