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哲学。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是最早研究环境哲学的美国学者之一，对环境哲学的贡献巨大，其著作中译本一直阙如，实乃中国学术界一大遗憾。《众生家园——捍卫大地伦理与生态文明》（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1989年出版， 收录了他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发表的14篇论文。其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5月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克里考特著作唯一的中译本。  激发人类天然道德情感 全书以捍卫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为线索，分三个研究主题：对大地伦理的诠释和拓展、对自然存在者内在价值的研究、发掘非西方环境思想的传统。 克里考特最初以利奥波德的诠释者和辩护者形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该书出版之前，他已编撰了《〈沙乡年鉴〉导读：解释与批评论文集》（1987），其中收录12篇他与辛格、罗尔斯顿等哲学家撰写的对《沙乡年鉴》的解读和评论。克里考特之所以对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阐发的大地伦理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他看来，大地伦理开创了建立真正的环境伦理学的可能性。建立真正的环境伦理学，即一种不同于“环境管理的伦理学”，或将传统道德理论拓展至自然物的应用伦理学，是包括罗尔斯顿、劳特利在内大部分环境伦理学开创者们的共同目标，也是他们区别于辛格等动物解放论者和汤姆·里根等动物权利论者的重要标志。 大地伦理最显著的特征是赋予生命共同体本身及其内部各成员以道德地位。用利奥波德的话说，就是将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但是，利奥波德毕竟不是专业哲学家，其论证有时不合当代伦理学研究规范。克里考特为利奥波德的观点做了哲学上的解释和拓展。他先考察了利奥波德伦理观的思想渊源，利奥波德认为伦理规范是对生存斗争中共同体成员的行为限制，这其实源于休谟—达尔文道德观。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然具有社会性情感。人类个体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之中，而伦理规范是共同体得以维持的保证。克里考特认为，大地伦理的思想进路就是借助进化论与生态学等相关科学研究，揭示出人类、动物、植物、土壤和水等密切关联、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良好生活依赖于后者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这种揭示将激发人类的天然道德情感，并将其延伸至生命共同体本身及其成员。 增强人类“生命同理心” 克里考特还将大地伦理中的道德情感论拓展至其自然的内在价值学说。在他之前，部分环境伦理学家试图论证非人生命因其自身具有的某种内在属性（如感受苦乐的能力、自主性、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倾向）而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种内在价值与作为道德实践者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内在价值是类似质量、广延等内在于事物的属性，人应该以何种方式去认识这种属性？一种内在于事物的属性为何能够对人类行为提出某种要求？ 克里考特认为对内在价值的这种考察方式忽视了价值的关系性。他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指出价值首先是一个动词，作为名词的价值是派生的。没有评价者的评价行为，价值就无所谓存在与不存在。就此而言，价值是主观的，是与人类相联系的。这一观点在书中虽然并未明确表述，但基本思想清晰可见。坚持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他的自然内在价值论是主观主义的。在书中他区分了价值的起源（source）和价值的处所（locus）。作为评价者的人是价值的起源，但是拥有价值的是被评价者，而非评价者或其意识，即只有被评价者才是价值之处所。在此，评价方式可能是多样的，人可能认为自然物只具有供人使用的价值（即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也可能认为自然物对其自身而言具有价值。克里考特认为，当人类以后一种方式评价自然物时，就将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揭示出来，这种价值不同于工具价值。而以这种方式进行价值评价的倾向，其实已经蕴含在作为群居生物的人类本性之中。他将这种本性称为“生命同理心”（bio-empathy）。生物进化论和生态学不断揭示人类与其他生命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演化历史并且在演化过程中相互协作、影响和制约，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几十亿年来生命洪流的一部分。这一叙述将增强人类的“生命同理心”。基于此，人类能够而且应该以承认自然物内在价值的方式评价自然物。 尊重生命共同体 该书还为大地伦理面临的一些指责做出了直接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由于大地伦理强调生命共同体整体的价值，这可能导致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损害，进而发展为一种“环境法西斯主义”。克里考特认为，正如强调个人具有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取消其家庭责任一样，大地伦理强调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并不意味取消人类的基本权利。同时，大地伦理也不意味着赋予其他生命以人权。它是对人际伦理的修正和补充，而非对人际伦理的彻底取代。事实上，它仅仅提供了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确的基本原则，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行为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去对待植物或动物，这在深受现代性哲学影响的一些学者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会从认识论、心理学、生物学等方面，论证这种尊重的态度不可能实现或者毫无意义。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二三百年前，在人类许多文化传统中，这种尊重自然的态度是被普遍采纳的。克里考特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重新发掘这些被现代人遗忘的传统。 克里考特认为印第安人长期实践着大地伦理。他叙述了印第安人的世界观和对待自然的态度。虽然每个印第安部落都有不同的传统习俗，但是他们普遍认为万物是作为父亲的天空与作为母亲的大地结合的产物，因此人类与其他动植物乃兄弟姐妹，万事万物作为世界家庭的成员具有血缘关系。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事物都由身体、灵魂和影子组成，都具有意志和精神。传统印第安人并非生活在一个仅由人类组成的群体中，而是生活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相互联系的生命共同体之中。人可以得到非人自然物的帮助或遭受报复。于是，为了部落的福祉，与非人自然物保持良好关系就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在不得不捕食动物时，印第安人会向动物道歉并为之祈祷。他们禁止超出满足基本需要的捕猎行为，也反对不必要的残忍行为。 克里考特对这类传统思想和实践的发掘工作，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如他后来又与尼尔森（Michael P. Nelson）合作出版了《美洲印第安人环境伦理学：奥吉布瓦案例分析》（2004）。近年来他还把视线转向东方，编辑出版了《亚洲思想传统中的环境哲学》（2014）和《日本环境哲学》（2017）等文集。 发掘这些前现代传统，并不是为了返回这些传统，而是为了揭示尊重生命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多种可能性。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自然，不仅不是困难的，反而是被不同社会的人类长期实践和继承的。源于近代西方并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而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所罕见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