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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6-1536） 十五、十六世纪的尼德兰低地地区，由于地处北海沿岸，又是莱茵河和马斯河的入海口，拥有如此天然的优良海港，使得尼德兰地区成为欧洲北部地区海上贸易的交通枢纽，伴随着贸易的拓展，尼德兰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快速发展。 就是这块很小的土地，在日后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获得独立，并于1581年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凭借其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突出，尼德兰很快就发展了强大的海上力量，其海上运输业务也不断扩展，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其殖民地也遍布非洲、美洲和东南亚等地。也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之后诞生了笛卡尔、斯宾诺莎等开启近代哲学和理性主义的重要人物。 中世纪的西欧，在世俗领域，社会的封建化逐步加深，领主与佃农、农奴构成一个严格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通过封建制度，形成了一级一级的隶属关系，下级领主服从上级领主，站在领主最顶端的是国王或者皇帝。而在精神信仰领域，天主教把持这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控制和权威已逾千年，通过在西欧建立大主教区、主教区等一级一级的象征精神统治的行政机构，当时西欧的几乎所有人员，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贵族平民、商人僧侣等，都处于教会的精神统治之下，教会还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教规和弥撒、忏悔等宗教仪式，使得人们时刻都处于对上帝惩罚的畏惧之中。 因此，中世纪的人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其在世俗领域依附于领主统治，而在精神领域完全依附于教会以及对上帝的崇拜之中。 而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要打破中世纪的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将作为个体的人从封建化的世俗制度和天主教的精神枷锁之中解放出来，体现出个人的自由意志，应得人的尊严。 十五世纪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崛起，封锁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为了寻找新的贸易通道，欧洲的一批批航海家不畏艰险，不断开拓海上之路。新的殖民地不断被建立，人们的眼界也不再仅仅局限在欧洲地区，而是拓展到了全世界。 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而在欧洲引发了一场知识的革命，大大方便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随后印刷业兴起，成为了之后宗教改革中新教首领抨击天主教皇、传播新教思想的重要工具，《圣经》也不再是教会垄断的精神象征，而为普通信众所持有，打破了之前天主教的精神垄断。 图：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德国约翰内斯·人古登堡（1397-1468） 伊拉斯谟（1466-1536，Erasmus von Rotterdam），全称为伊拉斯谟·封·鹿特丹，一般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是一个教士的私生子，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出生本来就是极不光彩的，而伊拉斯谟终生也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出身，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个名字也只是其自称，而伊拉斯谟一生也不愿受到国家、民族等的束缚，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自称，“对他来说，划分世界的不再是国家、河流和海洋，不再是等级、种族和阶级，他只知道有两个层次：精神和教养的贵族为上界，鄙俗和未开化者为下界。（茨威格语）” 作为一个有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不愿受到任何的束缚和桎梏，使其能够始终超越了国家、民族身份等的认同，而始终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从人性的基础出发来看待问题，“他毕生都在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精神自由和道德自由（茨威格语）”。 但是，伊拉斯谟并不是一个叛逆者或者是革命者，其态度始终是温和的，甚至是柔弱的。伊拉斯谟看不惯当时教会的腐败和堕落，甚至说出“许多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异”的话，但是终其一生，伊拉斯谟始终是一个教会人士，并没有跳脱出教会的身份，就连后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伊拉斯谟也曾经以一个教会的教士的身份参加了论战。但其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支持教会，不如说是不想看到教会的分裂。