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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圈名医”到“圈用户”,新型中医馆就是这么逆袭市场的

2019-07-16  e网琴聲

 连锁中医诊所快速扩张仅三年就已进入盘整期。原因并不复杂,转型之路要自己去找。

40岁出头的中医师吴扬(化名)即将收拾行囊外出旅游,或研读医案,开启长达半年的“云游”时间。上半年的工作已赚足了一年所需。

这是一些离开“体制”、“自带流量(患者)”的中医师们当下自在的生活。工作强度只有同等职称西医的一半,赚的钱却一点不比他们少。

自2016年以来,中医诊所(中医馆)受到政策加持与资本青睐,进入快速发展期,优秀的中医师灼手可热。此前,吴扬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科工作,因较少使用CT等检查项目,没给医院带来多少收入,工作感到“憋屈”。六年前辞职后,他开始在“魔都”的民营医疗机构多点执业,一周五个半天在五个不同的中医馆出诊,患者络绎不绝。


吴扬以前在三甲医院里的挂号费是18元,2014年刚到民营医馆时挂号费58元,现已涨至500元。中医身价看涨的另一面,则是众多中医馆自带流量医生的短缺。

市场需求旺盛,但“自带流量”的中医师却不像西医那样可以标准化输出。科班出身的吴扬当时辞职后,花了数年功夫在民间找到了中医师承,临床水平才得以今非昔比。

“中医诊所虽然已采纳了备案制,但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出现井喷,”行业新媒体“医馆界”创始人王中华说,“水平差的医生,不敢从医院里出来;水平好的医生,大家都在抢。”

与井喷的预期相反,受资本追捧了几年后,2018年开始,连锁中医馆进入盘整期。据八点健闻了解,成都、南京、上海、广州均有连锁中医馆撤并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上并没有足够多“自带流量”的中医师。又恰逢资本寒冬,连锁中医馆停下了快速收购的脚步。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新型的小众中医馆,以“互联网+”的思维起步,从“圈名医”转向“圈用户”,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发展之路。

从快速扩张到进入盘整期不到3年时间

中医馆主要以家庭单体结构发起的形式为主。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则是跟随着三份重磅文件的先后发布而来:2016年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2017年7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医药法》,以及备受业内关注的2017年9月颁布的《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截至2018年底,全国中医类门诊部(含诊所)总量超过6万家。据业内人士初步估计,新政带来了更多民营中医馆的建立,数量较多的城市有杭州、北京、成都、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杭州约有2000余家,被圈内誉为“医馆之城”。

中医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零售中药店向中医馆转型,例如同仁堂中医医院、河南张仲景国医馆等,形成了“药店+坐堂医”模式。

另一种则是纯粹的中医馆,不少摈弃了中药回扣的做法,以门诊费为医生全部收入来源,更注重医疗本身。

从“圈名医”到“圈用户”,新型中医馆就是这么逆袭市场的

在上述文件的推动与资本的涌动下,中医馆连锁化经营一时风生水起。2017年8月,总部位于广州的固生堂获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中国人寿、招银国际、金浦健服总计5.1亿股权+5亿债券的D轮融资,“国家队”投资人现身,也是迄今这一领域最大的单笔融资。2018年2月,起步于南京的君和堂获中卫基金、弘晖资本1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

从“圈名医”到“圈用户”,新型中医馆就是这么逆袭市场的

融资到位后,连锁诊所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收购战。以固生堂为例,截至2018年,在全国已设立了42家分馆,年门诊量超过600万人次。2018年,固生堂营收总额超过11亿元,位居全国连锁中医诊所之首。

一家上海知名高端诊所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过去两年,他甚至做好了诊所被收购、医生被“抢走”的最坏打算。

据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中医医师总数不到60万,绝大多数在公立中医院就职。此外,仅评出90位国医大师,3311名国家名中医,中医资源稀缺。很快,连锁诊所之战演变为围绕名老中医的“圈地运动”。

为了黏住医生,固生堂提出了“医生合伙人”计划,采用医生单店入股的形式。例如固生堂占单店股份70%,医生占30%。其中,固生堂负责运营管理、诊室规划、软硬装修、IT系统搭建、药品供应链等,医生负责具体的诊疗服务。收入方面,医生除了收取80%的挂号费,还可获得专属工作室的收益分成、经验处方产品分成以及集团优惠股权和免费期权计划。

水涨船高,其它连锁诊所、单体诊所也不断提高医生的诊费分成。即便如此,治疗主要靠脉诊、问诊的中医师,对诊所平台协作的依赖度还是偏低的。

吴扬说,他与各家中医馆的诊费分成从前些年的五成,提升到了目前的八成。但他并不愿意锁定一家中医馆。他在上海选择了五家中医馆出诊,是因为如果拘于一家中医馆,就只能给一些熟悉的患者看病。医生需要在接触更多新患者中练手、提升,所以他愿意每天换一个医馆,积累更丰富的临床经验。

