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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英时 近偶自友人处借得海外油印本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书，据所附“校勘表”知原书亦为油印，固未尝正式出版也。此书流传情况至为不明，书成年月，遂亦无明确之记载，然稍考书中所附载之诗及案语，则知此书实作于1953及1954年之间，兹请先证明成书年代： 陈先生于《蒙自南湖作》诗中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 ”是知书成之际上距陈先生在蒙自时已逾十六年，陈先生原执教清华大学，其南迁时间与北大同。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之《书成自记》云：“二十六年秋......学校南迁......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 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则陈先生此诗必作于二十七年滞留蒙自之数月间。自二十七年下推十六年为西历1954年。又书末附诗两首之序言有云：“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癸巳为1953年，盖陈先生听读《再生缘》之时也。今按此书考证甚繁，决非短期内可成之作，陈先生双目失明，材料之搜集与爬梳，处处须有人为之助力，则所需时日必更长。书中有一处记考证之经过云：“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可见此书非仓猝可成。今姑推定此书之写作始于1953年秋，而成于1954年，虽不中当亦不甚远也。英时之所以如此龂龂于年代之考定者，固不仅出于对先生考证学之倾慕之忱而故为东施之效颦，而实亦由于成书年代之确定足以反映陈先生撰述之动机及其时代之背景，关系陈先生近数年来身陷大陆之思想状况者，至大且钜。陈先生云：“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今英时草此文亦犹先生之意也！ 今按陈先生此书之作盖具两重意义，其一为借考证《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意，故一则日：“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再则曰：“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 ”其二则为借《论再生缘》之书而感慨世变，以抒发其对当前政治之厌恨之情，此层则为本文后节所欲三致其意而暂时不能不搁置者也。兹请先申论其感怀身世一点。 陈先生自抗战初期即患目疾，而当时医药条件不佳，一误再误，终至双目失明。以先生之“绝世才华”及其史学造诣之深，又值最能著述之年(病目时大约才过五十)，而遽失双目，其内心之痛殆不可以言喻。此种病苦积之既久，自不能不一求倾吐，而《再生缘》作者陈端生之遭遇颇有可以与陈先生相通者，此《论再生缘》一书之所以作也。故《序文》中有云：衰年病目，虚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拳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夫陈端生为乾隆时写弹词之才女，而陈先生则当代隋唐史之权威，前者中年殂殁(陈端生卒时约四十余)，后者寿逾从心；前者生当清代太平鼎盛之日，而后者则遭逢近世离乱之秋，二人身世之不相侔者亦已多矣!今并而论之，果有说耶?英时细绎《论再生缘》一书，知陈先生之所以深感”于端生者盖有数事焉： 其一则同为“禅机蚤悟，俗累终牵”，致所欲著逑者终不能成。此点但引陈先生原文一节即可以明之： 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壁，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 此节所以叹息于端生者，句句皆自伤之辞，文显义明，固不待详说。然其间犹有可得而深析微辨者，吾人平昔读陈先生之专著，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近年山版之《元白诗笺证稿》，颇怪其自谦太过，止于称其著述为“稿”；自今视之，则陈先毕之自谦，盖有由焉!推先生之意，殆欲于晚年融汇其毕生治隋唐史之所得，写成钜构以勒为定本。以先生之才识“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至于“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决非全壁，遗憾无穷”者则自况病目后之著述如《元白诗笺证稿》及存大陆出版之《历史研究》中所发表之数篇论文也。窃又疑“俗累终牵”之语固不仅指病目之事，而尤在暗示撰述环境之不自由，《元白诗》等稿之续成已颇为勉强。此说虽似太凿，但若与后文比观，则不得不谓之信而有征矣! 其二感于端生之“绝世才华偏薄命”，遂不能自抑其哀思。夫端生之夫队累谪戍，及遇赦归，未至家而端生已卒，此诚可谓之薄命。至若陈先牛则少时以世家子弟游学四方，归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名满天下。虽五十以后双目失明，而学术界固犹拱之若连城之璧。抑更有进者，吾国名史家而目盲者在前有左丘明，在后有钱大昕；辛楣病目已在衰暮，固似视陈先生为差幸；而“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遭遇较之先生固更有令人同情者在也。今以先生拟之于端生之薄命，得毋不伦之甚邪?虽然，此固先生之所以自许者，陈先生自述其读《再生缘》之别感中有云：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铯代才华之女子，竞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之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诫”一语。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团，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故国遥山八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 锺阜陡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诗成数年后，果有芦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 又于“北归端恐待来生”下自注云：“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蚤为今日谶’耶!噫!”复云：“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意‘蚤为今日谶’矣!”观乎此，则陈先生之所以吊端生之薄命者，亦正所以伤自身之飘零也。其自比于端生，犹别有一旁证焉！陈先生于解释才女戴佩荃题端生织素图次韵诗“颇耐西南渐有声”之句后，进而日：“然寅恪于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此所谓“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者，据陈先生云：“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西南渐有声’者，即指是言 。”