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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国学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人的内心得到安顿，成为心灵的家园。人活在世上，时间是有限的，每个人注定只能接受某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片段化的、不完整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寻找、去建立自己的心灵家园，它是你内心安身立命的地方，它能让你找到生活的意义。寻找心灵家园是每个人内在的需要。人的需求分为身、心、灵三个层次。身体的需求是必要的，什么叫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但只有它还不够。心智方面的发展，是每个人需要一直努力的。但灵的需求或者说精神需求则是重要的。满足身、心、灵三个层次的需求，一个人的生命才能更完整，更丰富。 现在讲究实用，国学有什么“用”？有关国学之“用”，首先在于建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所谓完整，必须兼顾几方面： 一，认识自我：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我如何面对自己的成败得失，生老病死？我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二，我与别人如何相处：“别人”包括由近及远，从家人到天下人皆在内。我与别人要依什么原则来界定彼此的相互关系？本末轻重，道义利害要如何衡量？ 三，我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界泛指万物，我与万物的关系包括“竞争、利用、保护、欣赏”，我应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才不致改变“共存共荣”的局面。 四，我与物的关系：物就是物质，富贵或者贫贱，如何面对？ 五、我与神明的关系：神明泛指祖先、鬼神、上帝等超自然的层次，通常与我的信仰有关。不论有无宗教信仰，总不能忘记祖先的期许。 从古到今，人类永远面临着三大问题：人与自身的肉体与心灵、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存”问题。千百年来，无数学者都对人为何为人、人如何成人做了孜孜不倦地探索，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进入现代文明，物质条件虽不断充裕，但“天人关系”、“人己关系”、“身心关系”这三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反而日益凸显。实际上，人类今日面临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焦虑。为了让处于各种生存问题中的人学会调整心态， 学会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更好地生活， 各种心灵类的辅导书籍在市场上的热销恰恰反映了很多人对于心灵粮食的渴求。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社会动荡不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孔子却偕同门人周转各国，积极抒发宏大的政治理想，即使遭冷遇、唾弃、断粮也不放弃。在整部《论语》中，我们没有听到孔子的抱怨或者发牢骚，看到的是一个“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一个“乐山乐水”的孔子，一个“求仁得仁”的孔子，一个在乱世之中从容不迫地周游的孔子，由此可见，孔子的智慧、心胸堪比“日月”，连朱熹也发出“仲尼，天地也”的感慨。细细品读《论语》，思考孔子如何做到与己为善、与人为善、与物为善，对于今天的我们寻找心灵栖息地会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对照上面几个关系，《论语》对我的开启大约有如下几点： 一、对自己要“约”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孔子说：“因为自我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实在很少见。” 人贵能约束自己，有所节制。放任自己，不知约束和节制，必有后患。那么，怎样才能算约呢？比较简单的，就是依循明确而具体的规范。譬如孔子对颜回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要视、听、言、动都能遵守法律与礼仪的规定，就是约。比较困难的，是在内心约束自己。收敛心思、控制欲望、把握时间，然后专注于自己选定的目标上。 总体上，儒家强调修养，对自己要有约，要“约之有礼”，或者说，用“礼”来约。所有修养都从这个字来的，叫做约束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约束自己的话，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能力尽量施展，对社会是一个灾难，所以你就要设法自我约束。如果礼没了到哪里去找？到老百姓中找。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篇》） 意思是：孔子说：“谦恭而不以礼节之，就会辛劳；谨慎而不以礼节之，就会胆小懦弱；勇猛而不以礼节之，就会犯上作乱；率直而不以礼节之，就会尖刻伤人。君子如能厚待亲人，则人们就会趋向仁德；不遗弃旧朋老友，则民情就不会淡薄。” 这里记载孔子教导弟子重视“礼”的节制。恭（谦恭）、慎（谨慎）、勇（勇敢）、直（率直），原本都是良好的态度。但是，也不能过分，必须做出合理的节制。也就是说，与在实践美德时，如果缺乏适当的规范，光是一厢情愿，结果往往让人失望。所谓规范，在古代就是“礼的节制”，要配合一个人的身份、角色、地位、职责来考量。我们跟人互动时，遵守礼的节制时，也要出于真诚之心。 此外，人终其一生， 最主要的问题是保全自己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个体的生存是存在的一切基点。 第一、生命的存活 在乱世中，性命的保存是不容易的，稍有差错便离恨归天。 所以孔子的通权达变， 很多时候是出于维护生命的需要。 从《论语》可以看出孔子对来之不易的生命倍加呵护，珍爱万分。 1、保护生命，不轻易失去。