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论是在宗教领域和民族领域，伊拉斯谟排斥一切的狂热偏激和极端，而正是这些狂热偏激的思想把所有的事物推向了战争和暴力的边缘，而战争是与人的道德观念相悖的，是最粗暴野蛮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在伊拉斯谟看来，任何的观点和思想都是可以包容和协调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自己的观点和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之上，因此，伊拉斯谟就是要作一个人类理性的调和者和联合者，这一点在其之后在宗教改革中的表现尤其突出。 也正是伊拉斯谟的谨慎、中庸、温和的态度，受到后世学者的诸多批评，将其视为是软弱的表现，而也正是伊拉斯谟的软弱，使得其后宗教改革初期本可出现的教会和解的希望没有达成，从而最终导致了教会的分裂。 伊拉斯谟柔弱的性格或许与其本身的身体素质有关。伊拉斯谟本身身体虚弱，一生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从幼年起他就一直神经衰弱，或许还有疑心病，深受器官过敏之苦，因此终其一生必须娇生惯养的生活，否则便会承受病痛之害。在蒙太古学院时候，就经常抱怨受不了宿舍的环境卫生状况，认为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利。伙食也不对他的胃口，“蛋和肉都是臭的，酒发酸，到了夜里还得通宵与害虫进行谈不上体面的搏斗（茨威格语）”，这样的环境也使的伊拉斯谟大病一场。而在天冷的时候，则总是把自己裹在皮衣和棉袄中，但仍不足以保持正常的体温，“他每天都得喝一点勃艮第葡萄酒，才能使自己懒洋洋的血液勉强流动起来。可是只要酒略微有点酸，他的五脏六腑马上就会上火。” 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但是其希冀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世间的争端的想法不啻为一种空想，就如同儒家试图在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的情况下发展和寻找土壤而最终必然失败的背景一样，各个诸侯都同意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是却不会有人傻到真正地以这种方式治国和处理国际争端。 人文主义者过高地评价了文明，以为凭借教育和文明就可以解决世间的冲突和问题，因此在他们看来，世界只有两种人：受过教育的精神贵族和没有说过教育的底层民众，这也导致了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始终脱离了群众，不愿意依靠人民的帮助。“人文主义固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总想居高临下地教训群众，而不是努力去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茨威格语）”，而这也决定了伊拉斯谟是那个时代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一个像马丁·路德过渡的人物。而在那个时代，对于社会争论的焦点，不选边站队，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则显得尤为不合时宜。在当时整个欧洲要么选择支持教皇，要么选择支持路德新教的背景下，保持独立则意味着与对立的双方为敌。 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之间必然要做一番比较。 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两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伊拉斯谟性格软弱、注重理性、不偏不倚，永远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旁观者和正义者，而正是这样的性格，使其缺乏革命所需的激情和斗志，所以伊拉斯谟注定称为不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革命领袖；而马丁·路德则是一个偏执己见、富于激情的斗士，并保持时刻处于亢奋和战斗状态，随时可以将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斗倒在地。 图：马丁·路德（1483-1546） 可以说，伊拉斯谟是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和思想准备者。伊拉斯谟及其门徒对于教会的批判和嘲讽，抨击教会滥用权力、腐败堕落，希望能够在教会进行改革。而伊拉斯谟的批评仅教会内部，而马丁·路德则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教皇，“路德孵的蛋是伊拉斯谟下的”正是当时天主教神学家对于宗教改革的批判。宗教改革初期的伊拉斯谟其实是支持路德的观点的，只是觉得路德的斗争方式过于激烈和狂热，其结果必然是会导致教会走向分裂。 图：马丁·路德在粘贴《九十五条论纲》 在宗教改革的狂潮中，一向客观公正、无党无派，且在思想界享有巨大声誉的伊拉斯谟自然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而伊拉斯谟选择了哪边都不靠，希望通过居中调停的方式解决教会和路德的争端，其一方面劝告路德不要以激烈的手段对抗教皇，一方面劝说教会和教皇不要用强硬的手段出发路德。然而最终也未能挽回教会与新教的彻底决裂，教会从此开始分裂。 伊拉斯谟的成就不在于其“深”，而在于其“博”，在许多重要的领域，伊拉斯谟都是第一个推动者，然而，事情启动之后他就站在一边了，因为伊拉斯谟不是一个行动者。正如茨威格所说：“在那个世纪，伊拉斯谟是光，其余的人是力；他照路，其余的人走路，而他则像光源一样留在暗处。但是，指名新路者应该受到率先走上新路者同样的尊敬；在暗处起作用的人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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