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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七十七 引言 政治权力的继承是政治制度有效延续的关键问题，而继承人的选择对于政治事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继承人品德兼优是政治事业持续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如果让无德无才的“败家子”继任，将毁掉前任君王的政治大业。历史上王朝的败亡多半是由于继承人的无能和愚蠢，历史经验值得深思。历史上继承权的延续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古代，由于血缘氏族宗法关系的影响，古代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十分紧密，中国的皇位或王位继承制也受到了血缘宗法关系的重大影响，从周代开始，中国皇位或王位继承基本上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本原则的。在古代典籍中明确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参见《春秋公羊传》） 嫡长子继承制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嫡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而所谓的“嫡长子”，即是指正妻（皇后、王后）所生之子，而且是年长的。从顺序看，继承权的拥有遵循先嫡后庶的原则，同是嫡子，先长后幼；但是，如果是同属于庶子。却根据生母的地位高低来排列。先长后幼只是同一位母亲或同一等级的不同母亲才是有效的。其二是立储采用公开制度，即根据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原则，首先排除了皇子（王子）之外的人进入继承人遴选范围，然后，选择最符合条件的皇子（或王子）作为继承者，而一旦确立便具有储君的公开身份，很多时候是以太子身份协理朝政。如此一来，储君的遴选和皇位（王位）继承权确立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的，透明度很高。 从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理论来看，嫡长子继承制有其有利之处：其一，保证继承者相对“纯正”的血统关系，皇帝能将权力传授给嫡亲皇子手中，由血脉相连的后代来继承其政治事业；其二，以“嫡”和“长”两个相对确定性的因素来遴选权力的继承者，这从权力继承的理论来看，是有利于避免纷争的，毕竟嫡亲后代人选范围比较小；其三，立储采用公开制度，这有利于让权力继承者较早进行掌权执政方面的训练，有利于以培养其执政能力；其四，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所确立的储君，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来动员嫡亲关系支持和维护其统治的继承权力，从理论上讲，是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秩序的。 但是，在现实中，对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常常是十分严酷的，道理上、理论上所设想的权力顺利继承往往只是一种假设，在现实中未必行得通，在王朝更替的现实历史中，从来都不乏挑战嫡长子继承制的政坛搅局者，虽然说确立权力继承人是按嫡长子继承制进行的，但是，选拔程序的执行并非是规规矩矩的，面对着最高权力的巨大诱惑，朝堂之上，不严格按政治原则行事的人比比皆是。面对着最高权力的争夺，权臣朋党，后宫嫔妃，外戚太监，掌兵将军等等，各有各的派系，各有其所拥戴的皇子，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展开博弈和厮杀是经常出现的事。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争夺继承权而展开厮杀的例子很多很残酷，皇权的争夺演绎出许多可怕的宫廷悲剧，而且，其悲剧的出现常常严重地耗损了当时朝廷的政治资源，伤害国之根本，殃及无辜百姓。自周代宗法制开始，嫡长子继承制绵延数千年，它虽有凝聚政治与伦理于一体的传统政治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维护传统的皇权统治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其致命的缺失，即因为嫡长子继承制不辨贤愚，不可避免地会把愚笨的、不肖的或无德的人推上最高统治位置，这常常让权臣、后妃、太监、外戚等钻了空子，擅政揽权，为非作歹，毁了朝政，坑害忠臣，害了百姓。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时的“八王之乱”，汉末的太监、外戚专权，晚唐的后宫太监乱政等等，都表明嫡长子继承制有其可怕的弊端，所以，这不得不让历朝历代的许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思考储位继承问题，而到了清代，便迎来了储位继承制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秘密立储制度。秘密立储制的出现有它的特殊条件，但它的形成也有其必然性，值得关注。 第一，促成秘密立储制建立的原因。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的失败促使康熙开始思考对传统皇位继承制的改变。 康熙皇帝在清代是一位有杰出能力和很大作为的政治家，他从少年时期就接受汉学教育，是精通汉族传统文化的睿智而学识渊博的帝王。