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辛贵强，山西陵川人。在《文艺报》《文学报》《散文世界》《天涯》等报刊发表作品逾百万字，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转载、获奖或收入各种文集。著有散文集《背着太阳行走》。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他人的城里 辛贵强 在小城街头走动，经常碰到从老家农村搬迁入城的人，其中有几个和我是同一茬的人。与憋足了劲儿一门心思进城的年轻人大不一样的是，他们是还在认真打理土地的人，不太情愿像一棵老树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城里。可就在他们人生临梢结尾时，却被儿女带进城来。我看到他们因风吹日晒而黑红粗糙的脸上，既有来到县城里生活的新鲜感与兴奋，也有离开故土遮蔽不了的失落、恍惚与惶遽。他们的表情复杂，心理更复杂。我能看出他们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我这就是城里人了？ 1 疙瘩的孩子来找我，说我多会儿有了空，到他家去劝说劝说他爸，不要人来到城里了，还死惦着一把土，到处刨挖，弄得人家管理部门的人几次找上门，追责罚款。当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很是哭笑不得。 大号富贵的疙瘩，从小和我一起穿开裆裤长大。这家伙天生是个啃土的货，上小学那会儿，他一进教室就犯迷糊，没一天上课不打瞌睡。可一到地里帮大人干活，就满身力气，撅着屁股勾着腰，有模有样地刨挖耧锄。因从小就厌学，他小学毕业后便停了学。在乡村，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他先是帮父母料理家务，十五岁起成了生产队的半个劳力。大半辈子的过往中，他活像一只土拨鼠，除吃饭睡觉和天阴下雨外，整天在泥土里拱刨。几天不让他到地里流身臭汗，他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浑身都不得劲。连他儿女都说，他天生骨头贱。 疙瘩老伴死得早，孩子在县城买房后，不忍心他一个人留在村里，软硬兼施地把他带进城来。可一个离了土连一天也活不了的人，进城来当闲人，活活要他的命。现在的农村，因各种机械和先进技术的介入，种、管、收忙不了几天。疙瘩忙完村里的地回来，闲得蛋疼，便城里城外到处踅摸有泥土的空闲地，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在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县城，除街道、公园的绿化池外，泥土都被水泥厚厚地遮蔽起来。疙瘩一下明白了，所谓城市，就是用水泥把泥土都捂盖起来，把山野、乡野、田野这些带野字的东西统统挡到城外，怪不得好多邻居连养盆花的土都找不来。疙瘩是个笨人，可笨人有笨人的办法，他竟然在城外山坡的树林里发现了可供他摆弄的泥土。这种土，腐殖质含量很高，黑黝黝呈颗粒状，使劲一握就能握出油来，疙瘩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用编织袋背回来好多。他从卖家电的门市部鼓捣来好些泡沫塑料包装壳，在院子里摆放好，把土填进去，分别栽种了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芫荽、韭菜等。疙瘩的孩子买的是一座二手宅院，院子本来不大，让他这么一折腾，愈逼仄了。