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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岭，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从事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研究近二十年，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工作。】 实证五千年文明 本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将中国提名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一些声音，称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在本次世界遗产大会上，与会的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良渚古城遗址入遗，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抗战烽火中发现“美丽之洲” 良渚是杭州市余杭区的一个地名，地处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良渚，意即美丽的水中之洲。 而在这片美丽之洲上，在距今4300-5300年前，曾经有一座三重城：39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包括前者在内的280万平方米内城，以及351万平方米外城。古城内外有宫殿、祭坛、贵族墓地、手工作坊……良渚先民创造出了一套包括玉璧、玉琮、玉钺在内的玉礼器系统。 而在古城的西北方向，还有一整套中国最为古老的水利工程。它利用原有山体、孤丘，又兴建了11座堤坝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 据测算，良渚先民兴建城市和水利系统的土石方用量达到了1005万立方米，这体现了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后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这意味着良渚时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钺、璧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一制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等商周时代的遗址，乃至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遗址是在抗战烽火中发现的。1936年，25岁的施昕更在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当时博物馆正对杭州古荡遗址进行发掘，施昕更发现有几件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看上去很熟悉，他在家乡良渚一带见过。他随即跑回故乡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后来，施昕更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病逝。 80多年来，几代中国学者，一直对良渚进行发掘、研究；如今，良渚文化成为五千年文明实证，可堪告慰先人。 良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止于实证五千年文明，更在于突破了西方主导的文明起源理论，让全世界正视东亚文明的独特。 就此，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岭，她是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从事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研究近二十年，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工作。 【访谈】 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再无争议 读+：此前国外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争议主要由于哪些原因？此次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是否意味着“五千年文明”再无争议？ 秦岭：以往我们谈中华文明五千年，西方学界大多并不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作为“实证”。以西方文明发展经验，只有出现了文字书写体系，这样的复杂社会才是有“历史”的文明。因此，当谈到四大古文明时，同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年代上自然也要晚了近两千年。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讲，“中华五千年文明”这种提法，群众基础又非常广泛，实际上并非源于某项学术研究成果，而是来自1979年出版的林汉达和曹余章编著的《上下五千年》这套儿童历史读物。这个上下五千年包括了盘古开天地、黄帝大战蚩尤这样一些神话传说，因此并不是严肃科学的“五千年”。 真正能用科学实证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和时代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先后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一些集合所有中国考古学术力量的大课题，目标是用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厘清这段没有文献记载或者文献语焉不详的历史进程。通过不同区域大量考古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明确把这个“文明探源”的时间节点放在了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距今5500年前后，这在中国考古学界是一个普遍共识。不过，在西方某些学人眼中，中国这些研究并不客观科学，而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工程，因此，这几十年来的相关成果在西方学界并没有得到完全正面的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良渚古城遗址能够申遗成功，无疑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上明确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发展由五千年之前开始的时间坐标。我们通过考古实证阐明了良渚古城遗址历经千年的发展进程，这是有申遗文本中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科学测年数据为依据的结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得到了193个成员国的肯定。 在这个申遗过程中，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和遗产价值需要得到相关国际专家和咨询团体的反复多次考察和质询。最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方表述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再无争议。 读+：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有哪几个已经确认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良渚在其中处于什么水平？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点？ 秦岭：在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的全球范围内，旧大陆几大古文明都已经发展起来，有了明确的区域中心城市，比如古埃及的孟菲斯，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和乌尔，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摩亨佐达罗等等。 中外早期都市文明在物质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主要有两点： 一个是我们缺少早期文字书写系统。也因此，对于当时古代社会的国家制度和信仰体系，就缺少自证、缺乏进一步了解的途径。相比之下，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史就能讲得更加清楚一些，印度河文明的文字系统目前尚未识读，因此对它的了解也有相当局限。 另一个是我们没有以石材为主的大型神庙建筑。 