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信仰 ——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 2015.4.5-2015.6.20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前言 良渚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和早期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 同距今5000年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玉器是良渚文化最突出的物质成就,它不仅是体现聚落规模和等级的标识,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载体,更是社会信仰和精神领域的主要反映。 良渚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区域中心的地位,自1986年发现反山、瑶山墓地始便得以明确;又因新世纪良渚古城的系列发现,被赋予了新的属性和内涵。本次展览是对遗址群考古成果的一场集中展现,对良渚玉器的一个精心解读,也是对良渚社会的一次全新探索。 “权力”和“信仰”,将是解读这个远古时代的两个关键词。 第一部分:“王”的葬礼——反山M20 反山墓地,位于良渚遗址群中心。自1986年发现以来,就是公认良渚文化规格最高的权贵墓地。墓地主体由排列有序的9座墓葬组成,分南北两列。M20位于北列中心,是反山墓地中出土玉器种类最为齐全,件组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编号随葬品206件(组),单体数量为538件。 除了发掘时已无法提取的朽烂器物,本次展览集中了M20出土的所有随葬品,整体展现一座“王”墓的全貌。
第二部分:权力的展现——良渚古城的结构与秩序 社会权力的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王”墓是一个集中展现的个体,良渚遗址群则提供更多维度和视角。 从空间范围讲,良渚遗址群一直以来都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权力中心。而遗址群这个地理空间概念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进展也一直有所变化。从1994年测算的33.8平方公里,到保护规划中划定的50平方公里,在没有发现“良渚古城”之前,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已经被苏秉琦、严文明等学术大师称为是“古杭州”。在四五十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发现有密集分布的遗址点130余处,包括祭坛、权贵墓地、莫角山中心土台、制玉作坊、普通村落和墓地等各类不同功能和性质的遗址。2007年后良渚古城、水坝系统的相继发现,不仅使“古杭州”有了一个明确的时空概念,也为研究遗址群的内部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立足点。 从权力和空间、等级、性别的关系能看到权力的分配和社会的分化;而有关制玉工业的线索则有助于理解权力与玉石资源在良渚社会中的特殊关系。 2.1 权力与空间 第三部分:以玉事神——良渚社会的统一信仰 良渚遗址群范围内先后发现过不少跟制玉有关的遗存,塘山遗址也是目前为止最明确的一处良渚制玉作坊。这些跟制玉直接有关的考古资料,显示出遗址群的特殊地位,玉石器资源是由遗址群直接获得、制作、使用和分配的——正是这种对资源的直接控制和大量消费,使之成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中心。 这个图象到底是什么,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而《说文》灵字条下释巫为“以玉事神”,或许良渚遗址群的权贵们,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正是“以玉事神”的最早的巫觋。 “纹以载道” 对纹饰的识读,是理解良渚精神世界的关键所在。兽面纹在不同器类上的表现;人-兽-鸟间多变的组合方式;及其与龙首纹内在的同源性——本单元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一窥“纹饰”所承载的信仰之道。 “藏礼于器” 琮,由良渚人创造,是纹饰和器形固定结合的产物。琮的制作和使用,赋予良渚信仰体系一个明确的“载体”,使之在更大范围内被整个长江下游社会采纳和实践。最终,琮脱离并独立于其所发端之精神土壤,扩展至龙山时代各区域中心,并为后世所继承。 琮,蕴含了“器”的象征性和秩序感,对中国传统社会核心思想“礼”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
展品举例:
结语 良渚的发现与研究,明年(2016年)就将迈入耄耋之列。这八十年里,层出不穷的新资料和新方法不断给我们惊喜,也每每刷新我们的视野。本次展览,希望通过我们对良渚社会和玉器的现有认识,把握“权力”和“信仰”这两个良渚独有的关键词,透过玉器看到良渚社会权力与信仰之间深层次的共生结构。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辉煌过又沉寂了的古文明比比皆是。良渚,仿佛这无数流星中的一颗,转瞬间炫目地滑过历史长空。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就这样坠落,反而是化作微小的点点繁星,洒落在华夏文明的土壤里,助其积蓄日渐厚重的文化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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