孩子劝了几回劝不住，心想由他去吧，别人家养花种草，咱种点蔬菜自己吃，省钱还绿色环保。可没想到疙瘩是老母猪拱住了虚土，没完没了了，隔三岔五就到城外山坡的树林去挖土，背回来送邻居养花，弄得林业部门的人顺藤摸瓜找上门来。来人证实了就是疙瘩屡屡在林地挖土后，要以破坏森林破坏生态论处。疙瘩的孩子吓得不轻，忙不迭地认错，好歹才使人家批评教育为主，罚了几个钱了事。 经历了这么一场，孩子想他老子该收敛了，谁知疙瘩越变本加厉了。他眊上了靠城边一条非主要街道旁的绿化池，在几棵桧柏之间的草地上整出几片地，又打垄又开畦，分别栽种了白萝卜、茴子白、青菜、大葱。大半辈子在黄土道场的修炼，使他的劳动进入审美境界，把个小菜园弄成了艺术品。可这毕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弄得城管部门的人大为恼火，没费多大劲就摸排到门上来。来人在核准事实、汇报领导后，准备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的罪名向法院起诉。疙瘩的孩子到处求人拜佛，恰好碰到在广场晨练的分管副县长。疙瘩孩子大着胆子和领导说了他爸的事。县长说，嗨，怎么干这样的事？可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农民老头对土地过了头的挚爱，我给城管打个招呼，让他们从轻发落。可你必须给你爸说，以后再不准干这种违背城市管理规则的事了。疙瘩孩子赶忙应诺，一定，一定。果然，城管部门没起诉疙瘩，可开了上千元的行政罚款单，并责令他在限定的时间里恢复绿化池的原貌。疙瘩的孩子既要忙着挣钱，又要为这样一个父亲担惊受怕，当然要和他急。可疙瘩竟然翻着白眼跟孩子耍起赖来：你老子离开土就是一天也活不了，你再吼吼，我立马回村里去刨个坑把我自个儿给埋了，你信不信？ 疙瘩孩子诉说到这里，无奈地长叹气。我知道，遇上疙瘩这么个人，光靠磨嘴皮根本说服不了他。我忽然想起，城管部门有一支城市绿化队，专搞县城绿化带的苗圃及移植管护，恰好我在那里人头熟，问疙瘩孩子用不用去说说看。他说那敢情好，有这样的事拴住疙瘩，他就不到处瞎刨挖了。我抽空去绿化队跑了一趟，介绍了疙瘩的情况。绿化队领头的人一拍大腿说，我们正需要这种爱土、懂土、会摆弄土的人，让他来吧。不曾想，疙瘩因祸得福，在城里找到一份可以名正言顺地刨土的工作，还有薪酬可拿。 这下好了，疙瘩用不着回村去刨坑活埋自己了。可进城的其他人，虽然都是摆弄惯了土的土拨鼠，却难得能有疙瘩这样的运气。 2 大妹也在县城买了处二手房安了家。可她和妹夫在县城只有半个家，另一半家依然在我们那山旮旯的村子里。 大妹两口子进城，也是为了孙女孙子能在县城上学。我的外甥高中一毕业，就跟他二伯到省建一个工程队当了合同工。在县城买房后，外甥为尽早还上借款，哪里有工程随建筑队往哪里跑，一路就杀到了内蒙古，后转东北，半载一年才能回来一趟。外甥媳妇在县城一家超市谋了个事，虽然挣钱不多，却像把整个人都卖出去，每天轮流值班，来去都匆匆。大妹两口子不招呼孙子孙女不行，不回村种地也不行。孙辈是他们的心头肉，是希望中的一切，可村里承包的土地，也是他们的命。对他们两口子来说，每一块地，每一棵苗，每一粒粮食，都有具体而深刻的意义。 大妹的公公是民国时逃荒到我们村的，挨过大饥馑，遭过大罪。他的爹娘，一个死于大灾荒中，一个死于逃荒途中。他自己也是死里逃生拣了条命，可一直摆不脱饥饿与贫困的死缠烂打。直到土改，分了地，还添了两头牛，才踏踏实实过了几年好日子。时至高级社成立，土地、耕牛都得入社。大妹的公公死活不愿意，成为村里唯一拒绝入社的死顽固。大势所趋，哪儿容得他想咋样就咋样，土地和牛最终被强制入了社。当村干部带人来牵牛时，大妹的公公死搂着牛脖子不放手，可无论如何犟不过强制执行者的人多势众。