还有一个关于学术史的有意思的差别，那就是良渚古城遗址是完全在中国考古学家历经八十余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被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整个良渚文化的重要物质成就也主要保存在江浙沪三地的各级文物考古部门和博物馆内，要了解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就得亲自来看一看。而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历史上都是由欧美学者主导的，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被运送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博物馆。 “我们”与“地中海文明”是两种模式 读+：您曾经提到，以良渚为代表的东亚早期城市文明，有助于我们反思和评价由西方提出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为什么这样说？ 秦岭：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史经验而发展出来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评判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时，也以此为主要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晚期社会和文明程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盲区”，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认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过程，对我们，和对西方标准下训练出来的联合国专家一样，都是一种挑战。在选择相似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我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的特殊性质进行过反复评估：一方面，没有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我们良渚就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外国学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况下，会觉得毫无可比性。 正是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和推动，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得以有机会正视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会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稻作”影响了良渚文明没有对外扩张 读+：很多关于良渚的论述都强调“稻作”。从科技角度说，是中国人发明了水稻栽培技术；从产业角度说，种稻比种麦需要更多的“管理”，包括对时间、天气和水的管理；那么“稻作”在文化和历史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决定了这块土地的文明气质？ 秦岭：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旧大陆范围内目前所见唯一的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主要农业内容的史前文明。长江中游，水稻种植则是和旱作的粟黍农业共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稻属亚种籼稻的起源地，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印度恒河流域，那里的水稻种植是同西亚传播进入印度的麦作和各种豆类作物共同发展。 良渚文化的水田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非扩张性的农业形态。水稻的收成是麦作和粟黍类旱作的三四倍，同样的单位面积可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规模。因此，良渚文明没有成为往外扩张的文化，因为水田经济需要对水田耕地的长期投入管理，不同于旱作农业对地力的损耗和对可耕地范围的不断需求。 对于亚洲季风区肥沃的冲积平原而言，水田种植的潜在威胁来自于洪涝灾害而不是干旱；而应对水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营建堤坝、疏通河道。 良渚文化的村落遗址基本上都以周围的自然河道或人为沟渠为界，村落规模均不大，但整体密度很高。正是在这样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古代先民才能发展出卓越的水管理知识、技术，建立如此壮观的实体设施；也正是这种农业同气候环境的脆弱关系，使良渚文化的小规模村落模式得以在一个更高层级的社会机制下得到高度统一。 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质农业工具套（包括石犁、破土器、石镰、石刀/“耘田器”），是在东亚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的，体现出对不同石材的认识、不同切割钻孔方式的熟练应用以及在环太湖范围内复杂的石器生产分配体系。可以说，在玉器手工业中表现出来的制玉工艺、玉料选择和玉器生产分配，均是在石器手工业的并行发展下由社会精英集团所掌握、复制的一种社会权力的来源和表现。良渚文化手工业经济的成就，也需要放在稻作文明发展的背景下才更易于被理解。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说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除了良渚文化稻作农业本身的价值以外，稻作发展也是长江下游湖网水路“鱼米之乡”这种湿地文化景观的源头。 读+：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与良渚同一时期，是否有多个区域性国家形态并存？与良渚相比，他们又有什么特点，处在什么水平？ 秦岭：在中国境内，与良渚古城遗址同时期的区域性国家包括（并不限于）长江中游地区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城为中心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山东地区以大汶口、焦家等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同时还有比良渚古城遗址晚一个阶段，大约兴起于距今4500年之后但也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其他区域性国家，比如山东地区之后以城子崖、丁公、桐林等城市为北线、两城镇-尧王城为东南线的山东龙山文化；山西南部以陶寺城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陕西北部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等等。 长江中游跟下游比，城市文明发展节奏基本差不多。不过中游不用玉器罢了，要说彩陶领先还是玉器领先，这个好像很难讨论。我们不会说良渚比石家河领先，是利用的资源不一样，在物质文化层面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从时间上看，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都是差不多同时期，只是黄河中游物质文化上看着不那么好看（没有精美文物），但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就一直很发达，完全不逊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是持续发展一直很发达的区域，最终对青铜时代的精神文化的影响（器用制度、纹饰观念等等）也更加深远。本质上最终是中原文化大一统，这的确是历史大势。 读+：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墙曾经引起质疑，能否介绍一下？ 秦岭：古城城墙发现时，有些当地文史工作者说这不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认为没有铁器就无法把石头破开。 但是古城墙是有测年数据的；而且良渚玉器硬度比古城垫石高得多，在没有金属工具前提下，良渚先民仍然表现了高超的制玉技术。此外，西方还有比我们年代更久远的采石场遗址，欧洲巨石文化就是新石器时期，也没有金属工具。总不能说，巨石阵和良渚玉器都是外星人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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