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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康松、陈莉 湖北大学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摘要：考据之学在清代发展壮大，到乾嘉时期已经逐渐成熟、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考据学派。清代考据学派追求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建立了严格的学术规范，探索出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清代考据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不仅经学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在小学、史学、历算等学科亦有建树，还整理刊刻了大量古文献。此外，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治学精神；学术规范；学术贡献 考据和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两种治学门径，在中国两千年的经学研究历史上始终并行不悖，持续发展着，只是于不同时代侧重有所不同。到了清代，考据之学逐渐发展壮大，尤其到了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已成显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一改前代重义理轻考据、崇尚空谈的虚浮之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清代考据学派。一般说来，学派是以某种独特的理论主张或独特的方法、技艺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群体。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产生已久，但一直处于发展阶段，未成体系。直至清代，由于文献积累颇丰，文献流传过程中失真和散佚情况也较严重，亟待整理，再加之政府和富商官僚的支持，尤其是政府的大规模修书活动，不仅为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更是对考据学风的极大鼓励。因此考据学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才逐渐成熟，渐成体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宗旨、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而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一大学派。 一 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 中国古代之学术，以经学为核心。清代考据学者更是将还原经籍旧貌，求通经以明道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们认为经书之中包含圣贤之道，是修身、治世之道的终极来源。戴震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是道义之源，舍经而无从得道义，故他诘问专讲义理的人说：“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钱大昕有言：“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段玉裁亦云：“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之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崔述云：“《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经学旧典被视作先贤圣儒经世之学的精华所在，所以对经书的研读就成了明道的唯一途径。对圣贤之道的向往和追求，使得清代考据学者都将通经明道作为其治学的宗旨。而经学典籍多成书于先秦，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革，语言文字、名物、制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为经书义理的阐释带来巨大的阻碍。考据学者也意识到，若想真正了解经书的本义，绝不可以当时的语言和名物制度作牵强附会的解读，唯有从小学入手，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进而由文字到词、到句，逐渐加深对经文的理解。 快捷菜单
清初蜀中三杰之一费密 首先提出由小学以通经明道这一宗旨的是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初学者费密指出：“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他认为“道脉断自先圣孔子始。后世去圣人日远，欲闻圣人之道，必以经文为准。不合于经，虚僻哓哗，自鸣有得，其谁信之!经传则道传也。”此后的考据学家莫不以此为宗旨，将文字训释作为治经的工具，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考据大家，更是在小学尤其是音韵学上颇有建树。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开创了皖派，是考据学者中影响巨大的人物，他深知小学对于通经明道的重要意义，并不遗余力地向时人强调这一观点，在他的影响下皖派学者以及后来的扬州学派等无不以此为宗旨。将小学作为通经明道的门径可谓是唯一并且有效的道路，也是清代考据学派治学的根本宗旨。 了解了清代考据学派对于小学的重视程度，就不难理解学者为何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等庞杂琐碎的考据工作。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精研《说文》，他认为：“《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以通经之大义。”像段玉裁一样为治经而治小学的考据学者大有人在，他们看到了小学对于通经明道的基础性作用，所以不惜时间精力从事文字研究。同时，考据学者对于经书中的一字一物详加考证，极尽探求，亦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通解经书本义，以求明道。由小学入手以求通经明道，要求考据学者在解读经书之前，重视基础研究，力求字字探求本义，以求最大限度还原经书本旨。所以，透过清代考据学派由小学以通经明道这一学术宗旨，我们更应该看到隐藏在他们复杂工作背后的对于阐发经典“微言大义”的目的和决心。 不同于理学家对经书义理的主观阐发，考据学派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可以说是考据学区别于宋明理学的最显著标志之一。虽然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确有其特殊的贡献，但在对传统经典的解读上却过于师心自用，不仅废弃汉唐旧注，以己意解经，甚至到了“六经注我”的程度。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治学宗旨就是在这场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中逐渐形成的。