康熙帝熟知儒家学说，特别是对理学很了解，在政治管理方面，他积极吸取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选择储君的问题上，他起先是仿效汉族传统政治中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下诏确立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这本来是一件按原则办事的正统的政治措施。但是，康熙帝一生长寿，皇子多，他较早地公开立储，这不仅没有能稳固地建立储君的继承权力，反而在诸皇子中以及跟随各皇子的宗亲、大臣之间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纷争，并催生了康熙朝著名的“九龙夺嫡”政治风波。当时，有九位皇子卷入了争夺继承权的政治旋涡中，他们分别是：大阿哥爱新觉罗·胤禔、二阿哥爱新觉罗·胤礽、三阿哥爱新觉罗·胤祉、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八阿哥爱新觉罗·胤禩、九阿哥爱新觉罗·胤禟、十阿哥爱新觉罗·胤䄉、十三阿哥爱新觉罗·胤祥、十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禵。康熙帝很想坚持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来立储，无奈已成太子的二阿哥胤礽却很不争气，被两立两废，而其它皇子也在争夺储君的问题上也让康熙帝很不省心，特别是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胤禩等，为争夺储位竞争激烈，而朝中大臣们也大都卷入了储君的争夺活动之中，这“九龙夺嫡”的乱局让康熙帝大伤脑筋，一方面，他深知继承人的重要性，他不能再犯错误，不能再选出将来可能再被废掉的太子，不能再出现第二个“胤礽”；另一方面，他更不想因为立储问题让皇子们因激烈的争夺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当时的康熙面对着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已经充满疑虑，他开始思考对于原来立储原则的改变，他努力想找到一种好办法，能让立储之事能顺利做好。 康熙帝剧照 其次，历史上储位争夺的惨剧让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寻找更有效的继承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为帝王储位而进行的争夺几乎没有停止过，而有几次惨烈的争夺让后来的帝王们感到恐惧，帝王们都想避免因储位而发生内斗。清代的康熙帝和雍正年轻时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他们对历史上发生的争储惨剧非常清楚，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不会不对历史经验进行深思的，历史上储位之争的极大危害对他们是有重要的警示的。 比如，西晋时，开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可谓皇室兴旺，他有二十五个皇子，其中有能力有权力的不缺乏，而且，当时的西晋宗亲的权力太大了。要知道，西晋在建国之初，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皆是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郡中文武官员，并有权收取封国的租税，这使得包括晋武帝的儿子在内的皇室宗亲成员拥有了相对独立于中央的政治权力，具有潜在的离心力。此时，当晋武帝立储时，矛盾便集中爆发了。晋武帝司马炎按照嫡长继承制来立储，选择了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由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他有个同母的哥哥司马轨早死，所以他成了活着的嫡长子，泰始三年（267年）正月丁卯日，司马衷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他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司马衷当皇权继承人虽合法却不合适，他生性鲁钝，被朝中大臣悄悄得称为“白痴储君”。西晋皇室宗亲和权臣们为了维护西晋王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都想废掉这位“白痴储君”，而司马炎对太子司马衷也有忧虑，但他看中了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年幼聪慧，有君王的潜在资质，望日后能让司马遹来承袭皇位，所以，他顶住了宗亲和大臣们的压力，坚持让司马衷继位。而司马衷实在是没有守成之才。 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继位，但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打理朝政，于是，宗室和外戚便展开了对朝中权力的争权，皇后贾南风专权，而皇室宗亲不服，楚王司马玮进京杀了皇太后杨芷之父、辅政大臣杨骏，掀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之后，“八王之乱”延续了长达十六年之久，期间几乎战乱不断，在战乱后期，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无法掌握全国。在战乱期间，除了诸王互相攻伐、惨烈争战事之外，还有氐人齐万年的变乱，以及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针对西晋朝廷的战争，南方也有变民杜曾、王如及张昌的起事。战乱让许多地区饥荒、疫病频生，西晋衰落了。