一位接近固生堂的业内人士说,过去一年固生堂也很低调,还关了几家店。“多开店没有用,因为缺少自带流量的医生。”

国内起步较早的高端中医诊所应象中医成立十余年,在上海才刚开出第二家诊所。创始人杨永晓说,虽然第一家很成功,相隔那么多年才开第二家,是因为“没有什么医生好挖,能挖的都挖过了。”

他曾在外资眼科企业工作多年,认为中医连锁诊所想复制爱尔眼科这样的大规模连锁模式,是行不通的。

“培养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医生,大概需要3-5年;如果要眼科手术做的非常漂亮,大概需要5-10年。这是标准化的培养,医生可以很多。但是,中医的好苗子,至少培养20年。”

连锁中医诊所扩张的另一个挑战是区域差异。王中华说,浙江尤其是杭州,是对中医诊所最为友好的区域,政策很扶持,民营中医诊所欣欣向荣。“杭州的老百姓看中医,首选去民营,其次才是公立,我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后来去调查,发现确实如此。”

“医馆之城”杭州早在2002年就开始鼓励中医诊所发展,当地中医馆容易申请到医保,看门诊可以刷医保卡。杭州市中医院的大门对面就有一家民营医馆桐君堂的旗舰店,这在很多城市很难想象。

与浙江相邻的江苏,中医馆的挑战就大得多。多点执业不开放,公立医院也更为强势。例如,云南圣爱中医馆是近年发展较为成功的连锁诊所集团,全国拥有37家中医馆,但其在南京新设三家中医馆,最后撤并只剩一家。

练“内功”是中医诊所的传承之路

君和堂也是在诊所风口那一年获得了投资人青睐,目前全国有9家诊所,南京、上海均有面积超1000平米的旗舰店。创始人潘学才坦承,中医连锁诊所比其他学科的连锁诊所要难得多,因为这一领域医生提供的诊疗服务是“非标准化”产品。

“中医是整体医学,一个医生可以看各种病;中医师又是个性的、自由的,也是自成体系的。所以,在管理上很难,中医诊所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上也非常难找,”他说,“店长非常重要,没有好店长你就歇火了。除了店长,还要有医生团队的建设、中药饮片管理、市场推广等。仅仅找几个跨国公司的高管,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坦言,不能把连锁诊所增速放缓归咎于没有足够的医生,而是企业应该自己“多练内功”。“中医诊所的快速、大规模发展要掌握节奏,要沉下来发展。如果诊所的内功深,医生就会来;如果你的内功是表面的,那医生也很聪明。内功就是管理,包括对病人的服务,对专业的态度,诊疗合规性等。”

从目前趋势看,中医诊所慢慢分化为两类,一类是医保支付,偏向于普惠医疗;另一类是不走医保,靠患者自费或者商保,趋向于高端医疗服务的模式。前者,不少都给医生药品提成,通常10%,高者甚至超过30%;后者中不乏一些医馆力主医药分开,仅给医生诊费分成,如北京的正安中医馆、平心堂中医、厚朴中医,上海的应象中医等等。

医保支付的中医馆,不乏单店营收规模化的代表,且更容易连锁扩张。例如,杭州方回春堂的旗舰店,一年营收可达3亿元。深圳和顺堂的旗舰店,700平方米的空间,一年营收也超过1亿元。但风险在于,随着医生成本逐年上升,如何抵御靠卖药盈利的冲动?是否会不抵营收压力而出现降低药品质量的情况?

从“圈名医”到“圈用户”,新型中医馆就是这么逆袭市场的

△图片来源:医馆界

中医馆的盈利周期比中药店要更长,通常在3-4年左右。早期亏损是普遍现象,更需要创始人的远见与定力。

另一类是不走医保支付的高端中医馆。应象中医创始人杨永晓说,高端中医往往要使用精品饮片,这类药品无法医保报销,所以就干脆走多元化的道路,选择患者自费或者商保买单。

“我们的医生没有药品回扣,因此医生有动力减少药的用量,而诊所也更有动力去找优质的中药饮片。”他说,“如果创业做民营诊所,却还要走以药养医的老路,就没有价值了。”

不给药费提成的中医馆都有一些共性: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社会关系网较大。此外,所在城市医生资源相对充沛,比如北京有很多国家级的名中医、国医大师;高端医疗保险比较发达,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高端中医诊所的门诊费在一线城市,目前普遍300元起,500-1000元也有相当的市场需求。

高端中医诊所的另一个“内功”是提高平台的医生服务能力与患者服务标准化。以上海一家高端中医馆为例,诊所推行预约制,并保证每位患者的看诊时间平均20分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位曾在正安中医就职的医生说,很多医生在体制内习惯了3-5分钟看一个病人,刚到正安就很不习惯,“你让医生和患者聊20分钟,觉得太难了,没法聊那么久。”