正因如此，在这一宗旨指导下的清代考据学派的壮大对于理学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理学加诸于古籍经典的歪曲和误解也终于得以厘清，古籍的原貌也逐渐揭开，学人被朱子学说禁锢的思想也因此得到一定的解放。 二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入清以来，考据学者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学术上的空谈之风与国家的衰亡密不可分，力图改变理学盛行之后经学荒疏的现状，纷纷打出“实事求是”的旗帜，提倡重训诂考证以通经义。钱大昕提出：“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实事求是不仅是清代考据学派批判宋学的口号，也是他们身体力行修身治学的精神和准则，这一精神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界。阮元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可见清代考据学派实事求是之精神实与汉儒之精神一脉相承。河间献王刘德所谓“实事求是”，颜师古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无论是汉儒还是清代考据学者，他们实事求是的对象都是经学典籍，即所谓“实事”，都是为了求得典籍的原貌本义，即所谓“求是”。 对“求是”的追求使得清代考据学者在治学的过程中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又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批评和自我反省。陈垣先生指出：“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有所怀疑才能有所思考、有所探求，最终才能有所得。段玉裁有言：“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清代考据学者大多如此，不轻信“权威”，敢于怀疑，勇于探求，故能有所成就。但是这种怀疑的精神并非一味的否定经史，而是为了更好地探求经典的“真是”。 “实事求是”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而发，所以这一精神对理学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但其批判精神却不仅限于此，更为可贵的是考据学派对于学派内部以及对于自我的批评。考据学者重视汉唐旧注，因其去古未远，较为可信，但也并非迷信。有部分考据学者为了纠正理学家抛去旧注、淆乱经义的做法，矫枉过正，一味信古、求古，偏离考据学派“求是”的精神，这一现象在考据学派中的吴派表现特别突出，他们力图用汉之“旧权威”来代替宋之“新权威”。吴派学者钱大昕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斟酌古今，不专主一家言，义有可取，虽迩言必察，若与经文违戾，虽儒先训诂，亦不曲为附和。”认为应该客观的对待汉、宋成果，不应带有成见。王引之更是对吴派之首惠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批判了吴派学者“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极端观念，彰显了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章太炎对清代考据学者的批判精神亦有论及：“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永)戴(震)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其批判精神可见一斑。正是因为考据学派强烈的批判精神，考据学界有着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既可无所避讳坦然直言，又能心平气和虚心受之。他们的批评是为了明学术，辨是非，而非恶意攻讦，争强好胜。可以说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影响深远，与这种健康的学术批评精神密不可分。 清代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精神的另一体现在于，对于自己无法确定和解决的问题能够做到阙疑存异，不强为之解。所谓“阙疑”是指对于暂时无法解决和确定的问题，暂不决断，留待研究；而“存异”是指对于不同的观点无法辨其是非的，暂时不作论断，留待查考。戴震认为在研究《诗经》时，对于字义名物这些可考之物，应该详具，对于诗意则不能臆测。“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崔述在撰写《考信录》时也坚持了这一原则。“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理学家妄断经义、空谈义理的做法给经书典籍附加了经典文义之外的很多内容，考据学家深知妄断、臆测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他们宁可阙疑存异，也决不妄断，这也是他们“求是”精神的重要体现。学者一人学力有限，不可能将自己所遇问题尽数解决，留待他人、后人解决，无疑更加科学和谨慎。 三 严格的学术规范 清代考据学派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也使得他们在从事细致而庞杂的考据工作时，时刻保持谨慎的态度，也因此建立起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在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予以贯彻，共同遵守，成为考据学派的独特标志。 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清代考据学派共同坚持的学术准则。一方面不可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经学研究发展至清代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为考据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依据，考据研究难免需要凭借前人的研究基础，有所引述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清代考据学者坚决反对将他人成果窃为己说的行为。钱大昕批判宋元以来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乱象：“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可见考据学者对于抄袭前人之言的做法是极排斥的，甚至比妄谈义理更为人不齿。“初学解经，见书不多，而妄取前人旧说，没其姓名以为己说，则与盗贼何异？且安知我能剽之窃之，而人不能发之捕之乎？我所读之书，人人必读；我所未读之书，人之已读者正多。倘事剽窃，欺人乎？实欺己耳!人而欺己，则终身无实获之事，又乌足以知圣贤之道哉!故为学戒剽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借用前人研究成果必须言明出处，是对他人、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学术创新的追求。即使是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如果发现前人已有类似论述，考据学者也选择以前人为先，“凡学之所得，有未经人道者存之，如已落人后则去之。