孙立群认为：“八王之乱，是西晋历史上一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的大屠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而这场“大屠杀”的直接起因便是晋武帝司马炎按嫡长子继承制立储。 再如，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朝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即玄武门发动武力政变，李世民及其所率领的将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渊的长子、李世民的长兄、太子李建成和李渊的四子、李世民的四弟齐王李元吉，李世民逼迫李渊立他为新太子，并很快逼李渊退位，让他当太上皇，而李世民继承皇位，成为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与李渊按嫡长子继承制立储，却又经常有不同表态，立场不坚定有直接关系。原本，在李家父子起兵反隋和清除各对立派别的过程中，李世民与李建成还算是配合默契的，但唐王朝建立之后，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开始激化，李渊登基之后，李建成是长子，被立为太子，常驻宫内处理事务，协助李渊处理朝政，得到了文官集团的拥戴，而李世民为秦王，由于李世民的统兵作战能力特别强，所以，他在长期率领武将们在外征战，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与武将们关系密切，李世民的秦王府力量不断增强，李世民在战功上和统兵的威望方面逐渐地超过太子李建成，李建成对二弟李世民势力和影响的不断壮大心有忌惮，便联手齐王李元吉开始采取行动来排挤甚至陷害李世民，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更糟糕的是，李渊不但没有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他的儿子们的争斗，而且在不同场合表态不坚决，使得秦王府的人逐渐不服太子，针锋相对地与太子派明争暗斗。虽然李渊偏袒合法继承人李建成，但势力强大的秦王府不敢臣服，双方到了争斗的生死关头，形势逼得李世民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有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政变获得成功，虽然在李世民的统治下，唐初有了“贞观盛世”，但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和四弟，并逼迫其父亲退位而自己抢夺了皇位的事件，毕竟是唐王朝的一个惨剧，也是李世民一生一直无法摆脱的罪责。“玄武门之变”使后世帝王们看来胆战心惊，警示他们千万要避免皇室因争储而内部厮杀，千万要避免皇子们争斗的惨剧再发生。 玄武门之变剧照 再如，明朝万历皇帝算是一个敢于改变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帝王，他宠爱皇三子朱常洵，想立其为太子，可是，朝中大臣们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古训极力劝谏万历皇帝，劝其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后来，不受宠爱的朱常洛成了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是为光宗帝，但体弱多病的朱常洛因服用性能相反的两种猛药，经不住折磨，暴毙而亡，在位才一个月便离世了，而后，由他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朱由校被称为“木工皇帝”，他对做木工比对于做皇帝更有兴趣，是一位不成器的皇帝。后来，有评论说明王朝亡于万历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明王朝的败相，是从万历帝想传位于第三子，却由于朝臣苦谏，勉强立长子朱常洛为储君，而万历帝对大臣们的主张十分不满，君臣矛盾延续了长达15年之久，万历帝因此而讨厌上朝理政，他竟然在长达30年间不上朝，被称为“万历怠政”，而在他之后，明光宗朱常洛命短，再后，明熹宗朱由校不务正业，而在万历后期，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已经磨刀霍霍，之后，萨尔浒战役努尔哈赤的军队击败明朝十余万征讨大军，明朝最终败亡了。在某种意义上，万历帝在立储问题的围绕着嫡长子继承问题的纠结、犹豫和之后的怠政，是导致明朝开始衰落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储问题对于王朝权力的延续十分重要。 对于历史上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以及因储位之争而发生的惨剧，清王朝统治者一定是心中有数的，历史经验提示康熙、雍正不得不对立储的制度进行变革。 再次，亲历过储位之争的雍正皇帝，深切感受到争夺皇位所带来的危患，迫切想推行新的继承制。 清王朝入关之前，有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帝王，入关之后，有顺治、康熙两位帝王，这是雍正之前清王朝的四位帝王，而三次帝王传承并没有形成定制，在皇帝继位方式上是无章可循的。皇太极能力强，有谋略，他通过高明的政治手段获得朝中文武大臣的拥戴，顺利承袭汗位。皇太极登基之后，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权力，顺利废除与三大贝勒共同理政的原有规定，大权独揽，同时，在兵力的掌控方面，他将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三旗”纳入皇权的直接掌控之中，使八旗中的“上三旗”成了皇帝的直系部属，这大大地强化了皇权的专制统治力量。