实则端生夫谪不归，深闺独怨，当其父赴云南临安府同知之任时，携之同往，借以稍减其别凤离鸾之感，此亦情理所可有者，未见其如何特别“大胆而荒谬”之处也。陈先生于此郑重言之，殆毋因处处以自身之遭遇与端生相比拟，突发现此一特殊相同之点，而不敢自信，遂作是语耶?故后文论《再生缘》中“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疑与云南气候未能相符时，复下一转语曰：“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英时按：此引号系原有，殊为奇特，然亦无以解之也。姑志之以存疑)，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临安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 其三则感于端生之生不逢辰，故前引文中已有“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之语，意谓端生以才女而生当“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时代中，无怪其遭逢坎坷，抱恨以终也。陈先生于论及《再生缘》之思想时云：“端牛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陈先生之所以于端生之不能见容于当世，一再致其叹息者，实以彼自身今日之处境殊有类乎才女之在往昔。故文末有云：“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合而观之其意不亦显然欤? 昔王国维先生自沉之后，陈先生尝撰有挽词一篇，其序言中论王先生之死困有云：当一文化变迁之时，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承受此文化之量愈闳，则所感之痛苦亦必愈深．今按陈先生本人亦正是深为中国旧文化所化之人。当王观堂先生死时，彼已有“神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曹皆苟活。”之感触，则在今日其内心之痛苦，更不言可知矣!《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极沉痛之文字，而颇易为读者所忽略，兹迻录于下，以供参证焉。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挂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页78) 吾不知今日中国大陆士大夫阶级中由于“善应付此环境”而致“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之徒读此等文字后作若何之感想。吾读此文则似觉眼前有‘贤而拙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如陈寅恪先生者，由于不胜其历史文化之重负及因之而生之痛苦感，而渐有趋于消逝之象。抑又有进者，今日大陆贤而拙之士大夫“恐止陈先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借用陈先生论端生语)而此一人或少数人又必四顾茫茫，虽欲求一知已而不可得焉。于何征之?曰：此可由陈先生论端生之妹长生之语知之者也。陈先生之言曰： 观其于织素图感伤惓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呜呼!何其言之哀，使人不忍卒读，以至于如是之深且切耶?虽然，此已不仅为自伤，而实别有触于世变，即本文之所欲深论者也。陈先生论庾于山与汪彦章文词之美尝云： 庚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 英时案：吾人若取陈先生论庾汪之文者以论陈先生此书，亦殊无不合之处。习读陈先生之学术著作者，当深知先生行文向极简洁，不事枝蔓。独《论再生缘》一书之体裁与以往之撰述迥异其趣：其中不仅随处流露家国兴亡之感慨如前文所已备举者，且起首结尾皆以此类感慨为始终。先生治史颇究心于文体，而往往有精美之论，则此书之别成一格必有深心存乎其间，可不待论矣!或者有人焉，以吾说为不足信，而视陈先生之感慨不过抒其一已之哀思。然试以先生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之旨衡之，当知其必不然也。若进而一察下文所引诗文，则《论再生缘》一书实以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之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耳!兹先迻录其1954年春所作之七绝二首于下： 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回首燕都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原注：改宋人词语。) 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 是知此书之写“兴亡遗恨”，作者固已点出之矣!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高度政治化之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 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故此等之文，必思想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现陈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致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骈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问，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 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竞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此节痛斥高度政治化之钳制思想，窒息文学之愚昧，诚可谓情见乎辞。夫吾国文学之价值问题，以非属本篇范围，兹不置论。然就吾国文学之发展环境言，则虽在上为残暴之君亦未尝对文学有何控制驾驭之事，此事实之昭然而无可曲解者。故吾人实可谓中国文学自三百篇以降皆在思想自由之气氛中成长者也。有清一代最以文字狱著称，而乾隆一朝尤为酷烈。然试一察当时之文学作品，如南方弹词之《天雨花》与北方说部之《红楼萝》，当时称之为“南花北梦”者，均为吾国文学史上不朽之杰构。而陈先生所击节称赏之《再生缘》弹词亦成于乾隆之世，可知文化统治之铁腕犹未尝及于文学也。故陈先生所谓“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固国人所习知之真理。信如是，则陈先生斥之为“愚不可及”之“世人”者，舍今日大陆之情形而外，更复何所指乎?又至可注意者，陈先生此书之撰述，依吾人上文之推定，在1953与1954年之问。此期亦正值国内大举清算“资产阶级文学观”之前夕。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最初受攻击之时间为1954年之9月，次年5月复有清算胡风之事。 (英时按：胡风向中共提出报告，抗议对文学之钳制则早在1954年之7月，此亦至可注意之点也。)今陈先生之书是否迟至1954年9月尚未杀青，殊无可考。以情理度之或当稍前。(英时按：陈先生书中已引及甲午春暮之诗，则此书之成最早亦当在1954年夏季也。)