非独以僻剿说之迹，以此事既明，毋庸多赘，所以娓娓不倦者，为公，非为私也”。清代考据学者对于学术的追求并非为扬名立说，而是纯粹为了求取学术的真理。对待古人的成果如此，对待今人亦是如此，就算仅是对自己有所启发，清代考据学者也往往要提出以示尊重。这一规范既体现了考据学派对学术的尊重，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学术的原创性的追求，这也是考据学能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引用文献应保证文献的完整性，并且注明出处。古代学者往往遍览群籍，学识渊博，著书立说有所援引也常常凭着记忆一挥而就，不加检核。早期的考据学者也难免受此传统影响，而往往遭受考据学者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代杨慎《升庵集》：“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除了要核对原书，保持文献的正确性以外，考据学派也强调应该保证引用的完整性，不可断章取义，“大抵著书援古，最忌浑殽割裂”。除了保证文献的准确和完整，标明文献出处也是考据学者治学过程中的重要规范。王鸣盛说：“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凿指第几卷某篇某条，且必目睹原书。”阮元等在编纂《经籍籑诂》时，专门编制了标注书名、篇名的简便格式，既节省了篇幅，又便于查验，可以看出清代考据学者对于标注文献出处的重视。 快捷菜单
《经籍籑诂》书影 清代考据学派要求充足而有力的证据是立论的基础。与理学不同，考据学要求结论的得出需要通过对大量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和总结，搜集的材料越多，得到的论据越多，则结论就越可信，而孤证则难以成说。戴震认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与“出于空言以定其论”一样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未至十分之见”。汪廷珍说：“经史之学，与各项杂文不同，必有实证确凭，方可定前人未定之案，正前人未正之误。若以空虚之理，或孤证偏词，遽为论断，且有乖于圣人好古阙疑之旨，虽学博笔劲，气坚力厚，足以压例一切，究竟献酬群心，终不能使人人心折。其于学术，殊无所补，万一小有差失，为害转大。宋以后学者，蹈此弊者十之八九。”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急于论断不仅于学术无益，甚至还可能贻害后学。在清代考据学者看来仅仅有证据是不够的，“宋人注书，非无引据，然往往据一废百，且必废其正说，而据其旁说”。这种“据一废百”做法比无证据的空言更具有迷惑性，因此考据学者们反对片面地挑选例证的做法，“偏举一隅，惑兹多于是矣”。考据学者认为古代文献材料真假难辨，去伪存真是重要的前提，“即或有子部之言及隋以前说家之书可证，然怪诞荒谬，皆于经旨无当，虽有证亦不尚。”只有选取可信的材料作为论据，才能真正支撑起学术观点。 清代考据学派对论据材料非常重视，所以他们在材料来源的选择上有自己的原则。他们相信经学典籍更加具有可信度，“《十三经》皆先圣遗言，其义本可相通者多”。认为经书产生的年代相差不远，有相通之处，所以“以经证经”更为可靠，“以经证经，汉儒家法，无不如是，自宋以后，都以臆说解经，而经亡矣”，可以用本经证本经，亦可用此经证他经。此外，考据学者还认为所据典籍距离所论问题时代的远近也与论据的可信度相关，距离所研究的内容时间越近的材料则越具有可信度，这就是“去古未远”的原则，“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这一原则实际上也包含了“以经证经”的原则，是出于材料的时效性的考虑。当然，“去古未远”也是相对的，考证不同时代的问题，对于文献时代的选择也就有所不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寻求更为有力的证据，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四 科学的考据方法 除了正确的精神指导，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成就还有赖于他们科学的考据方法。梁启超称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极相近”；胡适也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将清人的考据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考据学者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就蕴含在这提出假设和小心求证的过程之中。 考据学者非常善用逻辑推理，而且能熟练地将多种推理方式综合应用，来使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就非常善用逻辑推理解决问题。王念孙发现，“移、易二字同义，人所共晓，然《书》传多训移为易，未有训易为移者”，他认为《尚书》的传注对“易”的训释可能有问题，一般来说同义字可以互训，所以“易”应该有训为“移”的。其子王引之在这个推测的基础上，应用归纳推理的方法，列出在《尚书》、《左传》、《国语》中找出的五条“易”可以训作“移”的例子，推论出“移”、“易”确实可以互训，最后他总结：“凡同义之字，皆可互训，而注疏多未之及，且有误解‘易’字者。”其父王念孙这一推测的提出，亦是根据同义字可互训的一般规律得出的，是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梁启超在评价赵翼《廿二史札记》时说：“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全面梳理排列有关资料，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作系统性论述。如赵翼一一列举东汉各皇帝的寿命，归纳总结出“东汉诸帝多不永年”结论。这种善用推理进行论证的方法，还体现在他们对古书通例的总结发现。“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读时，必先知其例之所存，斯解时不失其书之文体。……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这一发现对于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虽然考据学者对逻辑思维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们具体分析问题的时候，对逻辑思维的运用却是相当主动的，这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尤其是理学中所带有的主观色彩对比，显然是极具有科学性的。 为了考据结果的真实可靠，清代考据学者还经常将数学的计算和统计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除了在考证有关数学的问题时学者会运用到数学方法以外，更难得的是在考证与数学和数字无关的问题时，学者也会借助数学统计来论证。例如经学史上关于孔子删《诗》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论，赵翼也不相信孔子删诗说，他采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将《国语》和《左传》中引用《诗经》的材料加以搜集，发现《国语》中共31条，今《诗》中没有的，他称为逸诗，只有1条；《左传》中共219条，逸诗仅有13条。