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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斌
鲁迅和郁达夫，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另一位是“颓废作家”；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另一位是五四运动中后起的新秀而逐渐影响巨大的中坚，两人表面看起来反差很大，实际上交往频繁，相知很深，而且始终没有冲突。这在鲁迅的交游当中，绝对凤毛麟角。他俩的友谊，当时就互相称许。鲁迅生前列郁达夫为“知人”。而郁达夫在鲁迅逝世后不久的1937年1月1日在厦门对文学青年郑子瑜等说：“人们认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性格迥异，却不知道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 “思想不同，性格迥异” 八个字和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八个字恰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郁达夫本人归结为同乡和同类;而鲁迅，则认为郁达夫是“知人”。知人者，大约即知己。他俩的自我归纳，虽然揭示了没有冲突的原因，但仍然不能说明两人在旁人和后人所看到的亲密关系。 关于郁达夫和鲁迅两位看起来反差很大实际上相知很深的朋友之谊，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有讨论发微，尤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频繁。姜德明和许子东、唐达晖等人为此话题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均有专文讨论。 他们主要从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出发，全面搜集讨论了有关史料，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对两人做了评判，提出了鲁迅和郁达夫亲密交往不是“泛泛之交”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除了人格和博学外，两人交往的基础是他们对于共同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是同一战线的伙伴，具有共同的斗争方向；当然，他们之间存在着文学和艺术观的分歧。以许子东的文章为例。他指出，“两位作家的思想态度、生活观点与气质性格都很不相同，其文学风格、艺术情趣与表现特色更迥然相异；然而， 他们自相识之日起，一直交往频繁，情谊甚笃” ； 两人有着“基本接近的社会政治观”是两人友谊的“重要的前提”；同时两人既是作家，又是学者，“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是两人“产生共同语言的因素之一” ；而“正直的人格，真率的品质，是两位作家精神上最关键的相通之处。” 许强调，“同鲁迅的友谊，对郁达夫一生的文学、生活道路都产生了影响。” 他们的论断规模宏大，但限于书写的时代，政治的评判一马当先，尤其对于郁达夫的分析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对其积极主动性估计不足。后来者也大致接受了上述论点，认为思想和政治一致是两人友谊的基石。 不过，政治的共同点毕竟只是友谊的可能性。须知，同志不见得是战友；战友不见得是朋友；朋友也不见得是挚友。因此，鲁迅和郁达夫的深交必然还有政治之外的其它因素。张毓茂认为，“但他们产生特殊友谊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两位作家心灵深层有着更密切的契合之处，”“最使鲁迅与郁达夫相互倾心的是他们心灵中共同具备的真诚、坦率和磊落的光辉人格。” 这是就两人的心理而言，是很有道理的。 新世纪以来，两人的友谊继续受到关注，虽然多数泛泛而论，但也有一些发见。朱崇科强调了“他们的身上也相当神奇地笼罩着诸多神似点：比如，他们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少见的可以凭借稿费和版税自力更生的作家；他们和日本的关系都不可切割且意味深长；同在日本留学，都曾弃医从文，然后都回国执教，先后进入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甚至连他们的死似乎也和日本人相关，可谓悖论重重、扑朔迷离。” 