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辨伪发展历史

《古文尚书》辨伪发展

《古文尚书》辨伪发展

摘要:伪《尚书》的考辨经历了从西汉到清乾嘉时期长达近1800多年的历史。一些人出于

炫名、牟利或其他目的, 先后伪造了两部伪《尚书》, 一部是汉成帝时东莱人张霸伪作的

百二篇《尚书》, 另一部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的《古文尚书》, 共五十八篇。该

书前有一篇伪造的孔安国《序》, 及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的传。其次, 还零散地出现

一些伪篇。百二篇《尚书》当时就被确定为伪书。《泰誓》等伪篇经过马融等人的考辨, 也

真相大白。从北宋开始, 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首先发疑的

是宋代的吴棫, 其后朱熹不仅对其发疑而且进行了考辨, 他对经书疑辨的示范作用影响深

远。明代的梅鷟首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考辨, 直接启迪了清初阎若璩等人作进一

步全面系统的论证, 最终宣示了伪《古文尚书》作伪的结论。

关键词:古文尚书;辨伪;发展

引言:《尚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而且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书”。书者，

[1]“箸也。从聿，者声。”可见本义乃“书写/记载”这一动作之谓。“君举必书”(卷十·庄公二十三年条, 77)，就是从其本义上在使用。后来，“书”又引申指书写/记载的成果，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著于竹帛谓之书”，即此用法。《尚书》既然是书写/记载的一个成果，当然可以叫做《书》——不但《尚书》叫做《书》，它如《易》、《诗》、《春秋》等也都叫《书》，因为它们都是书写,记载的成果——反过来说，《尚书》最初叫做《书》，不过因为它是一本“书”而已，等于没有书名。“尚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故尚[2]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 (明鬼下，62)，或以为当句读作“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故有人认为《书》改称《尚书》亦当在先秦。

《古文尚书》发现于汉武帝时, 鲁恭王刘馀拆孔子旧宅, 从墙壁中得到孔子之孙孔惠所藏之书, 其中有一部为《尚书》, 因其文字为战国以前古文字, 故称《古文尚书》。该书经孔安国整理后定为五十八篇,并为之作传。后其家人献给朝廷, 适值太子戾巫蛊

, 未及立于学官。据《隋书?经籍志》载:“ 晋世秘府所存, 有《古文尚书》经文, 之乱

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 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可见此书当亡于西晋永嘉之乱。至东晋元帝时, 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梅亦作枚, 赜也作颐。)向朝廷献上“ 古文尚书” 部, 自称即是孔安国作传之书。由于当时各家《尚书》传本皆亡, 因此梅氏[3]所献孔传《古文尚书》遂被立于学官, 置博士。至唐太宗时,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采用此书, 遂成定本, 得厕于“十三经” 中。对梅氏所献《古文尚书》的真伪首先提出疑问的是北宋末的吴, 他著有《书稗传》十三卷,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但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可略窥其内容大要,“ 卷首举要, 曰总说, 曰书序, 曰君辨, 曰臣辨, 曰考异, 曰训沽, 曰差亘, 曰孔传, 凡八篇, 考据洋博” 。由此可知,《书稗传》从“ 书序” 辨起, 一直辨到孔传, 其间或辨其史实之异同, 或辨其语言之差异。其后朱熹在《朱子语类》及其文集中也对《书序》、《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提出了一些疑问, 并作了一些浅显的考证。再后有元代的吴澄著有《书纂言》, 认为现传《古文尚书》为东晋晚出之书。至此, 问题和疑点提了出来, 然而都缺乏深入缜密的考证, 伪《古文尚书》的定案, 历史地落在了明清两代学者身上。明代学者梅在总结和吸收前人对《古文尚书》疑辨成果的基础上, 撰写了《尚书考异》和《尚书谱》两部辨伪专著, 对孔安国的《书序》、《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翔实的考辨:(一)从文字语句上[4]找出伪《古文尚书》的破绽:梅赜认为“ 东晋之伪, 无一书不搜葺, 无一字无所本” , 因此他在考辨过程中注意探究伪《书》文字依傍的本源及拼凑的痕迹。如他在《尚书考异》卷二“《大禹漠》` 政乃黎民敏德' ” 条中指出:此句乃揉合《尚书?康浩)中“ 乃其民” 、“用康民” ,“ 丕则敏德” ,“则罔政在厥邦” 和《尚书立政》中的一些语句而成。又如在同篇“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条中,他认为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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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 允执厥中”一句为尧之言,“ 人心惟危, 道心惟危” 出自于《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人心之危, 道心之危” , 惟将两“ 之” 字改为“ 惟” 字。“ 惟精惟一” 则是“ 直抄略荀卿前后文字而攘为己有” 。(二)从文章体例上找出其破绽:如在考辨《大禹谟》时, 他指出:“变乱圣经之体者, 《大禹谟》是也。凡伏生《书》典则, 谟则谟, 誓则誓, 典、谟、誓杂者未之有也。今此篇自篇首至` 万世永赖, 时乃功典