皇太极之后，出现了皇权争夺，皇太极死得比较突然，当时，他的大儿子豪格和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各有较强的势力，双方展开关于继位权力的争斗，而作为皇太极长子的豪格虽然拥有“上三旗”的支持，但并没有能承继帝位，因为在其争夺的对立面，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有其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势力也很强，但是，当时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继位的条件也不成熟，多尔衮继位的条件还不成熟，两黄旗中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支持的是豪格，在此情势下，多尔衮最后提出他和豪格都不继位，而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多尔衮提出这一方面是睿智的，这能平息他与豪格之间的两虎相争，所以，方案得到了礼亲王代善等重要人物的支持，于是，福临继承皇位，成顺治帝。福临年少时，其实是在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辅佐下治政的，福临的继位是一种力量平衡的妥协方式，特殊的继位方式避免了清皇室内部矛盾的激化。 雍正帝画像 相对来说，顺治帝传位给康熙是比较顺利的，康熙帝是顺治帝的第三子，也是众多皇子中最优秀的一位，有孝宗皇太后的辅佐，康熙帝继位很顺利，但是，继位之后要亲政并不容易，当时鳌拜等辅政大臣权力太大，康熙有被架空的危险，不过，康熙帝有雄才大略，他十六岁时便设计智擒鳌拜，独揽皇权，他治政的一生，政绩卓越。可是，在传位问题上，康熙帝却伤透了脑筋，在他的晚年，出现了“九龙夺嫡”的乱局，最后，虽然皇四子胤禛继位了，但九皇子对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却对清王朝的伤害不轻，耗损了政治资源，使皇室很不平静。雍正皇帝亲自经历了“九龙夺嫡”的乱局，这使他深切感受到夺位之争的巨大隐患，所以，这让雍正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推行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以避免夺位之争的悲剧重演，如此一来，推行新的皇位继承制也成了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秘密立储制的建立和完善。 首先，严格说，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是由康熙帝建立的。 康熙在治国理政上，是积极接受汉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治国方略的，在传位问题上，他开始也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来选太子的，可是，被册立为皇太子的胤礽太不争气了，或许是从小太受溺爱了，成为皇太子之后，胤礽变得骄奢淫逸，对于弟弟的病危、父皇的生病都无动于衷，康熙帝发现皇太子胤礽为子不孝，为兄不悌，难堪大任，加上胤礽的行为不端，康熙帝便废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可是，康熙四十八年，因诸皇子夺嫡的事件愈演愈烈，为了平息诸皇子之争的乱局，康熙又复立胤礽为太子，但是，胤礽重新成为太子之后，并没有能改变其骄奢淫逸和没有同情心的恶性，令康熙帝大失所望，不得已再次废黜胤礽的太子之位。接连两次废立太子，这不但在朝廷掀起很大的震动，而且，更是令康熙伤透了心，在立储问题上，康熙变得非常谨慎。 在太子再被废弃之后，御史们曾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以保证朝局的稳定，大臣们也上奏支持御史们的建议，但康熙帝一直没有再立太子。康熙帝对建议立太子的大臣们解释，认为，立储是国家大事，作为皇帝，他是不会忘记的，但此事事关大局，岂能随意。他强调：“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显然，康熙帝在众大臣上奏建议的催促下，在诸皇子争储位的乱局中，对于立储的事依然是极为谨慎的，他在寻找一种立储的好办法，避免重蹈覆辙，他决不草率册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 年）十一月二十一曰，康熙帝玄烨病倒了，此次病得不轻，立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康熙帝带病召集大臣商讨建储之事，经过反复商讨，最后确定了立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其一，由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其他任何人无权干预；其二，对建储相关事项和储君人选实行保密原则，彻底排除了任何力量对于建储的干扰；其三，选任有德贤者继任，不忠不孝之人不得成为继位人选。 不难看出，正是在康熙朝两立两废太子以及诸皇子争夺继位权的局势下，康熙帝与众臣们才商定出新的建储制度——清王朝秘密立储制。所以，是形势所迫，又是改善继位制的需要，迫使康熙帝在晚年才推出了这一新的立储制。康熙帝也开始尝试着用这一制度，他亲笔书写着继位皇子的名字于御书上，秘藏起来。不过，康熙立储问题却一直有疑问的，雍正是不是康熙御笔书写的那个继位者，一直是有争议的，所以，康熙所创立的秘密立储制在实施过程也是有疑问的。