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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东北威胁为何重于西北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可以说是最具威胁的了。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很不严谨，因为这个“北方”，其实还应当具体分为东北与西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主，是草原文明，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渔猎或农耕为主，阎崇年先生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金等政权称作是“森林帝国”，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 其次，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还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胁，远不如东北地区的大。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唐以前，来自西北的威胁要重于东北，而唐以后则反了过来。 唐以前，匈奴、突厥等频频扰边，给关中的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震动，可是唐以后，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却变成了契丹、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他们不仅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攻陷其都城，将其灭国。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变化呢？ （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南下，毫无地形之阻，图为金灭北宋形势图） 02集体决策保证政权平稳运行 笔者认为，要想全面回答此问题，就必须分别从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西北相比，虽属于后起之秀，政治文明不如西北发达，仍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遗风，但这样一种短板，恰恰成为了其政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之一。举个例子，匈奴与突厥看似崛起迅速，但这样一种崛起是极为脆弱的，草原上松散的部族，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靠的多是个人的领袖才能。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办事效率高，可是不好的一点是，一旦这个受到众人尊崇的英雄人物死去，那整个部族将会瞬间变为一盘散沙。比如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后，东突厥内部没有再推举出一个人来主持大局，而是迅速由群龙无首转成四分五裂的状态。 可是东北就不同了，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内部虽和西北一样，都有主奴关系的色彩，可是在上层决策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轻易能说了算的。 比如契丹人的大政会议、金人的勃极烈制度，清王朝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八旗制度。这些由高级贵族组成的决策组织，虽然是皇权成长的绊脚石，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却避免了整个政治集团因领袖人物死去而迅速瓦解的危机出现，使得最高权力能够平稳交接。换句话说，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内部集体决策体系的维持，让他们得以给唐以后的中原王朝造成更大的威胁。 导致这样一种集体决策的原因有很多，我以为，东北地区独特的经济模式，是造成这样一种特殊权力结构的原因之一。渔猎经济与游牧业不同，他强调集体的参与和配合，因此很难出现个人权威这样的东西。 这样一种经济基础所衍生的思维模式，也大大影响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权力结构的形成。比如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过程中，他不是一味像草原民族那样“打到你服为止”，而是注重以联姻等方式缔结稳固的同盟关系，并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当然，这也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 于是我们会看到，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虽在灭辽后不久匆匆逝去，而他的弟弟却能在贵族们的簇拥下继承大统，并有条不紊的开展南下攻宋计划；皇太极歼灭明军主力后虽也早死，可他的儿子福临，却能在多尔衮等王公贵族簇拥下迅速入关，定鼎中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东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明虽落后于西北，但这并不妨碍其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从中获利。而他们有条不紊的崛起，显然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比西北更大的困扰。 03失去幽云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东移 二，幽云地区的丧失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也无形中加重了来自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威胁。早在秦汉时期，太史公在讨论天下大势时，就曾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里的西北地区，实际上指的就是关中。当时人对于关中在全国的政治意义是极为看重的，政治精英们不仅在此建立了严密的政权组织，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以形成对地方的优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华北地区因战乱影响经济残破，无法给中央提供足够的税收，而关中地区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的恶化，更加大了地方供求矛盾。为了供应都城所在地区庞大的钱粮开销，唐人加强漕运建设，将东南的大量财赋转运关中，以支撑帝国在西北的政治维稳。 此时，东南地区经济价值的悄然上升，已经成为了中原王朝统治者临御天下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唐亡后，关中地区因频繁的混战而败落，继承帝国大业的后周及北宋王朝，为了节约成本，便顺势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靠近东南财赋地区的河南。 没有了关中复杂山地地带的庇护，东移后的王朝都城，迅速处在了东北地区敌人的直接攻击之下。东北少数民族王朝南下攻打中原腹地，必要先由幽云地区进入华北平原。 幽云地区原由唐王朝的河朔藩镇控制，河朔虽然桀骜不驯，屡叛中央，但在抑制契丹和奚等少数民族进攻中作用不小。可是，经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后，原先制衡东北少数民族的藩镇军事集团凋零殆尽，这便给契丹人南下扫清了障碍。 失去了河朔的庇护后，华北平原一马平川，自然给其进攻减小了难度。例如宋真宗与徽宗时期和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手，都是在一种极其被动的态势下展开的。开封城破固然有朝廷抵抗决心不足的原因，可是地形上的劣势，也是不可忽视的。 （真宗时期辽国大举南下，也险些让北宋倾覆） 明朝建立后，也曾考虑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活跃，如将都城建在江南，虽然不用担心饿肚子，但却不利于及时掌控东北边疆的局势。因此，明成祖朱棣干脆把都城北迁到了北京，并以大运河来转运南方地区的物资，以供应京师需求，算是用了折衷之计。 北京靠近东北“蛮夷之地”，自然又成为了少数民族围攻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变换，也是东北少数民族威胁重于西北的原因之一。而造成中原王朝这一变化的，又与经济地理有关。此为第二点。当然了，读者朋友如有其他看法，还望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零《我们的中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经纬《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北京：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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