' , 谟之体也。自` 帝曰格汝禹' 至` 率百官若帝之初' , 典之体也。自`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 至` 七旬有苗格' , 誓之体也。混三体而成一篇, 吾故曰:变乱圣经之体[5]者, 《大禹谟》是也”。(三)从史实上找出其破绽:如针对孔传《禹贡》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 , 梅氏认为:“ 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 而《孔传》乃云:“ 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时, 载在《史记》, 则犹在司马迁以[6]前, 安得知此地名乎? 其为依托, 尤佐证显然”。梅《尚书考异》所采用的辨伪方法及考辨之成果, 对伪《古文尚书》的定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朱琳在《尚书考异跋》中认为:“ 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 。[7]然而梅氏由于“ 见闻稍狭, 搜采未周”, 因此他的考辨带有很大局限性, 如他断言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为东晋高士皇甫谧伪造, 显然是武断的。清初, 一些学者如黄宗羲、

也分别有考辨孔传《古文尚书》的著作和文章问世, 对顾炎武等承宋明以来疑辨风气,

阎若璩、惠栋等后学不无影响。与阎若璩同时的姚际恒先于阎氏撰成《尚书通论》一书, 该书虽已亡佚, 但其部分内容及很多要义被阎氏手自抄写, 散在自己《古文尚书疏证》一书的相关各条之下, 并将姚说的精义录为其书的第一百二十一条。此外尚有钱煌撰有《壁书辨疑》六卷, 朱彝尊著有《尚书古文辨》一卷、《经义考》三百卷(其中卷72 至卷97 共二十六卷为《尚书》专卷)等, 这些同时代学者的考辨工作对阎若璩等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场自北宋末到清初历时五六百年之久的对伪《古文尚书》疑辨的诉讼, 到了康熙年间由著名辨伪学者阎若璩等最后作了定案。

能够集古今考辨伪《古文尚书》之大成的当数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8卷。在该书中, 他列出128条证据(其中12条有录无书, 17条录文全缺), 对伪《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辨。总结起来, 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1. 从《汉书》、《后汉书》等著录《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篇次与今本不同上论述其伪。如卷1开篇即指出:“《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 孔安国以今文读之, 因以起其家, 逸书得十六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 出孔子壁中。武帝末, 鲁共王坏孔子宅, 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皆古字。孔安国者, 孔子后也, 悉得其书, 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六篇, 安国献之, 遭巫蛊事, 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 -鲁共王坏孔子宅, 欲以为宫, 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 逸礼有三十九, 《书》十六篇, 天汉以后, 孔安国献之。(案: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2中据荀悦《汉纪.成帝纪》认为应在孔安国后加一字, 理由是窃意天汉后, 安国死已久, 或其家子孙献之, 非必其身。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 再则【8】 曰: 逸书十六篇. 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