所以他得出结论：“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毫无疑问，他这样用数据说话是极具说服力的，比一般泛泛而论更能说明诗三千的不可信。数据的准确性对于统计结果十分重要，也直接关系到论证的严密性，所以考据学家对于数据的获得非常严谨，也因此特别注意考察文献中数字的准确性。段玉裁曾通过亲自统计，发现了《汉书·刘向传》中的错误：“刘向上封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三’当作‘二’字之误也。”他们对于考据工作的一丝不苟可想而知。考据学者将在自然学科领域内使用的数学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同传统的以思辨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研究方法的近代化道路上跨出了最初的、可喜的步伐。 清代考据学者除了埋头书斋，还注重文献与现实相结合。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考查，考据学者称之为“目验”。郝懿行在撰《尔雅义疏》时，关于草木虫鱼的解释皆亲身观察考证，他说：“余田居多载，遇草木虫鱼有弗知者，必询其名，详察其形，考之古书，以征其然否。今兹疏中，其异于旧说者，皆经目验，非凭胸臆。”当然，对于目验的重视并不表示考据学者就独以目验所得为是，“草木南北不同，古今命名亦异”，“今目验《毛解》与世不协，盖自晋及唐，其去古益远”。对于历史原因带来的变化，学者也会考虑在内，并不会轻易否定他人，而是提出以供讨论，这也是他们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体现。除了对于自然事物的关注，考据学者也注重考察人文风物，与文献记录互相验证。戴震在其《考工记图后序》中说：“钟、县、剑、削之属，古器犹有存者。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他之所以如此自信，正是因为他做了大量而又细致的古代遗物的实物研究，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真实可信的。惠栋在编纂《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时，对王士禛诗中的诸多地名存有疑惑，所以常到实地进行考察。“尝读《送徐存永》诗，云‘旧家枫岭外’，初不知枫岭所在，其后渡浙江，经严濑，过太末，登仙霞，而后知枫岭乃由越入闽之路。徐闽人，故云枫岭外也。不知者则以为五岭之间多枫木，故称枫岭，是则楚粤之人皆可移赠，岂独一存永哉。”由此解开了疑惑，也纠正了他人对诗歌的误解。虽然考据学者对于调查、观察方法的使用并不普遍，只是用于辅助文献内容的研究，但是他们善于观察和关注现实世界的态度无疑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也是这一考据方法的科学之处。 五 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贡献 考据学派以通经明道为自己的学术宗旨，经书研究是他们的治学核心，他们集前代经学考据成果之大成，推陈出新，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焦循以其独特的数学法则研究《周易》，独辟蹊径，著成《易章句》十二卷，《义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合称为《雕菰楼易学三书》；清代考据学者还进一步证实了《伪古文尚书》之伪，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孙星衍的《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卷等；对《诗经》的名物训诂也颇有成果，如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焕《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等，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专书的整体研究之外，考据学者还为十三经作了新疏。注疏是对经书阐释的主要方式，清代考据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前人注疏的良莠不齐，于是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著新疏。中华书局拟定推出清人十三经注疏，其精选的书目为：《易》类：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书》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诗》类：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礼》类：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黄以周《礼书通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春秋》类：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陈立《公羊义疏》、钟文丞《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论语》类：刘宝楠《论语正义》；《孝经》类：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孟子》类：焦循《孟子正义》；《尔雅》类：晋涵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作是从众多的经注成果中精选而出，它们充分吸收了清代考据学者学术成果，集前辈成果之大成，被梁启超称为“清代经学的结晶体”。通过考据学者的潜心治学，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更深入的发展，细致严谨的考据成果还解决了经书研读过程中的理解障碍，为后人的学术研究理清了道路。 经书本身包蕴万千，常常涉及历史、历算、地理等诸多学科。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表明了清代考据学派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因此考据学者对于经书的研究并不会局限于具体文意的理解，为了更好地通经明道，考据学者的研究范围往往会旁及其他学科。作为通经明道基础的小学无疑是考据学者研究最深的一个方面，成果也尤为突出，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戴震的《声韵考》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考据学者将治经的方法用于治史，对史籍考订续补，整理研究，成果丰硕，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等考证研究正史的力作，还有续修前史之作如毕沅《续资治通鉴》、陈鳣《续唐书》等，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极具史料价值。