而这一秘密立储制在雍正帝才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其次，雍正帝完善了清代的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帝亲身经历过储位之争的乱局，虽然说在那一次“九龙夺嫡”的争储中雍正取得了胜利，他成了康熙帝的继承者，但是，那一次的经历也让他深刻的体验到继位之争给朝廷所带来的危险和后患，为了避免同室操戈的惨剧重演，雍正帝对继位问题的解决比他的父亲更积极，在他即位不久便开始总结历史经验和在他之前清朝继位的教训，着手解决王朝最棘手的继位问题。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朝中的重要大臣和宗亲代表，雍正帝宣布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公布了他建立储君的新原则；二是宣布他已经选立了储君。雍正关于立储的新原则其实是对于康熙秘密立储制的进一步完善，秘密立储制的第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改变了中国古代长久坚持的嫡长子继承制，改用关于立储的严格保密制度。第二个特点，立储之所以需要保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立储不必根据嫡、长等先决条件，而主要是根据有德有才来选择，如此一来，贤德而有政治才能的皇子被选为储君的可能性就更大。 雍正帝采取具体措施完善秘密立储制，并将秘密立储付之于实际行动中。雍正帝告诉大臣们，他已经将储君的名字写在御书里，并封存起来藏在一个密匣子里，而且，将这个密匣子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当皇帝遇到不测之时，大臣们可以将该密匣取下，宣读遗诏，众臣必须遵旨拥立新皇帝即位。为了避免“正大光明”匾额后的懿旨出现意外，雍正皇帝还书写了同一内容的另一份圣旨，密封在另外一个锦囊中，随身携带，以备不测之际，仍然可以让大臣们依照秘密立储中的旨意拥立新皇帝。这是保证雍正帝所选定的储君能顺利即位很周全的机制。从此，秘密储君的内容由皇帝书写在圣旨上，一式两份，一份藏在密匣中，藏放在“正大光明”的匾额之后，一份藏在锦囊中，由皇帝随身带，这成了秘密立储制的定例，清王朝后来的皇帝也依照着执行。 雍正对于秘密立储制的完善措施得到了清王朝王公大臣的赞扬和拥护，王公大臣们皆表示必当谨遵圣命，由此，清王朝的秘密立储制便正式实施了。对于秘密立储制的完善和施行措施的具体化，这是雍正皇帝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贡献，也成了他政绩的一大亮点。 不过，雍正自己对于秘密立储的推行并没有那么“秘密”，他对于秘密立储制的实施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雍正选中的储君人选根本就不是“秘密”的，严格讲，雍正选定继位人选并非是“秘密立储”，因为雍正的继位人选新觉罗·弘历，在雍正继位之前，就已经很受他的爷爷康熙帝的宠爱了，而雍正自己也非常宠爱弘历，所以，弘历成为雍正帝的继位者，不仅朝中大臣们心中有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天下皆知的事，如此一来，雍正帝所谓的“秘密立储”并不是真秘密，朝中文武大臣都知道，雍正藏匿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密匣里圣旨上所写的名字就是“爱新觉罗·弘历”。 再次，乾隆帝严格遵守父亲雍正所推行的秘密选储制度。 爱新觉罗·弘历是第一位比较明确的按秘密立储制继位的皇帝，可是，他被立为储君时并不是秘密，所以，他继位也是比较顺利的。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雍正对于秘密立储制是非常重视的，相比之下，有史学家认为，乾隆帝秘密建立制却是很不以为然的，乾隆帝似乎不太喜欢秘密立储制，但是，这个继承制是他的皇爷爷康熙创立、他的父皇雍正帝极力坚持和完善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乾隆帝是不敢违背的，所以，他也只能规定来做。 乾隆画像 乾隆即位的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弘历便当着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的面，当场把亲自书写好关于皇太子的名字的密旨封存好，装在密匣子里，命人将之藏匿到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这一次，乾隆的“秘密立储”是真的很秘密，在场的王公大臣们没有人之道密旨里写的是哪一位皇子的名字，可是，两年之后，这“秘密”却变得不是秘密了。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谜底被揭晓了。密旨里写的名字是“爱新觉罗·永琏”。这是因为乾隆选定的储君出现意外了。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八周岁的皇次子永琏患伤风寒，一病不起，数日之后便夭折了。乾隆帝非常悲伤地命人把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立储密旨取出，并发上谕称：“永琏乃是皇后所生，朕之嫡子，朕御极之后，恪守成礼，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是虽未册立，却已命他为皇太子矣。今日既薨逝，一切典礼按皇太子仪注行。”乾隆为了纪念爱子，正式册封永琏为皇太子，谥号端慧。 首位被秘密立为储君的永琏夭折后，过了数年，乾隆又一次亲手书写好立储密旨，命人藏匿到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可是，说来有些邪门，乾隆帝的第二次秘密立储又不得不公开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除夕之夜，整个皇室沉浸在辞旧迎新的热闹气氛中，可是，突然传来乾隆帝的皇七子永琮因出痘感染无法医治永远离开人世的消息。乾隆帝悲伤至极，他悲痛地说：“嫡嗣再殇，乃是上天不让朕以嫡子继统吧？