又有人指出，鲁迅和郁达夫的交往，只有“鲁迅与许寿裳、瞿秋白、冯雪峰的友谊堪与媲美”。 更有个别学者注意到“鲁迅与郁达夫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近乎亲人” ； “年长15岁的鲁迅在各个方面：年龄阅历、影响力、思考的深度和处事的成熟度等等似乎都是兄长”。 这些说法，都把鲁迅和郁达夫友谊的特殊之处从“志同道合”的政治话语中释放了出来，值得赞赏。 必须指出，除了世界观、价值观的相同相通以及作为学者兴趣和职业的相同，鲁迅和郁达夫的亲密无间还需要从家庭、经历和心理去考察来还原两位伟大作家人格的丰富性。实际上，仔细分析两人的交往，我们发现的不仅是友情，还有亲情。鲁迅和郁达夫的友情、亲情是超越一般的志同道合，既有相同又有互补。相同包括上述已经论及的人生经历、思想、政治、立场、品格和道德，也包括婚姻恋爱以及扶植青年等行为。故鲁迅称郁达夫是自己的“知人”，也就是“知己”。这个称呼，鲁迅后来只给了瞿秋白一人而已。 而郁达夫无论在鲁迅生前还是死后，都对其尊崇不已。互补则不仅是上述论文提到的两人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或者其它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人心理和情感的互补。两人的友谊，远远超过了文友、学友、朋友、同志、同乡，他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鉴于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研究鲁迅的角度出发考察，强调“鲁迅在政治上和文学事业上给郁达夫以信任、支持和关怀，” 忽视了友谊是双方的交往和互动，对于郁达夫的视野和作用关注不够。 因此，本文一方面汲取有关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侧重从郁达夫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他和鲁迅的交往。 鲁、郁二人中西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他们职业相同，兴趣相近，政治立场一致，思想意识相通，这些都是两人交往良好的基础。不过，双方互为知己，还必须从两人的家庭和经历去寻找因素。 郁达夫和鲁迅的知交，笔者以为极其关键的一点是两人出身境遇和人生经历的高度相似。他俩出生家道中落之际，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或患难，母亲独力支撑。童年失怙，少年清寒，饱经乡邻冷目和亲友的疏远，青年留学东瀛，故同病相怜，完全能够了解对方或刚毅或懦弱或坚韧或敏感或疾恶如仇或时冷时热的脾性。少年时的疾苦和挣扎，同样激发了这两位禀性大不相同的浙江人的同情和善良，对于社会不公的嫉恶如仇，对于年轻人扶持不遗余力、不计得失。 与之同时，鲁迅是中落家庭的长子，处处冲在前面，照顾下面的两个弟弟，虽然家庭亲情感情深厚，可长子的身份使得他把亲情温情藏在心底，不在表面流淌。人们看到的是他的严肃、刚毅、冷峻和铁甲；殊不知，在冷面之下是压抑着的喷薄的岩浆，是满腔的热诚。而郁达夫则是三兄弟最小的一个，从小被忽视，身体很差，经常患病，养成了羞怯、敏感、犹疑和懦弱的性格，渴望温情和照顾。 其次，鲁迅和郁达夫都被迫娶了“母亲的媳妇”，这成为他们一生的负担。他俩都是在日本留学时，由母亲挑选了媳妇，迫于母命而成婚。而后，两人都邂逅了自己心目中的爱人，虽然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轰轰烈烈天下皆知，而鲁迅和许广平则低调结合。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没有得到大哥的祝福；而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也没有得到许广平兄弟的支持。大略而言，鲁、郁两人的感情和婚姻道路大致是一样的，故鲁迅对于郁达夫的婚姻和叛逆十分了解和同情。 此外，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反目，成为鲁迅一生内心的隐痛。而郁达夫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从心理上取代了周作人的地位，因此，鲁迅对郁达夫的关心和爱护，远远不止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于后来者的关爱，也不止于两位同乡好友的亲近，更有一位大哥对于小弟的疼爱和容忍。