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在动荡的社会中懂得明哲保身，不要白白丢命。然后孔子进一步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戒色”、“戒斗”、“戒得”是告诫人们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护好自己。另外，保存自己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 为政者要爱护百姓， 不要 “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尧曰》）。 2、颐养生命，不随便糟蹋。 孔子虽不主张华衣奢食，却强调吃穿住的舒适性。 在吃的方面，孔子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这种讲究“非极口腹之欲，盖养气体， 不以伤生”；在住的时候选择好的环境以陶冶情操，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穿则重视服饰的搭配，“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乡党》）。孔子的养生之道不仅指物质上的舒适， 更重视心灵的舒适，因为很多疾病是由心病引起的，而心情的愉悦、畅快、放松则可以使人长寿、远离疾病。所以孔子指出“君子不忧不惧”（《颜渊》），“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八佾》），“丧致乎哀而止”（《子张》）。 3、敬畏死亡。 作为生命的主体，死是个体存在的必然归宿，只有重死才会对生命的珍贵有所体悟。 《论语》的很多篇目都曾记录了孔子对死亡的态度。 《述而》篇中有记“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谨慎为之的三件事：一是祭祀之前的斋戒， 二是关系到百姓死伤的战争， 三是影响人生死的疾病，这三者都与死亡有关。孔子甚至把死者的祭祀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成为上层统治者教化于民、施行仁政的手段，“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第二、精神的生存 如果不能理解孔子个体生存的两个层次， 则看孔子的言论就会有诸多矛盾之处。 强调明哲保身却始终周游列国，重视祭祀却不肯给颜回厚葬。 事实上，在孔子那里，义重于利，内在的精神世界贵于外在的肉体存在。 生命的存在是最基本的，也是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的。 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精神上的价值取向。 孔子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在不断的生命体验中，他一层层往上走，精神世界变得丰盈、充实。孔子的心灵世界广阔无垠，既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圣贤气象，又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君子风范，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一个“志”字。“志于仁”是孔子一生的精神支柱。
孔子首先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没有志气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其次强调立志应立大志，担负天下责任，不能执着于名利。“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的精神境界之所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就是因为其志向的宏大。最后，孔子认为立志要有恒、有行。确定志向并不难，难的是坚守志向，并且在生命实践中不断体验它，不断充实它，即“博学笃志”。孔子认为，如果志向不坚定，就连简单的职业也从事不了，“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子路》）。而君子则“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陈蔡受困时，孔子与弟子们对其遭遇困境的不同观点， 就用事实证明了孔子对于志向的坚守，也从侧面说明恒志的不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对现代人来说，生命的保存已经不是头等大事，建立精神家园反而迫在眉睫。 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而正确的志向是人的主心骨，志为“人心之主”，“志有不立，则此心便为富贵、功利、声色所染诱”。
二、对他人要“恕” 就是对别人要恕，就是将心比心，你在天下不管任何一个人，你跟别人来往，只要能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到处受到尊重，受到欢迎。 恕的同时，还要诚。为什么提到真诚呢？儒家思想有关键，“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就是打开儒家思想的密码。宇宙万物里面，只有人类是一个人吗？“我”是一个人，我就要真诚，我就要由内而发，发现我跟别人之间有一种适当的关系。 “人性向善”落实在生活中，要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每一个人真诚，真诚绝不是天真、幼稚、无知。真诚是一种智慧的判断，懂得分寸，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该怎么做事就互相来往，这叫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对方期许要沟通”，你跟别人来往不能说一厢情愿，一定要了解别人对我有什么要求，我要跟他沟通一下。第三，“社会规范要遵守”。三个合起来会经常发生冲突。但没有冲突，也只能坐一辆车。