又如对正史艺文志的补修，有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四卷和《三国艺文志》四卷、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六卷、顾檈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一卷和《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一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四卷等，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 历算学的研究在清代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辑校前人成果之余，考据学者亦颇有新得，戴震著成《历问》、《历古考》、《勾股割圜记》等，钱大昕著有《元史朔闰表》、《三统术衍》等，其二人是经学家治历算之学的典型代表，为后来历算之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对地理的研究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齐召南《水道提纲》二十八卷等，都颇为精审，为世人所称道。还有对于医学、乐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考据学派踏实严谨的考据工作为有清一代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贡献了巨大力量，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的学术资源。 考据学派的另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整理刊刻了大量的古文献。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错漏、散佚等情况，清代保存下来典籍文献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学者也意识到文献内容整理的必要性，一方面由政府主导展开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另一方面学者在自身治学过程中的，对于研究对象的内容的准确性也非常重视，因此也多有校勘整理，他们的版本意识极强，特别注意对古籍版本的搜集，对文献的版本和真伪进行辨别也自有一套理论，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为文献的流传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向青年学子介绍选购善本的诀窍时说：“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其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正说明清人校勘之精。此外，由于考据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所以清代考据学者对文献资料总是极尽搜罗，经常做摘抄和读书札记，并且用于自己的学术著作，所以他们的著作也往往极具资料性，又好搜罗佚书佚文，多成辑佚之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更为可贵的是，为了方便学者的学术研究，考据学者还愿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料汇编和工具书的编纂，泽被后人，如阮元的《经籍籑诂》，将唐以前经书训诂材料汇集在一起，既方便查阅，也保存了大量文献。对于文献的鉴别、整理，清代考据学者耗费了巨大的功夫，既保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除了在学术成果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清代考据学派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考据学风对于后世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考据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将严密的逻辑推理运用到传统的经学问题的阐发和论证，并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自己的论证过程，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有学者认为：“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和严密精审的方法，与近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20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虽然近代学者在方法上受到了近代新西学的不少影响，“但是一些有成就的史学大师，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无不继承清代的考据方法”。例如王国维在罗振玉的指导下，系统地读过戴震、程瑶田、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其《两周金石文字韵读》一书，就是遵循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清人研究音韵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资料的范围而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胡适研究传统学术“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序》时，对胡著给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大特长，其中第一条就是用汉学家的方法，考证古代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辨证方法。蔡元培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旧有的“汉学”功底和西洋的哲学的知识是他写出《中国古代哲学史》这部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耿志云亦认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从总结清代学者和他自己从事考据学的经验中得出的。”崔述的《考信录》无疑对顾颉刚考辨古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顾颉刚曾说：“《东壁遗书》(按：崔述，号赤壁)是民国十年以来所标点的，到十四年本已完工……我开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这种时间上的同步，说明崔氏的研究成果及方法给顾氏不少启示。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谈到自己疑古思想的来源时说：“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考据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术风气更是影响深远。考据学派重视证据，讲究“无征不信”、“孤证不立”，花大量的时间搜集资料，寻找证据，力求论证的严密，也因此使得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的具有学术价值。这种踏实求学、严谨求真的态度和学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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