大妹的公公一路追赶一路哭号：我的地，我的牛。跑着跑着栽倒在地，直挺挺昏死过去。随后赶来的家人和邻居，又哭又喊又掐人中。人是苏醒了，可从此精神出了问题，动辄疯疯癫癫地哭喊，我的地，我的牛。大妹嫁过去时，她公公的疯癫症轻了好多，可一个人走路或闲待着时，还是不由自主地嘟嘟囔囔，细细听，依然与土地有关，与牛有关。 大妹的公公去世时，土地承包已经好几年。或许又拥有了土地经营权的缘故，弥留之际，他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跟前的儿女后辈，艰难地蠕动着嘴唇叮嘱道，土地和牛，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有这两样东西，不管好年景还是赖年景，不管谁执掌朝政，都能过了日子活了人，没了这两样东西，就大睁着两眼等死吧。 大妹搬家时，把父母以上的祖宗位牌都带到城里来。其实，不带位牌祖宗们也会跟来。他们就住在大妹两口子的基因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无论白天黑夜，醒着睡着，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更何况，他们入不敷出的家境，还指着这些土地打粮卖粮给顶事呢，哪里敢轻慢土地。于是大妹的家便安在了候鸟翅膀上，一到春风北渡、大地解冻，两口子便飞回村里侍奉那十几亩山地，外甥媳妇就得告假照应孩子。一年中，大妹和妹夫一直呈飞来飞去的状态。 为了应对城里昂贵的菜价，夏秋之时，妹夫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三天两头往城里跑。他来回跑六七十里的山路，就为送一编织袋自己种的小瓜、豆角、西红柿、黄瓜、土豆等。食用的粮油，也多是自家地里产的。他们仍然像困难时期一样，算计着，抠掐着。在城里生活，成本要高好多，除电费、电视收视费、电话费之外，还增加了水费、集体供气供暖费、卫生管理费等。大妹的孙女孙子分别上初中和小学，费用逐年增加，加上逐年还买房的饥荒，不把掐着抠省着哪儿行？直到现在，大妹和妹夫还使用着按键的老式手机。不是他们使用不了智能手机，而是受制于经济能力不能买。 现在，大妹两口子都已六十好几，大妹患有腿关节骨质增生的病，走路艰难，妹夫则腰椎间盘突出，做虾腰弓脊的活就受不了。可受不了也得受，做不快慢慢也得做。农忙时节，两个人还得回村里去忙。只是他们心里急，县城里的那半个家，读书需要接送的孙子孙女，拽着他们的心，牵着他们的魂。 3 我是在一所小学门前碰见兴财的，他在等放学后接孙子回去。他也随孩子进城，很有些出人意料。 兴财是个木匠，原来不敢到县城里来。他不敢进城是被小偷吓怕的。那还是土地下户后不久，兴财吃饭家伙的手工大锯已经落伍，凑了几百元到县城来买电锯。他听说附近市里正搞反扒窃整治，小偷都跑到开往各县的班车上扒窃，特意让女人把钱缝进棉袄夹层。上车后，兴财很紧张，手不离藏钱的地方，隔会儿摸摸，隔会儿摸摸。他的表情和动作直接出卖了他，再摸钱时发现，棉袄被划出个大口子，钱早已不在。那时候，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兴财于半道下了车，失魂落魄地返回，心疼得用头撞墙。可电锯还得买，又凑了钱二次进城。接受上次的教训，他上车后咬着牙不去摸藏着的钱，果然一路安然无事。可就要下车时忽听有人喊，车上有小偷，大家都看好自己的钱。兴财一惊，急忙去摸藏着的钱，还好，钱还在。他长吁了口气，从拥挤的车门下了车，走了一段路又去摸钱时，头嗡的一下炸了。藏钱的地方又被划开一道大口子，眼看着幻化成小偷讥讽的坏笑。兴财一屁股瘫坐于地，半天起不来。这时他才明白，临下车那个喊话的，车门前那些故意拥挤的，都是小偷们设的局，他很听话地就给他们指点了藏钱的地方。 