想本朝自世祖章皇帝（指顺治帝）至朕，均没能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朕实在心有不甘，有意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可是，两次立储，皆遇悲惨遭遇，均该怪朕之过矣！” 乾隆第二次秘密立储，所写的名字就是元后富察氏生的第二个嫡子永琮。所以，乾隆帝虽然遵循着他的皇爷爷和他父皇的立储规则行事，但不幸的是，他相继秘密确立了两位储君，却都在没有能继位时就离世了。 最后，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密立其第十五子颙琰为皇储，颙琰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于六十年(1795年)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受乾隆帝禅位，颙琰即帝位，但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所掌控，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驾崩，颙琰开始亲政。显然，乾隆规矩地按照康熙、雍正的秘密立储制行事，但其立储过程有些曲折，连续两次遇到悲惨的事，使得“秘密立储”不再秘密，最后，乾隆总算还是选定了一位不错的继任者，嘉庆继任之后，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他努力想“维新”，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和珅，祛邪扶正，起用乾隆朝敢言而被治罪的能臣，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纠正了乾隆朝好大喜功的陋习，用心用力整治内政，可是，乾隆朝聚集的弊病太多，嘉庆帝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第三，清王朝秘密立储制的得与失 首先，秘密立储制对于传位的积极作用。 清代秘密立储制是封建社会迟到的一次皇位继承制的革新，从政治变革的实质看，它是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血缘礼制的一次有力的突破，是挣脱血缘宗法关系的政治变革的积极尝试，在封建王朝的继承制度上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创举，它的确立是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的。 其一，清代秘密立储制的第一大优点是选储不以嫡、长为首要条件，而是以品德和才干为选择标准，这从短期影响看，有利于激励诸皇子上进，有利于促进皇子们提高品德修养和提高治政能力；从长期影响看，因为以品德和才干作为遴选储君的标准，所以，被选上的新君一般来说更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也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清代秘密立储制由于坚持立储的保密原则，所立储君的名字不对外公布，皇帝选择继位人选显得更主动和从容。皇帝在选择储君时，不会受到来自各方势力，比如后宫、外戚和权臣等的干预，能更多的从继任新君该受具备的条件去考虑继位人选；而且，如果发现储君人选不称职，皇帝可以随时进行改变，而其改变又不会对朝局有很大的影响，不会引发大的政治风险，这避免了因更换储君而引发朝中派系明争暗斗的弊端，这对于统治集团的安定团结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三，清代秘密立储制由于其保密措施，储君人选只有皇帝清楚，其他的皇子和王公大臣都不清楚，因此，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皇帝的权威，因为立储是由皇帝一人来决策的，皇权至上的权威性通过立储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由于其秘密性，这能比较有效地避免诸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皇子们不知道谁是储君，因而也就没有竞争所针对的目标，被立为继任者的自己也不清楚，如此一来，皇子们就不会也不敢为储位而争斗，因为谁好斗就会失去成为储君的条件，这对于能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室因立储问题而内部角逐和拼命厮杀。 其四，清代秘密立储制是完全由皇帝一人来决定储君人选的，而所确定的储君名字又是秘密的，这使得朝中王公大臣对储君人选不清楚，因而也就无法讨好和跟随储君，没有办法结党营私，这对于防止朝中大臣分裂成“保皇党”和“太子党”是有效的。历史上，当太子确立之后，储君常常被一帮大臣拥戴和跟随着，他们为储君出谋划策，争权夺利，渐渐地形成了储君一派，与拥护皇帝的大臣们形成矛盾隔阂，导致皇权与储君之权的矛盾，在皇帝生病或掌控朝政的能量减弱时，投靠储君的一党往往就开始张扬，致使皇室出现严重分裂。而秘密立储制是避免皇权与储君之权矛盾的有效方式。 其五，清代秘密立储制避免了来自各方力量的干扰，同时防止皇室因立储问题而争斗，这能让皇帝本人更有时间去观察储君的表现，同时也更有精力处理朝政，为继位新君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这对于皇帝归天之后的新君顺利继位是非常有利的。秘密立储制能让老皇帝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完成权力过渡，这避免了权力过度时经常出现的政坛上的血雨腥风。 