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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计 2600 字 预计阅读时间 8 分钟 方志远 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组评审专家。代表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江西通志·明代卷》《王阳明：心学的力量》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国史通鉴》《王阳明》等节目，多次被央视官网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如果说汉唐时代中国的对外交流、对外交通，主要是以长安以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那么到了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开辟，而且更加繁忙。明朝建立之后，这个势头甚至还在延续。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但越是出身穷苦，一般来说就越是爱要面子，这就是所谓“极端的自卑”导致“极端的自尊”。元朝原本在广州、泉州、明州等地设有了市舶司，朱元璋为了表示天朝的大气，把市舶司设在了苏州太仓的黄港，也就是浏河，用以接待各国来南京的使节和商人。这个新立的市舶司到南京，大约就是天津到北京的距离，可以说是当年明朝都城南京的“国际门户”、是那个时候明朝的“天津”，民间则称之为“六国码头”。 所谓“六国”，既可以认实，也可以认虚。如果认实，那就是高丽、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爪哇，如果认虚，那就是“无数”。那时的浏河、黄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万帆蔽江。当代太仓画家邢少兰先生根据历史记载，绘有《六国码头通商图》，再现当年太仓黄港的繁荣。 《六国码头通商图》 作者 | 邢少兰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命人在南京聚宝门外建起了六所宾馆，即酒楼，人称“六楼”，分别命名为来宾、重译、轻烟、淡粉、梅妍、柳翠。这些“楼”的名称，不但十分浪漫，而且也十分受欢迎的。“六楼”内设有官妓，接待来自海外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以安远人”。通过市舶司及“六楼”，也可以获得一些“夷情”，及时向朝廷报告。当然，一些在南京的明朝“京官”和国内商人，也是“六楼”的常客。 但是，好景不长，几起看似突发却是时时发生的事件，使明朝的海洋政策发生了变化。 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御史大夫汤和攻取福建之后，奉旨班师明州（宁波），拟在明州建造海船，运输北征的粮饷。因为此时的北京，还在元朝的占领之下，朱元璋正在筹备派遣大军北上。但是，汤和的“班师”船队途经浙江近海舟山群岛时，遭到当地昌国州（今浙江舟山市）兰秀山民的攻击，指挥徐珍、张俊战死，后来汤和也因此受到处罚。接着，这股“兰秀山民”乘机渡海，攻陷了象山县的县城。虽然这起民变很快被当地官府平息，却引起明朝朝廷的高度重视。 汤和画像 第一，这些“兰秀山民”不仅攻城掠地、攻击国家的正规军队，还有元朝的枢密院印。此印为元末活动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元末明初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所遗失，有这颗印，既可以号召江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也可以与元朝及此后退居塞外的蒙古政权遥相呼应。 第二，“兰秀山民”被明军击败后，并没有就此销消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远遁海外，在位于中国黄海东北边缘连接日本诸岛和朝鲜半岛的济州岛建立据点。 济州岛地理位置 第三，像“兰秀山民”这样的“岛寇”在舟山群岛、 在整个东部沿海还有不少。他们或商或盗，对希望把整个国家统治得铁桶一般的朱元璋是强有力的挑衅。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内战争（南北朝）中失败的日本武士，以及商人、浪人，从元末开始，就在中国沿海骚扰劫掠，被称为“倭寇”。明朝建立前后，“倭寇”在沿海的活动仍然十分频繁。 明太祖曾“数遣使赉诏书谕日本国王，又数绝日本贡使，竟然不得倭人要领”（《明史·张赫传》）。这就是明太祖不了解“倭情”了，他以为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明朝一样，以为日本的“国王”可以管得住“倭寇”。洪武二年，更有一股倭寇在中国海盗的引导下，多次深入到崇明及距京师南京不远的苏州一带，应该也到了“六国码头”太仓黄港一带，杀掠居民，劫夺货财。这股“倭寇”及“海盗”，仅仅被太仓卫生擒的就有数百人之多。 这一事件几乎和兰秀山民事件同时发生，即使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明朝政府也必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看待。何况，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岛寇”，与“倭夷”的相互勾结早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时，凡是沿海地区发生的“倭变”，几乎都有海盗为引导；同样，凡是有大股的海盗活动，也多有倭寇参与其中。