这里讲的是人在社会群体中的生存。 社会生存指个体生命进入社会领域后， 选择一种生存方式以协调各种关系，并借以继续安身立命的问题。 儒家的生存智慧最突出的特征是不规避社会，积极入世，关怀人在社会群体中的生存状况，“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如果离开社会，人将如何成人呢？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人交往的原则，以便使人与社会处于和谐之中。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子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等。无论是宽、耻、信、敏、惠，还是温、良、恭、俭、让，都是“仁”的外化，都从自身作要求，强调个人的主动性。
孔子这里的“仁”首先表现为一种情感，即“爱人”。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情”在里面，而这种情感的基点首先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亲情，即孝悌慈爱。这种亲情在时间上持续最久，在空间上联系最密，在程度上最为强烈。一个对父母“劳而无怨”的人，他的品质是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所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孝”是“仁”的根本， 如果对别人也能够做到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情，就会容易理解别人，减少人与人之间摩擦、矛盾的产生。用自己的内心感受别人的心情，用真挚的感情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实际上就是实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即换位思考。
但是，在以“仁爱”“推己及人”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一是持中，与人交往即使出于好意，也要把握分寸，“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而以“中”作为标准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二是循礼，“礼”是社会对人的总体要求，并不是人人都能靠“德”约束自己的，为了社会的安定，“礼”必不可少。“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对待不同的人，就要说不同的话；在不同的场合，就遵循不同的规矩，如果任性而为就会被别人耻笑“不通世故”。三是忌伪，“仁者”不是好好先生，“爱人”也不是盲目对别人好，真正的“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能批评违仁的行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只能是“伪君子”，孔子就认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四是修身，社会是一部大百科全书，要不断学习，才会有所收获。“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
三、对物质要“俭” 是对物质要俭，儒家一向强调真挚的情感比较重要，物质包括自然界在内要尽量节俭，不要浪费，否则你前面的约怎么做得到，你如果浪费的话，你对别人也很难照顾。过度的奢侈是可耻的，只能把自己活成了一堆肉。
《论语》中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众所周知，孔子极力提倡克己复礼，他在回答林放关于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一提问时，说：“这是个特别重要的大问题。对于礼仪，与其铺张奢华，不如俭朴节约；办理丧事，与其仪式隆重而表情随和平易，不如内心悲伤。”主张在办理丧事的时候，不要铺张浪费，不要搞形式，而要注重内心的悲伤。这种观点，永不过时，即使对于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孔子不但始终提倡这一观点，而且能够身体力行。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买不起外棺，就是通常说的椁。颜回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自己的车给颜回买个椁。孔子没有同意，体现出其主张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现状从简办丧事的思想。孔子儿子孔鲤死也是只有棺而没有椁，这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是根据礼的规定和自身经济情况进行的决定。
提倡节俭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论语·子罕》第三章是这样的：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翻译过来就是：孔子说：“礼帽用麻料来做，是礼制的要求，如今用丝料做，是节俭的方式，我遵从大众。在堂下见礼叩拜，是礼制；如今改在堂上见礼叩拜，那显得傲慢。虽然违反众人，我还是坚持堂下见礼叩拜。”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孔子灵活的思想方式，当能够用节约的丝料来代替麻料时，虽然礼的规定要用麻料，但孔子遵从大众的选择，不是顽固不化一味复古，而是与时俱进，在能够节约的地方尽量节约。但在见面礼节方面则选择古礼，因为那只是人的行为，不需要消耗物质。
《论语·述而》中孔子更明确地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意思是说，“生活奢侈就傲慢不谦虚，节俭就显得孤陋固执。相对比较，宁可孤陋固执，也不要傲慢而不谦虚。”节俭能养德，奢侈则败德。无论古今中外都如此。因此将生活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内非常必要。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在可能条件下，尽量适度为好，既不要吝啬，更不要奢侈，以节俭为好。这一点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鲁国建造新的府库，孔子弟子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闵子骞对于建造新的府库提出批评，其出发点是反对浪费，意思说继续用旧的，能怎么样，何必建造新的。孔子对弟子的这种观点表示赞美，说，闵子骞除非不说话，一说话就说到点子上。本质还是对其主张节约观点的赞成。