兴财两次进城被偷后，赌咒发誓再也不去外边的大地方了。除非得了要死的病，在不省人事中被孩子抬进城。岂知现在他却食了言，也跟孩子进了城。 兴财今天接孙子显然来早了，离放学还有半个多小时。好在来早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好几个都是爷爷辈已经退休的人，在学校外的路边站成一圈，正在争论中印边境对抗到底该不该打，中美会不会在南海开战。看法相左之下，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两个情绪激动，争得面红耳赤。对他们的话题，兴财感到陌生，仰着一张木木的糙脸站在一边看，一头花白的头发与那些带着运动帽或染过发的人泾渭分明。我悄悄走过去，照他肩膀猛拍了一巴掌。他簌地一抖，扭过头来，当看清是我，换上满脸的惊喜，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晃，活像见到久违的亲人。 我早已经知道，随着传统手工业的衰退，兴财不干木匠活了，跟孩子偷挖铁矿石挣了些钱，才在县城买了房。我不知道的是，他来县城后是如何打发时光的。他说做家务活有老伴，他的任务就是接送孙子。我揶揄他说，不怕再被小偷偷钱了？兴财一扯嘴角，堆起满脸褶子，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小偷少多了。就是有，咱身上不装钱，他偷个屁？我问他在城里过得惯吗？他说哪个龟孙才过得惯，住在那小区楼上，还是八层，活像装进鸽笼里，一点地气都不接，人很容易得病。还有，他除接送孙子外，无事可干，便到处瞎游逛，哪红火往哪走。看红绿灯卡住或放行的车流，看卖菜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看耍猴，看算卦，看人扎堆下象棋；要么就去看建筑，现在的古代的都看，尤其爱看古代的木雕艺术。 他说他去看县标了，越看心里越糊涂。我问糊涂什么？他说听说修县标花了上百万，可这东西论吃不能吃，论看就那样，到底图了个啥？该不会也像老百姓那样，在房后面立一块“泰山石敢当”的石头，镇宅化煞、禁挡不祥吧？我一下笑喷了，说人家那是象形造型，里边藏有深意。他怔了一会儿才问，有啥深意？我对他说了县标表达的意思。他说扔百把万，就为说这几句话？我说不是几句话，县标是城市文化的一种，表达着特有的精神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图腾，对人们的思想起鼓励影响作用。他忽然就恼了，脸红脖子粗地说，尽是瞎扯淡，我看就是劳民伤财，把你说的这些话录成电视、登上报纸、在墙上写成标语，不同样是宣传吗？把这百把万省下来，能救济多少穷苦百姓？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园，修那么多，占的都是土地，浪费的都是钱财。就是让那些吃上饭没事干的人，在里边说说笑笑、乱吼乱叫、又搂又抱？跳舞，跳舞，眼看把一些人家都跳散了，还他娘的搂着抱着跳！他高声大嗓地嚷嚷，惹得接孩子的人都朝这里看。我发现很难与他沟通，就像手里的钥匙与要开的锁根本不配套。 恰好这时放学了，穿同样校服的孩子们像河水一样涌出来，把人看得眼花缭乱。兴财顾不上听我解释了，瞪大两眼瞅孙子，生怕错过去。忽然又想起我，扭头说，千万别在意啊，火不是冲你发的。我说，知道，快找孙子吧。 他龇牙一笑，又堆起一脸褶子，扭过头去找孙子。现在，孙子是他的一切。 4 我在街上碰到菊花娘和肉蛋娘时，她们正坐在大街的马路牙子上，呆呆地朝对面的楼顶张望。我顺着她俩的目光望过去，看见那座楼顶高高竖着的电信发射塔上，一只喜鹊正俯首翘尾地望着向上飞来的另一只喜鹊，嘎嘎嘎呼唤。