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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的“金缕玉衣”

 文山书院 2019-07-20

解读城头山,抽丝剥茧

揭密城头山,扣人心弦

荣获第三届湖湘优秀出版物奖及

第五届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

《光明日报》读书栏目力荐

神秘的高岗

(连载之十七)

第四章 日新月异

原始社会的“金缕玉衣”

在城头山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5件纤维精细但密度不均匀的平纹纺织品。这些碎布颜色为黑色,大小不一,形状也不规整。可能是缝制衣服后的碎片,或者是丢弃的破旧衣服的残片。它们的线径也不一致,粗线直径为0.5-0.7毫米,细线直径为0.2-0.3毫米,密度为9-24根/厘米,原料可能为麻纤维,其纹理就和今天我们使用的麻袋差不多。

因为麻布不好保存,所以在考古发现中极为难得。虽然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大量的陶纺轮,以及可用于纺织的骨针,但发现像城头山这样6000年前的编织精细的布十分罕见,让专家非常惊喜。这些碎布,可说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布了,这些麻布让我们对6000年前的先民有了无限暇想。

虽然一万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种植亚麻,但城头山没出土麻布前,我们对6000年前古人的想象就是用几片树叶遮体,最奢侈的也就裹块兽皮。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跟野人差不多。然而麻布的出现,给古人披上了文明的袈裟。

这块麻布在当时的城头山具有怎样的价值呢?是相当于马王堆的金缕玉衣,还是普通得如陶器一样唾手可得?随着挖掘的深入,城头山出土了100多个陶纺轮,发现了品种繁多的骨针,这说明了当时的城头山已规模化织布了,麻布成为城头山人大众的衣服。

从而可以推断,城头山人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穿上了麻布衣服,它不仅保暖,而且方便耐磨,冬天寒冷时,还有更保暖的皮装,当然不及现在的皮草样式复杂,但绝对正宗。从这一点上来说,城头山人向文明社会又跨进了一大步。

考古资料显示,在那个时期,长江流域的先民也都穿上了麻布衣服。可见,当时的麻布衣服已相当普遍了,而城头山麻布的发现,为这种推断提供了强有力佐证。

先民的聪明才智从这些出土的文物中,一点点一步步地得到印证。那时的普通人都穿麻布衣服,那最高等级的人穿的又是什么衣服呢?通过考古发现,当时已经出现了比麻布更高级的丝绸。

先说说织布的起源。距今一万四、五千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都出土了许多骨针,还有象苎麻原料的纺织工艺品的遗迹,在陶器上留下了粗糙的编织纹。考古发现,8000多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先民就已穿上了葛布衣裳,也有了纺轮。还有八十垱遗址出土的编织物有芦席、芦笥、麻绳、藤索等。城头山也有席状物出土,还用于城的护坡处。芦席的编织方法以及编织的精度,均可与现代同类物品媲美,这就反映出当时高度发达的编织技艺。有精湛的编织和纺织技术后,先民们尝试用野蚕丝织布,当成功地织出第一块丝绸时,肯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接着便驯化野蚕,直到家养成功。

在城头山还没发现蚕丝的痕迹,但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7400年前陶器上,发现刻画在菱形罐内外的蚕纹,同出土的还有陶质纺轮,很可能是养蚕织丝的开始。

从大溪文化早期的遗址到屈家岭遗址,还有石家河遗址所出土的纺轮图,都看出先民的生活中有纺织品,从而构成洞庭湖区自彭头山文化发明纺织工艺的传播序列,传播到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可见当时澧阳平原上纺织技术已很先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象牙盅形器上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像,同时也发现陶纺轮,该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用于纺织的木、角、骨、牙器及打纬骨机刀、骨梭形器、木质绞纱棒、打纬刀、经轴等。 

这些,都表明先民早已开拓了养蚕织丝的历史。史书中记载神农炎帝时期的宗教领袖人物,在祀神起舞中已披上轻柔飘逸的丝绸礼服了。

标志着纺织技术发展的纺轮工具,由澧阳平原起源之后,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氏族的北迁,而传播到了黄河、辽河流域。考古学家在1998年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一次考古中,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绸碎片。还有1958年考古发现的,距今5700年也就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5000年前的仰韶遗址中,也出土了加工抽丝剩下的半个蚕茧。

