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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国一个分裂的时代，亦是一段混乱的时代，但它更是一个产生美的时代。前一步刚走到分裂的黑暗低谷，后一脚又能走出这灾难深重的世纪，中华民族的热力与活力也在这种跌落与重启中得到了彰显。  南北朝前期疆域图 南北朝无疑是一个神奇般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祖冲之贾思勰裴秀郦道元等人；佛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 ；承上启下的文学。完成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乐府诗极为流行 ；大放光彩的艺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蔡邕的书法；带有宗教色彩的绘画如曹不兴、顾恺之；石窟寺的发展如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 南北朝后期疆域图 南北朝承自三国两晋，终于隋唐，夹在历史的缝隙中以至于存在感缺失。南北朝总是习惯被一笔带过，但它着实在中国古代史上又举足轻重。今天就从历史的细枝末节之中窥探这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时代。我们先从北朝的拓跋鲜卑开始说起。  大兴安岭地区林地鸟瞰 拓跋与慕容、宇文等部都是鲜卑族中的一支，其世居大兴安岭北段。1980年，人们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一处百米峭壁上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刻石。  嘎仙洞外景 嘎仙洞刻石文字共十九行，二百零二字，刻在洞内西侧石壁经过修整的平面上，距洞口15米，高与人齐。刻字至今尚可识读，书体为汉字隶书，记载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片 《魏书·礼志一》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落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落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 《魏书·乌洛侯传》记乌洛侯国：“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嘎仙洞内景 石壁上的刻字，证明嘎仙洞就是《魏书》所记北魏祖先居住的“石室”旧墟，而嘎仙洞所在山林，也正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这是迄今在中国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知有文献可考的时代最早的古代民族遗迹，极其珍贵。  大兴安岭地区多桦树，早期鲜卑皮作器具。 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拓跋鲜卑逐渐南迁，史书记载其南迁的历程可谓“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先是举族离开大兴安岭的山林地区，《魏书》记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山海经》称呼伦湖为大泽，拓跋鲜卑就此迁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呼伦湖附近定居。  早期鲜卑墓出土方形开窗毡帐陶制模型 六、七代后，拓跋部族又因“有神人言，此土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而再一次南迁数千里，到达位于燕山、阴山附近的匈奴故地，最后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举族跨过大青山，在盛乐，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建立了都城。  鲜卑南迁路线图 部族作长距离的迁徙本是困难重重的事，一般族众只会贪恋眼下的安康逸乐而缺乏长远谋虑，部族首领必定要利用种种手段才能使族众听命，《尚书·盘庚》即是商族迁都之困难写照，拓跋由北至南几千里的迁徙，也就要托神人言或借助萨满教的力量，《魏书·序记》云：“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札赉诺尔东汉墓出土鎏金飞马兽铜牌，长10.4厘米，宽6.5厘米。 在鲜卑的神话传说中，有兽如马，发声似牛。飞马作急速奔驰状，有翅，鼻端有角，此即导引鲜卑迁徙的神兽。正是利用这种神兽，拓跋鲜卑才得以迁徙到来到曾为匈奴故地的乌兰察布草原，内蒙古札赉诺尔东汉墓出土过两枚鎏金神兽铜牌。  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盛乐城遗址 乌盟商都县石豁子村一座北魏早期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其中有兽足铜桉一件，铁火盆一件，铁犁铧八件，铜壶一件。这是拓跋鲜卑贵族为告别草原、南下中原的一个祭祀窖藏。犁铎八件，取四方四隅，其数为八；又犁铎含有铲除义，即寓意犁庭扫穴，建立正统王朝。火盆以熊熊之火，表示王业兴旺。  “大员”铜壶 其中最重要是一件青铜壶，铜壶腹部刻“大员”二字，“员”即“圆”字，“大员”即天穹。又以兽足铜桉表示大地，意为拓跋鲜卑南下中原，占有天地。 西晋“猗也金”四兽纹金饰牌，横长10厘米 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有一件西晋时期的四兽纹金饰牌，此饰牌明显是草原游牧名族风格的艺术品，金牌上有四个神兽。