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郡县制”一般说来，秦之前的分封制是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其拥有的世袭特权常常形成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做大进而威胁到中央政权。自秦始皇废除分封制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郡县制为标志的官僚政治得以确立。  秦朝郡县制 显而易见，这种体制既有利于形成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也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郡县制虽历经一些演变和调整，但仍为各朝代所沿用。 隋唐时期，“郡”和“州”之称交替出现，一度极为混乱。唐玄宗时期，州县制最终取代了郡县制，从此一直沿用到清末。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刺史、太守、县令等州县官员仍必须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也就是说，作为800年前创建的一种行政制度，郡县制的精髓一直保留了2000多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除10个行省外，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被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自元行省后，明清沿袭这一行政制度。可以说，行省制是蒙元在中原地区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 别具一格的“军府制” 五大将军“辖区” 清朝建立后，其行政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明朝避免使用元朝的“行省”，但满清没有这一避讳，于是，明朝的两京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被改设为十八行省，原布政使司辖区直接称为“行省”。此外，在各省布政使之上设总督、巡抚掌管全省军民事务，布政使“降格”为巡抚属官。 与蒙元的“腹里”相似，作为满族龙兴之地的东北和蒙疆等重要地区，满清施行不同于汉地的“军府制”，分别在东北、外蒙古及新疆设立五个将军辖区。此外，在西藏、青海设办事大臣。 “五大将军”均出自“自己人”作为满清贵族的发祥之地，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一直是皇家禁地，自成体系，陆上通过沿海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华北地区相连。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保障自家后院的安全和“血统纯正”，专门设置了“柳条边”禁止汉人出关移民垦殖，艰辛的“闯关东”由此而来。  满清的“后院” 既然是特区，满清自然有政策倾斜，以“军府制”在此设置三个将军辖区进行管辖。当然，自己老家的父母官不会让他族染指，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将军”之位高权重丝毫不在地方总督之下。 后来，无论满清如何汉化和倚重汉人，在必须为满族人这个“任职条件”上，满清是从不带一点含糊的。 早在满清入关前，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漠南蒙古就已顺利归附大清，随着蒙古问题的解决，满蒙两个盟友携手共赴中原，“满蒙一家”从此成为大清的基本国策。 而乌里雅苏台和伊犁正是盟友蒙古族的聚居地，因此，镇守这两处的将军都为大清宗亲及满清贵族，几乎没有出身汉军旗的将军。 纵观清朝近三百年，历任近400位“五大将军”里，除了最后一任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在1905年短暂“署理”黑龙江将军，再也找不出一位汉人，这与成群出现的汉人总督形成鲜明对比。清朝五大将军辖区、名称见下表。  大清“五大将军” 九大总督清朝地方总督一般为正二品，若加兵部尚书衔者则为从一品，统管一到三省的军事、行政大权。从雍正二年(1724年)设直隶总督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一百多年间清朝共有11位总督。期间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漕运、河道总督无地方责，授衔视巡抚”。因此，作为封疆大吏的九大总督成为大清的“九柱国”。 在九大总督中，因“总督”大清的龙兴之地，虽设立最晚，东三省总督仍位列疆臣之首。除此以外，设立最早的直隶总督当仁不让成为重中之重。 满清入关后，将直隶于北京地区的北直隶改为直隶省，顺治五年（1648年）设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随着全国各地陆续“配备”了地方总督，直隶从此有了单独一省的总督。 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府，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在近250年间，保定一直作为直隶省的政治中心，保定直隶总督署成为中国保存完整的唯一一所清代衙署。 谁撑起了晚清？从雍正二年到宣统三年，在187年里共有直隶总督74人，其中大部分为汉人担任，而最为有名的恐怕要数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师徒三人了。 1、曾国藩 曾国藩作为三人中的前辈，其地位在直隶总督署门前那幅字中体现的很明显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同治七年（1868年）4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奉上谕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三个月后，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开始了仅二年零二个月的任期。  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同治九年，曾国藩的“辖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武力庇护下“肆意妄为”，激愤的天津民众群起而攻之，冲突直接造成教会数十人被谋杀，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当场被杀。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7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随即，多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命处理此案。从保定赴天津前，曾国藩就清楚这是一件中断自己政治生涯的棘手之事，无论处理结果如何，他都要得罪一头。 如果硬着头皮跟洋人杠，那就是坚船利炮伺候，两次鸦片战争的惨景还历历在目，受苦受难的最终还是民众百姓；如果软下来跟人家“道歉”，那民众舆论又将沸腾，各种骂名纷至沓来。 最终，曾国藩以杀人偿命，赔偿谢罪了结此案，背负着骂名“自引其咎”，一年后郁郁而终。 2、李鸿章 同治九年7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两人在交接时的简单对话颇有一番意味。 曾国藩问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此案，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与洋人交涉，不管说什么只同他们打痞子腔。” 当年八月，因成功办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随后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李鸿章书法 在李鸿章主持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军校、第一支海军舰队等多个“中国第一”。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与曾国藩共同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这些军工实体不仅极大带动了晚清的工业化，还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与曾国藩一样，在积贫积弱的大清作“当家人”可不是轻松的肥差，李鸿章在1901年刚签订了《辛丑条约》就病逝了，享年79岁。虽“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又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背负的骂名怕是难以洗刷了。 3、袁世凯 据载，李鸿章临终前道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并极力向朝廷推荐袁世凯接任自己。无论真假，不可否认的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可谓“非袁莫属”了。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随即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在任五年间，袁世凯同样干出一番令后世啧啧称赞的事业。  袁世凯与各国使节合影 除了在保定编练北洋新军，袁世凯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等“中国第一”也是信手拈来。 与时俱进还是故步自封汲取了蒙元的教训，应该说满清在中原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一点在清朝的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不断汉化，学习汉人的文化、制度到不断启用汉人重臣担负中兴大任，清政府确实作了一系列努力。 但在“腹里”岗位上，大清自始至终没敢迈出那一步，最终也没有达到彻底与时俱进的境界。其实，这些汉人肱骨重臣既然能为国家而忍辱负重背负骂名，难道会坐看边疆被人蚕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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