人世间充满了诱惑，人的动物性是一种潜在而极大的势能，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中，人要超越来自世俗生活层面的金钱权力功名富贵以及各种欲望冲动的诱惑是困难的。在生活的种种欲望的剌激下，媚俗和随俗的心理往往使人放纵这些欲望而不可收拾。对于一般人来说，精神的自律就显得极为重要。而对于圣者来说，其精神已走出了自律而达于自然，获得了超越之后的自由，因此他能在宁静默识中看破个中虚妄，对一切变化机巧无动于衷，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正如夫子称道颜回所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颜回的境界，正是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达到了一种宁静，一种平常心。在道德自我完善中体验着期乎圣的快乐，因而超越了普通人的一 般生活欲求的痛苦。箪食瓢饮独处陋巷，但依然处在一种精神圆满具足的快乐之中，这就进入了“无我之境”，把握到了“无境之我”，“我”于是获得了超越。 在孔子对颜回精神的叹赏中，也同样体现着对这种人生境界的体证。当然，孔子的境界不止于此，那是所谓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水味与肉味” 的境界 。在最高的音乐中体证最高的道的幽玄微妙，在这种幽玄微妙的境界中怡然自得，陶醉在物我俱化的妙契神会之中。正是这种对道的体验的极大 的快乐，和这种快乐后的宁静静观，孔子甚至发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肺腑之言。这是至圣者对于生命、对于道的期许。一旦超越，就能平静无畏地面对死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从而高扬道德理性精神，修成至圣的人格高度。到了这样的高度，人也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也许，置身在人生修养的最高处，也就无所谓修养了。
四、对天命要“知” 《论语》里，孔子两次直接谈到“天命”，并且把它和君子的基本修养结合在一起。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篇》）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 “知命”，“命”或曰“天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便是“畏天命。”又说：“生死有命，富贵有天。”“命”，包括命运和使命。“知命”，就是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且抉择自己所要达成的使命。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途径，我们知命，表现为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发扬仁、义、礼、智的精神。无论活多久，都要尽力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尽人事而改变天命。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天命是不存在的，是迷信。其实，孔子所说的天命，第一，它客观存在；第二，它不但不是迷信，还是正信。孔子的“天命”，到底有什么内涵，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是，大致应当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有这样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也是天命。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认知和认同的，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接受了这些之后，我们还得对这些命定的一切尽相应的责任，这就是天命的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指：天命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先我们而存在，或我们无法改变，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比如，我们生在地球上，这就是天命。我们生而为人，这也是天命。主观方面是指：天命包括人的道德责任、为人的准则、人的出处穷通等丰富的含义。也就是说，能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不仅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所以，按照孔子的理解，他的“知天命”的“知”，不仅是指“知晓”、“认知”，更是“履行”，是“知行”的合一。
具体地讲，就是以下三点： 1、我们必须认知天命。认识到天命确实存在。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存，在一定的背景下寄托，在一定的凭借中发展。而且，生而为人，必须有所承担，这样的承担，无从推卸，因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命。 2、我们必须敬畏天命。敬畏这些命定的先天的一切，而不是嫌弃这些。这是敬畏心。那么，敬畏天命，会不会导致我们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呢？不会。因为天命本身包含了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尤其是包含了我们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 3、我们必须履行天命。知天命即是知“使命”。在认识到并敬畏这既定的人生依托的前提下，也能认识到人作为万物之长，也是天命力量的一部分，天意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体的历史使命。知天命、知天意、知天道，也就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历史使命感，从而顺应既定的条件、背景和凭借，乘势而为，百折不挠地向着命定的方向前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敬畏天命可以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加积极和义无反顾的人生。 知天命不仅使我们有敬畏心，还赋予我们进取心。认知天命，是仁；敬畏天命，是礼；履行天命，是义。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敬畏神，对神产生信心，是神本位的态度。我们是人本位的态度，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都把责任交给自己。我们不把责任交给神，更不能逃避，这才是人性的尊严，也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