那只向上飞的喜鹊嘴里叼着一根树枝，抗着风费力地向上飞升。很明显，这是一对喜鹊夫妇，正在电信发射塔上筑窝。菊花娘和肉蛋娘显然是被它们迷住了。 菊花娘和肉蛋娘的老伴都已经过世，现在住同一小区，这使得她俩走得更近。我来到跟前，问她们在看啥。她们一怔，看清是我后，一捂嘴咕咕咕地笑起来，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脸都涨红了。好一会儿，菊花娘才止住笑说，我俩在看那两只“野叫”（我家乡的叫法），它们是村里的鸟，咋也到城里来凑红火？来就来吧，放着好好的树不住，却到高楼顶的铁塔上去“撂悬”。我知道，县城的树没有大楼高，有被俯视被窥测之感，喜鹊为有安全感，才到楼顶发射塔筑巢。我称她俩嫂子，便顺嘴开玩笑说，人往高处走，喜鹊当然也想登高枝，住住城里的高楼，做做城里的鸟。菊花娘的脸一下暗淡了，说，用不着拐着弯笑话人，我俩才不愿意来，是儿女们硬把我们拖进城来。 她俩想不通，村里好好的地不种了，却来城里贵巴巴地买粮买菜吃。城里做啥都按钟点，走个路也分左右，得看红绿灯的脸色。还有那上下楼的电梯，一关门就像被吞进老虎嘴里，一启动，心像猛地被人提走，忽悠一下飞了。爬楼梯吧，一个住五楼，一个住七楼，她们的心脏、腰腿都受不了。到街上走走，车道的车一辆接一辆呼呼地跑，让她们顾了前顾不了后。反正她们觉得，在城里窝囊得要死，怎么也没在村里活得舒展自在。 最让她们不习惯的是，城里的人情寡淡得要命。一个楼里住的人，硬是谁也不认识谁，就连门对门的邻居也不来往。到外边走走，满大街的人挤挤抗抗，可都像孩子们冬天堆的雪人，每张脸都冷冰冰的。就连街两旁那一座座高楼，也像端着架子黑着脸，眼皮都不待瞭她们一下。她们不由得来了气，乡下人就这样不入眼吗？就刚才，她俩上小公交车，菊花娘不小心和一个时髦女子撞了一下，被劈头盖脸奚落了一顿：挤啥挤，浑身土得掉渣，汗腥味能熏死人，还好意思和人挤！菊花娘在和对方相撞的一瞬，的确闻见那个穿得光鲜鲜的女人身上有股香喷喷的怪味儿。她俩说，城市和乡村八字不合，一边靠乡村供养着，一边又小看挤兑农村人，城里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听她们一递一句诉说，我没吭声，心想这都是轻的。网上曾经披露，一个农村打工小伙儿与一个城市户口的小伙儿，一起救落水的人遇难身亡。在理赔时，城市户口的小伙儿获得四十多万元赔偿金，而农村打工小伙儿只获赔十九万。打工小伙儿的母亲问，同是一条命，为啥赔偿是两样？理赔部门的人回答说，因为你儿子是农村户口。同命不同价，身份与尊严的不平等，就这样明白无误地表白于世。 从她们嘴里，我得知，村里安福家的儿媳妇，跟一个外地人勾搭上，撇下男人和孩子偷偷跑了。这媳妇我以前见过几次，看上去稳稳当当的年轻女子，怎么忽然就跟人跑了？这一下，够安福喝一壶了。菊花娘说，安福要把房子卖了返回村里去，孩子却说，卖啥卖，只要城里有房，媳妇能用鞭子成群往家里赶。肉蛋娘嘟哝道，不来城里，哪儿会有这种事？年轻女人进了城，不花了眼野了心才怪！我顿时明白，肉蛋娘养的也是儿子，她怕儿媳妇也变了心，跟人跑了。 碰见她俩回来后不久，听说菊花娘背着姑娘偷偷跑回老家去了。我想，她回村是为了看守住大半辈子的老屋，陪伴酣睡在山坳坟地里的老伴。肉蛋娘却没和菊花娘一起回去。如果我没猜错，她留下来是为了看守她那个儿媳妇。那是个穿戴打扮很入时的女人，眉眼、心眼都活络，还有过和一个包工头有染的传闻，肉蛋娘自然放心不下。 5 我家乡进城的中老年人中，程老六是个另类。他不是被子女带进城的，而是自己赌着一口气，用奋斗来的财富信心满满杀进城来的。 程老六也是我从小的玩伴和同学。我们读书的年代，正值困难时期，读到初中只剩下我和另三个人，里边没有程老六。他小考落榜后便留在村里，和疙瘩一样，从半个劳力开始了农民生涯。