唯攻击“新红学”之公开化虽在9月，然其事之酝酿必已早始于数月之前。陈先生在此“山雨欲来’之际，精神上亦必感受极深之苦闷，故于写此书时遂不觉处处流露其对思想不自由之厌恶之情，而婉转不能自已。总之，陈先生此节文字实有为之作而非泛论之辞，则可以不待烦言而决者也。 虽然，陈先生固熟读史乘之人，思想之压制，文学之摧残，纵可奏效于一时，亦绝不能行之于久远。此所以书中论及端生祖父陈句山及其《紫竹山房诗文集》之消沉隐晦，为至可玩味之文也。兹不避繁长而节录于下： 句山虽主以诗教女子，然深鄙弹词之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暗中偷撰《再生缘》弹词。逮句山返京时，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没，遂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即使此者三数年后，犹复健在，孙女辈日侍其侧者，而端生亦必不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媪所惑溺之弹词之事也。不意人事终变，“天道能还”，（原注：《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问天天道可能还。”)《紫竹山厉诗文集》若存若亡，仅束置图书馆之高阁，博雅之目录学者，或略知其名，而《再生缘》一书，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闼之间，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近岁以来虽稍衰歇，不如前此之流行，然若一取较其祖之诗文，显著隐晦，实有天渊之别，斯岂句山当日作才女说，痛斥弹词之时所能料及者哉！ 此番一轮，质言之，即少陵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是已，吾人若取此段文字与作者执笔时之思想背景，如上文所已指陈者，会和而观之，则不惟更能得作者意指之所归，抑且可以想见此一老史学家之信念之坚为何如也！ 抑更有可悲者，近十年来，吾国旧有之艺术，其稍幸者，则或亡其实而犹存其名，其不幸者，则已被视为封建之余孽，而形迹并灭之矣！如弹词者即属于不幸之一类也。故陈先生撰此书时已于弹词之“衰歇”深致其慨叹。然此一源远流长之艺术之衰歇，固非先生所忍见者，先生之言曰： 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浅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为然耶？抑不以为然耶？ 夫《再生缘》为吾国旧文化之产物，其中所表达之思想，如女扮男妆、中状元之类，即在昔日士大夫观之，已不免于陈腐庸俗之讥，更何论乎今日耶？此类作品若欲流行不衰，其先决之条件厥为产生此种作品之文化环境不变，或即有所改易亦未至根本动摇此文化基础之境。否则即使无外施之强力，恐亦不能逃于物竞天择之命运也。陈先生毕生寝馈史籍，宁不解此？处今日大陆之境遇，陈先生又岂真能自信其可凭一纸之力使《再生缘》再生欤？此实情理之绝不可通者。今英时不辞讥骂，欲为陈先生强作解人。颇疑陈先生欲使之再生者不徒为《再生缘》之本身，其意得毋尤在于使《再生缘》得以产生及保存之中国文化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陈先生又何独厚于一《再生缘》哉！果如是，则陈先生一人之所向往者亦即吾辈今日流亡海外之上及天下苍生所日夜焚香祈祷之事也。虽然，吾实不能无疑而更不能无忧。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世局，欲挽汉家十世之厄，吾诚不知何术以致之，此陈先生所以寄望于“人事终变，天道好还”，其志为可悲而其情尤为可悯也。昔宋时女真人汴，悉掳宋室君主后妃宗室以北去，而汪彦章代废后告天下手书，有“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之句，陈先生引之，以为是赵宋四六之文之冠。情在言中，意出弦外，诚先生所谓“古典今事，比拟适切”者也。而吾人惟一可引以自慰者，岂亦在斯乎？岂亦在斯乎？ 吾既写吾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之感想竟，兹再录先生附载于书后之七律数首于下，并略加解说焉： 蒙自南湖作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幕人间几万程． 昆明翠湖书所见 照影桥边驻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短围貂褶称腰细，密卷螺云映额斜。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 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五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日： “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沈洗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茄。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丙戌春以治目疾无效，将离伦敦返国，暂居江宁，感赋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歌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癸巳赦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沿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一五卷绘影阁咏家口口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婧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原注：《再生缘》间叙争战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原注：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 英时按：陈先生以上七律七首，起自民国二十七年，即西历1938年，迄于癸巳，即西历1953年，在时间上恰包括自抗战发生至中共兴起一段期间。若就此一段历史之发展阶段言，则前三首写抗战时之景象，中二首书国共内战时羁旅国外之感慨，最后二首盖透露1949年之后心境也。七首之诗，安排如此，此正陈先生所谓“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者，亦《桃花扇》“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治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之感也。放此七首之诗者，分而读之则诗，合而观之直是当代之史耳!至于词意之缠绵悱恻，低回不尽，读者自能知之，不待更添蛇足矣！又陈先生屡引端生“蚤为今日谶”之语，以证其“赵庄负鼓”之言不幸而验，骤视之，则似书中所附诸诗果皆所以寄一已之感慨者。然细按以上七首诗中之文义，几无一句不寓伤时之意。是知“蚤为今日谶”者，盖谓此——“地变天荒”之结局已早在预料之中：观夫蒙自、昆明、成都三首，则作者之意固已显然可见。感怀身世即所以凭吊兴亡，斯又其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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