又如在第三条中称: “《尚书》百篇序原自为一篇, 不分置各篇之首。其分置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国传始也。郑康成注《书序》尚自为一篇, 唐世尚存孔颖达《尚书疏》备【9】载之。”从而揭示《书序》之伪。

2. 从古书所引《尚书》逸文上指出伪《古文尚书》与之在文字、内容上的异同, 揭示其伪。如第五条中, 阎氏据刘歆《三统历》所引古文《武成》篇八十二个字, 与伪孔本《武成》篇文句进行对比,认为两者”迥异”。于是指出: “无论此篇已亡而复出, 相距三百年, 中间儒者如班固、郑康成皆未之见, 而直至梅赜始得而献之, 可疑之甚。即【9】其事迹、时日亦多未合。”其他如《第九言<左传>“德乃降”之语今误入<大禹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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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言<论语>孝乎惟孝”为句今误点断》、《第十一言<孟子>引<书>语今误入两处》、《第十二言<墨子>引<书>语今妄改释》、《第十三言<左传>引<夏训>语今强入<五子之歌>》、《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第十五言<左传>、<国语>引逸<书>

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等篇均注意从《尚书》的皆今有》、《第十六言<礼记>

逸文上辨伪《古文尚书》与之在文字、内容上的异同, 找出其破绽。

3. 从伪《古文尚书》袭用古书字句上揭示其作伪之迹。《尚书古文疏证》卷3今全阙, 然从保存下来的篇题看, 这一卷主要是从伪《书》袭用古书字句上找出其破绽和伪迹, 如《第三十三言<大禹谟>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袭用<论语><孝经>》、《第三十六言袭用<周易><尚书><毛诗>》、《第三十七言袭用<周礼>二<记>》、《第三十八言袭用<左传><国语>》、《第三十九言袭用<尔雅>》、《第四十言袭用<孟子><荀子>》、《第四十一言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等, 可惜这些篇目均未保存下来。

4. 从史实、典制上证明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之伪。比如在卷4第63条中指出:“古未有夷族之刑也, 即苗氏之虐亦只肉刑止尔, 初何尝举人之三族而歼绝之。有之, 自秦文公二十年始。盖秦近于戎, 戎法至重, 秦亦相承用之, 他国未之见也,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 以世举贤. 之语, 遂窜入《泰誓》篇中, 无论纣恶不如是甚, 而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 予后世人主嗜杀者之口实。”在此指出《泰誓》上中所云”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 是沿用《荀子》之语,所谓”罪人以族”是从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年)才开始有的, 而记载武王伐纣誓师之言的《泰誓》不应记后世的典制。

5. 从文体、语言风格与时代不符上揭示其伪迹。如在第73条中考辨《五子之歌》时指出: “ 每取而读, 弥觉辞意浅近, 音节啴缓, 此岂真出浑浑无涯之代与亲遭丧乱者之手哉? 窃意此伪作者生于魏晋间, 才既不逮魏武, 自不能如其气韵沈雄, 学复不逮, 韦孟又不能为其训辞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关石和钧’ 等句之袭内外传者, 余只谓之枵然无所有而已矣。”此外, 阎氏还从历法、地理方面等方面考辨其伪。

结语:阎若璩在辨伪学术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尚书古文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档案辨伪学上的头等大事， 是非常成功的“证伪案例”。不辩伪书，将会给历史研究造成混乱，导致“深入人心”的误传，甚至是在政治上形成不良后果，甚至干扰经济文化建设。惟其如此，对阎若璩《疏证》一书的内容及其在辨伪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加以疏理和探讨，便是档案文献编纂学中不可或缺的大事。

注释:[1]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 墨翟. 墨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 刘师培:《崔述传》, 见《崔东壁遗书》附录

[4] 详见《崔东壁遗书》“ 古文尚书辨伪” 卷一,“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

[5]《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篇》。

[6] 详见《考证》卷下,《汉书?儒林传》。

[7]《定全集》第一辑,《六经正名》。

[8]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0]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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