不得不承认，由康熙创立、雍正完善并推行的秘密立储制，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满清自开国以来一直没有能解决好的立储问题，这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权力的顺利延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同时，也是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传统立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最大的作用是有效防止了诸皇子之间因争储而骨肉相残，同时防止了太子形成权力集团给皇帝造成威胁，避免了朝堂分裂，有效保证皇位传承的健康延续。 其次，秘密立储制度对于传位所存在的缺陷。 清代秘密建立储制是康熙、雍正的一大政治贡献，它与嫡长子继承制相比是有不少优点的，最大的优点是避免了无德和愚蠢的皇子继位；其次，它使皇权在储君确立时不会受到威胁，同时又保证了储君确立的确定性，避免因储位之争而出现各种争斗，但是，秘密立储制也有其缺陷。 首先，秘密立储制由于其保密措施，使储君地位不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被立的储君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对未来政局的权力归属不明朗，这很容易引起朝野臣民的猜疑，他们会带着猜测的心理期待着新君露面，这容易造成臣心不稳，从而导致朝堂隐藏这不稳定的因素。而隐患没有显露，皇帝就没有办法为储君消除隐患，这实际上是把隐患埋藏着，当老皇帝去世而新君继位之后，这隐患依然是有可能爆发的，所以，秘密立储制也有隐藏不稳定因素的缺陷。 其次，秘密立储制使被立的储君不公开，这在一定意义上，在朝中王公大臣眼里，便是所有的皇子都有可能是储君，而皇权至高无上的巨大诱惑力使得每个皇子都没有能放弃争夺储君之位的心思，而皇子们身边的宗亲亲戚和大臣们也不会放弃讨好他们认可的皇子，虽然说皇子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不会大动干戈地争夺储君之位，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但是，潜在的权力争夺并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所以，在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的政局后面，是潜伏着的更具阴谋色彩的可怕争夺，皇子与皇子之间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皇子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因为每一个皇子为了继承最高权力，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博得皇帝的青睐，而皇帝面对着多位皇子，总有不周全时，矛盾很容易产生。所以，秘密立储制从根本上看，也是不会让皇帝省心。 再次，秘密立储制由原本王公大臣们与皇帝对立储问题的商定而改为由皇帝一人独自来遴选和确定储君人选，这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由集体商议改变为皇帝主观决断，这缺乏遴选储君的评价标准，皇帝要凭一人的观察能力在几个或十几个皇子中选择出最贤能的一位，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秘密立储在这一意义上，是退步和消极的，储君的贤能与否由皇帝说了算，皇帝的判断能客观吗？其实这是很难的，所以，皇帝所秘密确立的储君不一定是最贤能的皇子。 此外，秘密立储制使被立的储君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已是储君，这种制度使皇位继承者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缺乏政治素质培养，缺乏治政能力的实际锻炼。而当老皇帝去世后，继位的新君就有点被赶鸭子上架的样子，仓促上阵，他能管理好国家吗？相对来说，经过一个阶段的储君的亲力亲为的政治实践，是更有利于治理好国家的，因为治理国家需要有综合的能力和实际的实践经验，相对来说，能有锻炼的机会，该是更能当个好皇帝。所以，秘密立储制虽然有保护储君免受攻击的有利一面，但却让储君失去了实际锻炼的机会，皇帝没有机会对储君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培训，这方面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 最后，秘密立储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王朝政治力量衰落的反映，是最高统治者不敢面对权力继承难点的体现，是皇帝们避开了继位难处的一种反应。皇帝掌控着天下的最高权力，立一个储君，如果皇权稳定，朝局健康，公开立贤能储君，让未来的新君面对各种矛盾又如何，有那么可怕吗？如果立储这样的关键政治措施，还需要神神秘秘、躲躲闪闪，这即是最高统治者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为什么立储不敢昭告天下呢？其根本问题就是要回避矛盾，清王朝到了雍正时期已经逐步走过了鼎盛时期，而到了乾隆后期，朝廷面对各种矛盾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乾隆帝这个所谓的“十全皇帝”，其实在朝局中已经“样样难全”了，后来嘉庆继位后，他也不算是不努力，但已经挽救不了衰弱的局势了。总的看，清代秘密立储制充其量只是落日前的一点点彩霞而已，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建立良性的运转机制，而不是遮遮掩掩地选一个继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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