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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 2019-07-23 20:06:00 1644年4月发生的山海关战役，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顺军不仅未能攻克山海关，反而在清吴联军的合力剿杀下损失惨重，并很快丢失了占据不久的北京。这场失败在李自成离京东征时就已埋下伏笔。 有观点将大顺北京守军未及时支援东征部队列为山海关战败原因之一，但从战后李自成放弃坚守北京的举动分析，留守兵力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东征山海关的人马，而且在城中明朝残余势力蠢蠢欲动的不稳定态势下，根本分派不出足以扭转胜负天平的援军。  山海关 大顺军投入山海关战役的兵力虽低于吴三桂军及清军的总和，却是崇祯十三年后李自成重建的军队中坚。这支核心力量的失血，不仅使李自成没有足够的骨干组织起北京的防御，也使大顺军在后撤途中与清军屡战失利。大顺军从山海关败退至永平时，李自成试图“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往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撤退”（《洪业——清朝开国史》）。撤回北京后，李自成曾试图坚守待援，并采取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等备战措施，但不足一日后便决定弃城西撤。 这种突然的反复映射出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大顺军高层已丧失凭借现有兵力守御北京的信心，而其根源在于军中精锐已遭重创。 此后，李自成再也无力在畿辅地区遏止清吴联军，五月初八在庆都城东的阻击战中，大顺军再次战败，蕲侯谷英阵亡，大将左光先负伤；继而，大顺军又在真定被清军击败，被迫由井陉退入山西。 山海关战役中，嫡系精锐和野战兵力的损失，使李自成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外部有清吴联军的追击，和前明官绅发动的叛乱；内部有因惨败带来的军心瓦解，及前明将明军的蠢动。之后李自成仓促西撤，虽在山西布置了防御力量，但未留驻嫡系大将统一指挥。著名历史学家顾诚评价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但当时李自成所面临的环境已较为险恶，只能做出与其实力相应的对策。 尽管大顺失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后人却可从普遍的军事规律来推断李自成急速西撤的诱因。 覆败开端 大顺军渡河东征北京时，除榆林、太原、宁武、保定等地的抵抗较为激烈外，明朝文武官绅无不望风而降。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定西伯唐通、襄城伯李国祯等或先期递送降表，或派心腹纳款，或兵至即降。大批明将明军的倒戈投诚，壮大了大顺军的兵力，此类政治投机固然减少了李自成攻取北京的阻力，却也埋下了隐患。 出于安定降将人心和争取支持等考虑，李自成并未打散降兵的组织和建制，令姜瓖、唐通等继续统领旧部。如此一来大部分前明军在大顺军中保持了相对独立性，难以被消化吸收，姜瓖等降将对旧部仍保持着控制及影响。在大顺政权的发展顺风顺水时，前明军仍能出于利益需要保持对新政权的忠诚，一旦战事不利，这种建立不久的依附关系便显得极其脆弱。 随山海关战役中嫡系的惨重牺牲，在大顺政权新近控制的华北地区，大顺军中的前明军所占比例陡然升高。随之而来的是包括降将在内的前明官绅在大顺和清间首鼠两端，大顺军及地方政权内部不稳定因素加剧。  而战事的迫近，使李自成无时间也无能力完成稳定军队的效果。军队及地方的失控苗头在大顺军撤离北京前已开始显现，而大顺军撤离北京后，前明官绅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掀起叛乱。大顺政权任命的包括节度使、防御使在内的大批文武官吏相继遇害，地方政权遭受严重破坏，加速了李自成西撤。这种内部动荡不安的局面，直至大顺政权覆亡也未能逆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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