我们也就幸运了这么一点点。作为“文革”中无学可接着上的回乡知青，又和从前的玩伴、同学一起刨土压扁担，一同吃苦流臭汗。既然大家都又处在同一地平线，程老六曾经的尴尬与沮丧,以及同我们出现的微妙隔阂，都烟消云散，儿时的友谊又回来了。严冬里北风呼啸的劳动空隙，我们挤在挡风的石坎下，互相用体温取暖，谁也不嫌弃谁身上有灰土有汗腥味儿。有谁掏出一根从哪弄来的劣质烟，我们头碰头脸贴脸，将几只手围拢成一个挡风的圈，划火柴将烟点着，你抢过去抽一口，我夺过来抽一口，谁也没过足瘾，谁也抽得美滋滋的。可不久后，命运再次把我们分成两类人。我们四个读过初中的人，先后参军、招工、当民办教师走到外边的世界。继续留村里啃土的程老六，经历了多大的心理刺激与失落，是不是还在暗地里哭过，不得而知。可我们明显感觉出，他又和我们生分了，碰面后能躲则躲，实在躲不及，搭讪时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人与生俱来都有嫉妒心、攀比心，比如我们，从小比谁穿了新衣服，谁的学习成绩好，谁当上了三好学生、班干部。长大后比谁娶的媳妇漂亮能干，比谁家境好。再后来是比谁脱离农村端上了公家饭碗，比谁混出个模样。当我们走出去的人打牢根基后，先后把家属带进县城安了家，能想象到程老六心理的不平衡和对命运不公的愤懑。 程老六是个有性格的人，自然不会轻易服输。也该他走运，时代给他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农村政策放活以后，程老六把责任田扔给父亲和妻子，跑出去在一个建筑包工队打工，慢慢熬成领民工干活的二工头。翅膀硬起来后，他杀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包工队。再往后，有了点资本的程老六赶过汽车（雇用车辆往河南倒运煤），开过煤窑，私挖过铁矿石，折腾出几百万资产。这在动辄以千万和亿为单位计算财富的富豪面前，算不了什么，可在我们那个巴掌大的山旮旯小村，已然是个土豪。现在的社会，有钱就是老大，就可以任性。由财富撑起腰杆的程老六，在首波农民进城潮中，便求人在县城批了地皮，盖起一处大宅院，举家搬迁而来。至于把原来的破皮卡换成孩子一人一辆小轿车，自然不在话下。现在，他和孩子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网吧。孩子占主经营，他除接送孙子外，也去照看网吧。 我们这些先期出来的人，少不了敲程老六的竹杠，隔三岔五就搓他一顿。程老六也正欲显示他在金钱方面的优势，很痛快地把我们邀到酒楼去，酒菜我们点，由他来埋单。我们这样做，表面是吃大户，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抬高程老六，让他有强于我们的成就感与优越感。 让程老六大跌眼镜的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拼命换来的城里人的身价，却忽然遭遇大跳水。他眼睁睁看着，几乎是全民入城的新一波进城潮到来，县城常住人口的规模快速膨胀，增加了两倍还多。老家村里他原来看不上眼的一些人家，也在城里买小区楼房或租房搬迁来，轻而易举地就和他追平。还让他大为沮丧的是，他仍是农村户口，仍是土头农民一个，要办的好多事情，仍然得回村里开证明。村委换届选举，也须回村去参加投票。他算来算去，自己最多算半个城里人，农民的标签仍然像紧箍咒一样箍在头上，揭皮剔骨也去不了。 一次， 程老六又和我们喝酒时喝高了，哭得一塌糊涂。 责任编辑 曹海英 原载《朔方》2019年第6期 朔方编辑部出品 主编 漠月 编辑 蜗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