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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190cm×710cm 2019年 四、其命唯新：为人生而艺术的至高境界唐张怀瓘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清刘熙载也讲：“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己。”这些论述均表明书法作品与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书如其人”。因此，我们通过言恭达篆书《诗经·大雅·绵》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不仅看到的是其精湛的书法技艺，更能感悟其对艺术人生的思考，即“为人生而艺术”的至高境界。 一方面，言恭达先生主张“要为人生而艺术，而非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把书法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不仅是其实用性、艺术性之“技”，而是把书法艺术的精神升华并落实到人生中。在新的时期坚持和弘扬这一理论命题，不仅符合中国艺术核心精神价值体系，更是对当代审美观念和艺术思潮的厘清与引领。对于这一命题，不论是 19 世纪 30 年代末法国文艺界为反对文学的实用主义而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艺术派”和“人生派”的争辩，今日看来均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现象。法国文艺思潮中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不仅只是对康德与席勒美学的粗浅表述，更因其时代背景和“艺术”核心所指与中国艺术截然不同，故其口号并非能揭示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精神；而“五四”时期文艺思潮对此的争辩和讨论，恰恰体现出其所具有时代特征，是中国近代艺术思潮向深层次和辩证性转变的必然阶段。实则，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亦如徐复观先生所认为只存在两种典型：一个是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一个是道家的纯艺术精神。虽然儒道两家的艺术精神在表现形态上并不相同，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在为人生负责，都是为人生而艺术。 另一方面，为人生而艺术的书法追求和实践，彰显着言恭达先生崇高的人格和艺术境界。钱穆先生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则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这一要求落实在书法艺术家身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心正则笔正”、“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而对于社会评价则是“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字工德不修，名与身俱朽”这样的标准。因此徐复观就认为“为人生而艺术”乃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但在现实中旷古难遇，所以逐渐走向衰落和转化。也就是说，“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国艺术和人格道德在至高层面的一种融会，其既是艺术家追求的终极旨归，也是不易实现的人生理想。为此言恭达先生身体力行的实践着，从书法创作到艺术教育、从公益活动到慈善事业、从理论思辨到参政议政无不体现其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也正因为这种“理想”在当今社会的逐步衰落和其状态的高不可及而愈加彰显其价值可贵。从近年来十余幅代表性的巨幅长卷作品到此幅篆书《诗经·大雅·绵》，每件力作都记录和承载着一位学者书家，对社会和文化的担当、艺术和道德的思考。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言先生艺术作品所彰显的“人文性”和“人本主义”，正是其承载艺术思想和社会担当，探寻“智慧”的体现，它将超越艺术本体的技法层面而作为当代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也必将成为经典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说《诗经》中记载“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赞美的是宝鸡这方土地上神圣而辉煌的历史，那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遗训，才是先贤留给后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遗产。于此，言恭达篆书《诗经·大雅·绵》昭于世人的即是“周原膴膴、其命维新”的时代精神。 2019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清华园 杨晓辉 顿首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一）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二）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三）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四）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五） 言恭达 篆书《诗经·大雅·绵》(局部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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