五、对自然要“乐” 人作为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 整个群体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庇护。 然而，在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自以为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能够征服自然，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全球各地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后，人们开始重温先哲“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论语》里面孔子就有相当多的论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1、孔子认为“仁道”的思想不仅仅应用于人类社会中，对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要持有同样的生命关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这里指孔子只用鱼竿，不用钓纲大规模地捕鱼，只射杀飞鸟，而不会射杀巢中之鸟。孔子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过度猎杀的行为有悖于仁道， 不符合 “中庸”。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依附于自然，如果破坏生态平衡，人类就会自食苦果。孔子对自然持有的“仁道”精神和长远发展眼光令今天的我们汗颜。 2、孔子将自然与人类紧密相连，用山水的意象比喻人优秀的品质。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雍也》）。“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 罕》）。用自然显示人之德，使自然活化，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孔子的这种自然审美观深刻影响了后世，如很多诗人都喜欢用梅来比喻人的坚韧，用荷来比喻人的纯洁。而“乐山乐水”也就成为君子们的时尚追求，抛开一切烦恼和世俗，走近山水，敞开心扉，如云自由卷舒，似花自在开落，在这种情景中，人与山水的界限完全消失，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3、孔子认为人是不能改变生生不已的自然规律的，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自然存在着绝对的必然性和客观性， 因此要敬畏天命。“迅雷风烈必变”（《乡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 曰》），孔子甚至把敬畏天命列为“三畏”之首（《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不敬畏天命，得罪了上天，祷告也是没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孔子的这种思想固然可以说是那时候科技的落后导致人们对于无常自然的敬畏和惧怕， 但是即使是现在， 科技如此发达，我们也不能断言对自然规律已掌握得一清二楚。
孔子的自然观存在于人与山水的双向关怀中， 人与自然交相辉映、融合为一。 对人而言，“乐山乐水”与其说是一种体验，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境界。“道德本乎人性，人性本乎自然”，对山水的热爱充分体现了仁者的生命情怀，即生命的依托。而自然创生万物，蓄养万物，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栖息地，人必须对其怀有敬意。 整部《论语》深植于现实生活，充满了丰富的人性考虑，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存关怀和生态观念。 孔子通过“立志践仁”沟通身心健康发展，凭借“仁者爱人”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乐山乐水”的情怀欣赏自然中的一切，使三者的界限消失，处于和谐安宁之中，从而乐己、乐人、乐物。我们品读《论语》或许达不到孔子的随心所欲境界，但从中获取某些启发，使精神有所寄托，对生命的走向有所了然，就已受益匪浅。
六、对神明要“敬” 对鬼神要敬仰，要对祖先崇拜，中国人不管信不信宗教，都相信祖先的存在，祖先就是鬼神，祭拜祖先就会觉得自己生命有—个中心，忌讳鬼神的话就会内心收敛，跟前面的几点配合起来。否则你说人活在世界上到此为止，祖先不在了，这样太可怕了，简直是无法想象他会做什么事情出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八佾》）意思是：祭祀祖先时，就像祖先在面前；祭祀神灵时，就象神灵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能参与祭祀，那就如同不曾祭祀。” 这里记载孔子对神灵虔诚的态度。祭祀祖先天地神灵，在今天看来似是一项迷信活动，古人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须的一种仪式，它是“仁、孝、诚、敬”的综合表现。祭祀祖先是“亲亲”的扩大，是“孝”的延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本，“仁”又是治国的根本，“诚”是实行“仁”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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