此外,还需在细节上做到极致的决心。应象中医煎药的用水标准是拿雀巢桶装水,以保证药汁的高品质。

中医、中药产品也有标准化的空间。最早对中医产品标准化有思考的是总部位于上海、主打妇科连锁诊所的泰坤堂。泰坤堂创始人武大圣曾提出,中医产品标准化的原则是“中医擅长、西医无奈、市场广阔”,并被业内广泛采纳。例如,泰坤堂选择了卵巢囊肿与子宫肌瘤这两种符合上述12字原则的疾病,西医用激素治疗,服用周期长,但效果时常欠佳,中医却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且疗效较好。

但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转化成产品,很多中医不愿意把毕生的研究成果拿出来,这需要医生与医馆经营者有很高的默契,才能达成合作。如果中医诊所的标准化产品立得住脚,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医生的依赖,增强机构自身的立身之本。

“光有配方也没有用,还是要验证疗效”,王中华说。从政策层面,中医医疗机构最期待的是院内制剂能有政策支持,但目前政策推进的阻力不小。政策制定者的顾虑在于,一旦放开,监管极难。事实上,中医对于中成药施治于所有人群始终有保留意见,中医是个性化医疗,切断中药与中医源头的连接,犹如涸泽而渔。这也是中医诊所期待院内制剂的初衷。

互联网+中医能否摆脱名老中医的依赖

医生固然重要,但也有另辟蹊径者。70末的米医生,是少有的真正用互联网思维与方式创立中医诊所的人,她的素问中医诊所走通了一条并不依赖“名老中医”的新路。

2016年9月,素问中医在各家连锁诊所激战正酣的年份切入了行业,没有“自带流量”的医生,也没有线下诊所。米医生的第一步是开设公众号“素问轩”,定位儿科的中医科普原创内容。生动的漫画配以简洁的文字,深入浅出的讲明白小儿常见病的病理,迅速吸引了很多“米粉”。

“传统的中医馆都是先解决医生从哪里来,所以他们去挖医生,让医生自带流量”,米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这种方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医生离开,平台就垮了。所以,我们先解决病人从哪里来。”

三年时间,素问轩的用户超过10万,转化的线上服务客户群2万。创业一年后的2017年8月,米医生成功地把线上读者引入到线上问诊平台。2018年,当素问中医诊所落地上海时,患者从线上自然地转化到了线下。

米医生的经验是,一个有疗效的医生,如果平台给他50个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就会像“爆米花”一样增长,“你看好了小朋友,妈妈也会找你看,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她的同事也都会来。所以,一个医疗机构需要做的就是对医生的选择和过滤。”

米医生在她的线下诊所没有采纳传统的“名老中医”模式,而是选择培养自己的中青年医生团队,通过使用辅助诊断系统来赋能,例如使用病情采集设备,如舌诊仪、脉诊仪,帮助青年中医准确收集病情资料,还为常见病种设置了相应的标准化问诊单等等。截至目前,运营一年的素问中医诊所月入营收已超过140万,而且这仅仅是诊所全职年轻医生的看诊收入,还不包括多点执业的名医。

素问中医的底气在于,公众号自然衍生出的中医育儿电商产品本身就是盈利的,由于平台患者资源足够,因而多点执业医生带来的收入是医馆的纯营收增量。“我们对名医没有收入需求,最需要的是他们培训我们的医生,让年轻医生可以博采众长”,米医生说。

从“圈名医”到“圈用户”,新型中医馆就是这么逆袭市场的

△图片来源:医馆界

一位关注中医诊所多年的投资人告诉八点健闻,素问中医创始人的特点是科班出身,中西医的底子都有。因此,她在做中医科普的每一篇原创稿件时,都会从中、西医两方的思路去推敲,再从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中核实印证,因而规避了西医的论辩。

“有互联网思维的人非常好学,思想也包容开放,互联网的方式是,你不要先入为主说别人是骗子,至少听一听别人怎么讲,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别人的观点,”上述投资人说。

除了米医生的素问中医外,还有一批新型医馆出现在视线中,尤其在四川、浙江等省份,单体医馆不断涌现。例如,成都的新型医馆承启堂、互联网基因的泰生堂、以中青年专家为主力的秉正中医等。

王中华认为,中医馆最根本性的内功是发展中医临床学术能力,但这一点尚未被大多数的中医馆认识,多数仍忙于名老中医的“圈地运动”,不下真的苦功夫。

据他统计,目前全国的学术型中医馆不足十家,例如北京的杏园金方国医院、徐文兵的厚朴中医学堂、刘力红的三和书院、慈方中医、成都的秉正中医、广州的汉古中医学堂等等。以北京慈方中医为例,其学术传承做到了开放化、网络化、制度化与普及化。从2017年6月开始,创始人贾海忠带领医馆的年轻医生,每两周一次做“复杂疑难病解惑现场直播”,惠及医生、患者和中医爱好者。

这些新兴的中医馆创业者非常小众,“赚钱”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挽救中医的颓势,培养能看病的中医青年才是他们的期盼,因为名老中医终将老去。

季敏华|撰稿

郑琪|撰稿

子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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