由此,可以大胆推断,有着先进纺织技术的澧阳平原,在城头山时代应该有了蚕丝纺织,只不过由于原材料的稀有,丝绸在当时相当珍贵,如同金缕玉衣一样,只有高等级的人才拥有丝绸衣服,就如玉璜一样,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许那个佩戴玉璜的墓主,经历了6000多年后,身上高贵的丝绸衣服已化为尘土,让我们无从考证。但已经出土的这些碎布,其启示性和重要性,也绝对不亚于金缕玉衣。

衣食住行的变化,是城头山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食物方面,城头山先民有着怎样的改变呢?

四口灶台

在城头山遗址那座“迷宫”似的居室西边,有一间大房子,内有由东到西并列的4座方形灶台。灶台的北壁与房子的北墙平行,两者相距0.5米,灶全长3.4米。西端距西墙1米,东端距东墙2米。

由西向东的第一座灶长而窄,第二座较短,第三、四座较宽。第一、三、四座可见灶口,灶壁为红烧土垒筑,残存高度为20-30厘米。在灶前的室内陆面上发现了弦纹高领罐、折沿罐、簋等器物。在该房屋废弃时,经过二次高温燃烧,其颜色成了砖红色,可以看出房屋的废弃是与失火有关。

显然,这是一个厨房和餐厅,而且规模也相当的大,有四口灶台,它们大小不一、规格不同,每个灶台的分工当然也不一样,可以用来烹饪各种各样的美食。

从这四口灶台就可以看出食物的丰盛。这么多灶台,恐怕一两个厨师都不够,再加上几个帮工,不亚于现在一个小饭馆的工作量。这么大的阵势,食物能不丰盛吗?

主食不用说是稻米饭。在城头山的南门外城墙下的壕沟淤泥内,出土了近百种植物籽实,包括稻、冬瓜、葫芦瓜等栽培作物。这些植物籽实因淤泥隔绝空气,保存完整,葫芦瓜甚至还呈金黄色。所以,城头山的先民们除了主食大米外,还有其他丰富的食物,黄瓜、葫芦瓜、冬瓜、香瓜、栗子、桃子、葡萄、李子等蔬果。从中不难看出,城头山人的副食,也就是菜肴也很丰盛。

在澧阳平原先进的稻作文明的背景下,在发达的农业社会中,这些果蔬很多已经能够人工驯化种植;从密集堆放的植物籽实这一现象中看出,城头山人对它们的种植和食用已经相当普遍熟练了。

除了米饭果蔬外,城头山先民还有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在城头山出土了大量多种动物骨骼、遗骸,如牛、鹿、象、猪、鸟类、鱼类、螺、蚌……也许有很多并不是城头山人的常规食物,但据考古学家对猪骨进行的鉴定结果则明确显示:城头山的猪骨为家猪,表明当时养殖业已经相当发达,豢养家畜也很普遍了。

除了种植果蔬和豢养家畜外,上山狩猎,下水捕鱼,也为他们提供了其它更丰富的食物。

在城头山还发现有斟酒器陶鬶,贮酒器陶瓮和温锅,从而判断,城头山人很可能已会酿酒。

陶鬶是一种炊、饮两用的陶制器具,形制与鬲相似。所不同的是口部有槽型的“流”,也称作“喙”,有三足。主要用于炖煮羹汤以及温酒,做好后作为餐具直接端上筵席。

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5000年前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城中必有市,陶鬶、陶觚和温锅的使用大多与市场相关。因此,城头山城具有商贸市场属性。

不仅是有酒喝,特别是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在城头山可能已出现了酒肆。所谓酒肆,指酒厂或酿酒手工作坊。据文献记载,我国卖酒行业始于周代。《诗经·小雅·伐木》记载:“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大意为:有酒就给我喝,没酒就去买。随着城头山的问世,我国卖酒行业的出现可能要大大提前。

城头山出土的生活陶器非常多,包括饮酒饮茶、烧开水的陶豆、陶釜和各式各样的土陶杯;加工食品、制茶、储茶、储酒和储藏食物用的擂钵、陶罐及陶缸等……都佐证了城头山人的生活已经相当丰富。

民以食为天,但居住也同样如此。城头山人的居住环境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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