而郁达夫对鲁迅也是“最尊崇最可信赖”。鲁迅和郁达夫，不仅仅是志同道合者，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从郁达夫来看，他自小缺乏父爱，虽然有两个哥哥，但潜意识里一直渴望一个敦厚可亲的兄长的关怀。1898年，郁达夫二岁时，父亲去世。郁达夫三兄弟，他是老三，家中最幼小，而且和两个哥哥年龄相差甚多。大哥郁华（1884-1939），字曼陀，清末以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司法界。他留日的时候，把郁达夫带了过去，从而改变了郁达夫的一生。可是，郁华比郁达夫大12岁，基本上是两代人。父亲早逝，大哥则替代了父亲的角色，他虽然对小弟的才华十分欣赏，但对郁达夫要求很严，对于郁达夫的生活习性也颇为不满，包括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与婚姻。郁达夫对于大哥有时也颇有微词。比如，当年郁达夫把妻儿（孙荃和龙儿）留在北京，龙儿不幸病死；郁达夫认为长兄照料不力，当时十分不满。郁华虽然也写诗文，而且认为小弟最有才华，可以他毕竟不是文学中人，所以和郁达夫在生活上、兴趣上以及价值观上相去甚远。旁人也观察到，“他们虽是兄弟，”“似乎有着颇大的差异。” 二哥郁浩，字养吾，比郁达夫大五岁，清末从杭州陆军小学堂毕业，一直在军队任职，1930年前后回乡行医。二哥郁养浩虽然出席了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仪式，可是他同样和郁达夫志趣相差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对于两位兄长，虽然有血缘关系，可是并没一起成长的家庭和兄弟的经历和情感，更没有知己的感觉。因此，他和鲁迅交往，马上被鲁迅的冷峻外貌下的宽厚、宽容、理解、幽默与赞赏所吸引；而郁达夫的才华、敏锐、率真、热情、敏感以及幽默也被鲁迅欣赏，被鲁迅称为“知人”。 再者，鲁迅和郁达夫秉性看起来反差甚大，可是，细细看来，也有相同相通之处。鲁迅内心深处，包裹着隐藏着热情、敏感、以及宽厚和柔软。郁达夫是家中的小弟，前面有大哥二哥，大哥对虽然关爱扶助，可是不免严厉。因此，作为小儿子和小弟的都达夫，表面看起来就软弱游离冷热无常，缺乏果断和坚毅。可是，在浮滑多疑的背后，也包裹着、隐藏着一个坚韧不拔、自强自立、拼命死干的郁达夫。郁达夫自己说：“我平生的吃苦处，就在表面上老作玩世不恭的样子，这是我的死症，我心里却是很诚实的，你不要因为我表面的态度，而疑到我内心的诚恳。” 1955年内山完造回忆郁达夫“为人淳朴， 毫无矫饰之情” ，这是很好的注释。 鲁迅的长子长兄身份，都达夫的幼子幺弟身份，在同病相怜的平台上，正好互补。他俩的性格都是两面和双重的，相似而相别。简单地说，鲁迅的隐性，正是都达夫的显性；而郁达夫的隐性，正是鲁迅的显性。特别是在周氏兄弟失和之后的1927年秋，鲁迅和许广平结合，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合，两对夫妻都恰在上海定居，两人和两家来往密切。在潜意识里，郁达夫成为鲁迅失去弟弟后的小弟；而鲁迅，也成为郁达夫心目中敦厚兄长的代替者。从心理上说，他俩其实互为影子，是各自镜子中所看到的自己，故能相互理解相互同情，这是鲁迅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备的 ； 同样也是郁达夫的其他朋友所不具备的。 因此，对“创造社里的人物”颇不以为然的的鲁迅，却对创造社创社三巨头之一郁达夫印象不错。 他说，“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 “随便谈谈”而“熟识”，这是鲁迅典型的白描手法，隐藏着的是鲁迅对郁达夫的欣赏。我们不妨以《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交往人物来分析郁达夫对于鲁迅的分量。 《鲁迅日记》记载人物约1950人， 包括外国人246位；剩下的1700多人包括亲属、 师长、同学、同事、同乡、青年学生、工人以及陌生的访问人和求助人；1918年前记载的有390多人，主要是同学、同乡和教育部的同事 （约200人）；1919-1927年间记载的约600多人；主要是青年学生 （约120人）；1928年后记载约900多人， 主要是文艺工作者 （约300人）。 郁达夫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时1923年，因此不算是鲁迅早年的朋友，不在1918年前的日记中出现。