在我的印象中，逃散的“兰秀山民”不但在济州岛建立了据点，还是明朝有记载的第一批“冒牌倭寇”。 外部的倭寇与内部的海盗，以及二者的相互勾结，成为困扰明代海疆的主要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批准曹国公李文忠的建议，在浙江设置七个卫，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第二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州、台州、庆元(宁波)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即无业游民，共10多万人，隶各卫为军。又通告当时的高丽政权，联合对济州岛进行清剿(关于这一事件的本末，台湾中研院《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所载曹永和先生《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一文作了详实的叙述)。 明朝版图 此时，离明朝建立才三年。此后，明朝在北起山东，南经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沿海及近海岛屿上建城75座，大规模建造海船，加强海上巡逻，并鼓励水师出海作战。到洪武末，沿海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共有军卫54个，千户所99个，巡检司353个，烽堠997个，总兵力40多万人、舰船1000多艘，形成了一个从沿海到近海、到远洋的具有纵深防线的海防体系。 应该说，明太祖朱元璋的这些部署，对于肃清海盗、消除“倭患”，保沿海民众平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明太祖是要面子的人，倭寇、海盗不给老子面子，老子就不给你们这些龟孙面子，于是，在加强海防力量的同时，不断颁布、重申禁海令，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苏州太仓的黄港市舶司，也在洪武三年二月被撤除。 如今的苏州太仓 这些举措，开了明朝禁海之例。而这一类的举措，恰恰是中国历代统治者觉得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但也是最不顾沿海民众利益、对中国长远发展带来最大危害的手段。 此后，明朝沿元朝之旧，把市舶司设在了宁波、泉州、广州。但是，这些市舶司和宋元时期并不相同。 第一，时设时罢。洪武七年九月，为配合海禁，革除了设置不久的广州等三市舶司。直到成祖即位后，才在永乐元年八月重新恢复。各市舶司设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另有吏员(包括负责翻译的“通事”)若干。在各市舶司置驿馆，以接待来华的外国贡使及其随行人员，福建的叫“来远”，浙江的叫“安远”，广东的叫“怀远”。“平定”交阯后，在该处增设云屯、新平、顺化三市舶提举司，使市舶司的数量增加到六个。宣德时明军撤出交趾，云屯三市舶司也不复存在。嘉靖三年以后，因为日本商人“争贡”事件而诱发了旷日持久的“倭患”，罢去宁波等三市舶司，至三十九年才恢复。 交趾 第二，各种限制。海外贡使的进入路线、时间、人数、船只均有限制：宁波市舶司接待日本贡使，泉州市舶司接待琉球贡使，广州市舶司远离中原腹地，又近南洋，故可接待占城、暹罗及南洋、西洋各国贡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形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官方格局。琉球、占城及由陆路“进贡”的朝鲜，因为是明朝的属国，皆两年一贡；日本因“倭寇”问题，十年一贡；其余国家三年一贡。如果未至“贡期”或过了“贡期”，除有“特恩”，市舶司皆不予接待。每次接待的“贡船”只能是一至二条，随行人员限定在150人至200人，超过的船只及人员。不得入港。 第三，职责变化。按朱元璋、朱棣父子的认识，市舶司的主要职责，不是征收进出口商品贸易税，而是接待来华的海外各国“贡使”，所以，业务上听命于中央的礼部，行政上则归各布政司管辖。为了保证“贡品”的不致流失，也为了更好地控制极其有限的“朝贡”贸易税的征收，自正统、景泰始，或由所在省份的镇守中官兼领市舶司事，或在市舶司增设提督市舶太监。 朱元璋画像 从此，市舶司虽然在表面仍受中央礼部和所在布政司管辖，实质上却受内府控制。人员、物质提供及馆舍的修缮，由布政司负责，“赏赐”给贡使的礼品，由礼部筹办，而贡品中的珍品则由市舶太监直送内府。也就是说，外国的贡品是朝贡给皇帝用的，但皇帝的回礼，用的却是老百姓的税收。 不得不说的是，海外从来就是“不靖”的，如同边境的“不靖”一样。明朝统治者的上防务思路，和历代统治者边境防务思路一样，希望画一个“防务圈”，把所有的威胁挡在防务圈外，把臣民圈在圈子内。于是，北部边防是修长城，海上防备是禁出海。这个思路在文学作品上也有体现，《西游记》中孙悟空常常用金箍棒画个圈圈，让唐僧蹲在里面，自己就放心了。所以说，不管是否有“兰秀山民”事件、是否有“倭寇事件”，只要明太祖的性格不变、明朝以农立国的精神不变，禁海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本文内容整理自喜马拉雅FM《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方志远教授音频内容。更多明朝趣事，请点击“阅读原文”，由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大家解锁） 撰文 | 方志远 编辑 | 马春阳 戳下方“在看”支持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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