头部似鹿非鹿，似马非马，身、腿似马，但虎爪，犬尾，兼有食肉动物的特征。饰牌的背部錾凿有“猗也金”三字，猗也金是拓跋鲜卑始祖拓跋力微之孙，这件金饰牌即是鲜卑首领猗也金的遗物。 金饰牌背面之“猗也金”刻字 以动物为主题的金饰牌是典型的草原风格艺术品，中原多地都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相关文物，然而这些艺术品在北方游牧地区出土最多，这里就必须要说到草原丝绸之路，我们一般对河西走廊这条丝绸之路最为熟悉，然而这条中西交流之路，是在西汉之后才广为畅通的，可草原丝路，早在先秦时代之前就已经贯通发达，是上古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道。 这条线路大致由华北过阴山或在东北过大兴安岭，抵达蒙古高原，然后经南西伯利亚西抵咸海、里海、黑海沿岸，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公元前七世纪，希腊诗人阿利司铁亚斯从黑海沿岸出发，翻越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到东方，走的就是草原路，东起绥远蒙古地区，西至黑海周围，在这片广大的草原地带上各个遗址中，都出土有青铜和金制动物纹饰牌。 哈萨克斯坦天山以北伊西克·古尔干地区出土公元前5-前4世纪金饰品 上古中国推崇玉器和青铜器，并不看重黄金，所以早期的黄金制品，大多出于北方游牧地区，而这些地区出土的黄金制品，通过考古类型学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形制式样还是装饰题材，都明显带有西方及中亚的风格，这也是草原之路交流汇通的结果。西汉时期，北方匈奴民族势力达到鼎盛，其制作黄金制品的技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草原大漠各地屡屡出土的黄金遗物可作确切证明。 伊盟杭锦旗出土战国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长4.5、宽3.1厘米，虎前屈张口，其上为并列简化之鸟 受匈奴文化深刻影响，早期鲜卑金银器也流行虎鹿等动物纹饰。 东汉至晋鲜卑三鹿金饰牌，长6.7、宽4.5厘米 1974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井滩村出土，东汉至晋鲜卑三鹿金饰牌，长6.7、宽4.5厘米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通辽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有两件人形金配饰，以镂空铸造，圆脸卷发，支手站立，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人物形象。 东汉鲜卑人面形金配饰，长8.8、宽5.5厘米 1956年，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发现一处金银器窖藏，其中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这些印章的发现，证明在西晋，有鲜卑部族曾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 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多将金银器当做是一些生活器具或其他器物的装饰，北方游牧民族则主要为将黄金打造成各种首饰、服饰件，而在南北朝时期，通过一些金银制品可以看到，南北两地的于此的相互交流影响已颇为广泛了，如鲜卑以华夏所尊崇的龙作装饰题材，而南方的羽人驭龙金饰，其外形及镂空工艺颇与草原金饰牌颇为相似。 内蒙古乌盟达茂旗帜出土北魏金龙带，通长128厘米 江苏苏州张镇墓出土东晋羽人驭龙金饰，长4.5，宽2.5厘米 《后汉书·舆服志》记：“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礼书》云：“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动摇。”其制作多以黄金屈曲成龙凤等形，其上缀以珠玉。《释名·释首饰》曰：“步则动摇也”，此是为一种冠戴，其材质原料多为黄金，所以后世称之为“金步摇”。 文献中的山题是指“山”字形装饰，或为冠饰的前额；贯白珠指镶嵌宝石；一爵九华为鸟、花装饰。东汉的金步摇冠，多以凤鸟为造型，两晋十六国的金步摇冠饰，未见鸟兽花，只在枝杈上缀金叶。 1989年辽宁朝阳田草沟墓出土晋带花树状金步摇，通高17.8厘米 《晋书·慕容廆载记》：“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 慕容也是鲜卑族中著名的的部族，其“慕容”族名是因为其首领莫护跋好戴步摇冠而来，这恐怕还是附会之说，然而考古发现证明，慕容鲜卑确实对金步摇情有独钟，辽东地区多座北朝时期的慕容鲜卑的墓葬都有金步摇出土。 1981年包头西河子窖藏出土北魏时期金步摇，马首通高16.2厘米，牛首通高17.5厘米 马首牛首金步摇细部 目前尚未发现过汉代的金步摇，1978年，苏联阿富汗联合调查团在阿富汗靠近苏联的西伯尔罕一处名为黄金之丘（Tillya Tepe）的山丘上发现了一批墓葬，其中六号墓出土了一件金饰冠，其大部分装饰与《后汉书》所记金步摇的形制一致。 1978年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公元一世纪时金冠 英藏唐摹本东晋《女史箴图》 可见金步摇也是西来之物，传世摹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即有戴步摇之女子形象，唐代则有“云鬓花颜金步摇”的诗句，可见此类冠饰在已很是风行了。 文字：御凰品冰岛采集编辑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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