不过，1923年3月相识后，这年鲁迅记载了8次和郁达夫的会面或通信; 1924年也有8次；1925年因为郁达夫南下，鲁迅只记载了一次来访；1926年3次；等到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两人就热切来往了。1927年前十个月，鲁迅未曾记载郁达夫；从10月到12月，则记载8次；从此之后至1933年，两人频繁来往 （1928年57次，1929年53次，1930年23次；1933年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郁达夫拜访或者致信鲁迅，计郁达夫访鲁迅120多次，鲁迅回访4次；郁来信27次，鲁迅回信21次；郁达夫邀鲁迅共饮6次，鲁迅邀请郁达夫2次。此外，王映霞在《鲁迅日记》中出现31次，有时和郁达夫同时出现，有时单独出现。无论如何，王映霞是以郁达夫夫人的身份出现，其来信、来访都体现了郁达夫和鲁迅两人、两家的情谊。不妨简单地做一个算数分析。 郁达夫在《鲁迅日记》中共出现211次；从统计数据看，郁达夫在《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仅次于鲁迅的亲属（两个弟弟、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人王蕴如）以及鲁迅早年就交往同乡、同学、学生如许季黻、李小峰、孙伏园、许钦文、李霁野、徐宗伟、宋子佩、曹靖华；郁达夫出现的次数则和齐寿山、台静农、李霞卿、荆有麟、沈雁冰、许羡苏、章矛尘、内山完造、增田涉、山本初枝、韦素园、韦丛芜、黎烈文、林语堂、郑振铎等人相当，胜过鲁迅早年的朋友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钱玄同、蔡元培、马幼渔、胡适和钱稻孙等，也胜过鲁迅的弟子和亲密战友胡风和冯雪峰以及其他接触频繁的其他青年如章衣萍、徐懋庸、黄源、萧军、萧三、高长虹、曹聚仁等。 《鲁迅日记》所见郁达夫统计
这个单纯的数字统计，当然不能说明郁达夫的分量。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和鲁迅争论过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人和青年有章士钊、陈西滢、傅斯年、林语堂、顾颉刚、梁实秋、徐志摩、高长虹、郭沫若、周扬、沈从文、张资平、施蛰存、穆木天等等；但是和郁达夫，鲁迅始终没有批评和争论过，甚至还有一些旁人不曾享有的偏袒。1927年后的鲁迅，是鲁迅晚年最宝贵的十年光阴。他和许广平结合定居，有了海婴，生活算是安定；而他此时思想成熟，文字老辣，其杂文达到最高峰，对中国文学和革命的贡献也最多。郁达夫和他深交恰恰是在这一段时期，两人有过多次合作以及无数次交谈。可见，郁达夫是鲁迅晚年交往最频繁的密友之一，是鲁迅屈指可数的挚友！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妨来对照郁达夫日记中的鲁迅。 郁达夫日记不如鲁迅那样完整，不过也记载了两人的频繁往来，可以和《鲁迅日记》中经常出现的“达夫来”相互对照。 鲁迅入郁达夫日记是在1927年10月5日，正好是鲁迅从广州初上海的时候。“六时余到四马路去赴约，席上遇见了鲁迅及景宋女士诸人，谈了半宵，总算还觉得快活。” 10月6日，“中午请鲁迅等在六合居吃饭。” 1928年便是两人亲密接触的时期。 新年第一天，“昨晚上北新请客，和鲁迅等赌酒，喝了微醉回来，今晨还觉得有点头痛。” 郁达夫是头天晚上因为酒逢知己而喝多了头疼。而赌酒的鲁迅，除了在许广平回忆中出现，也唯有郁达夫记之。 2月5日，“傍晚过北四川路底，在内山书店见了鲁迅，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想译Knut Hamsun 的Hunger, 问我借德文本作底本，答应以明天送去。晚上神经兴奋，一宵睡不着。” 鲁迅和郁达夫都嗜书如命，此后，内山书店也和鲁迅的家一样，成为两人会面交谈的常聚之所。当年书店的小伙计王宝良回忆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六七年间，达夫先生是内山书店的常客”；“鲁迅先生到上海后，几乎每天下年都来内山书店，达夫先生就常来与鲁迅先生见面。他们两人最熟了，总在一起商量、讨论文学上的事情，内山有时也参加谈话，经常在座的还有郑伯奇先生。他们常用日语交谈，一谈就是一二小时，谈到高兴处，还会会心地大笑起来”； “后来达夫先生搬到杭州住，每次来上海，仍要先到书店见鲁迅先生，如果人不在，才再去大陆新村拜访。” 2月12日，郁达夫“又上了鲁迅那里去了一趟，借给他一册Molo 译的Knut Hamsun’s Novellen 并送他一本Iwan Bunin的小说 Mitja’s Liebe。” 借书、送书、赠书也是两人交往的一个主题。3月6日，郁达夫“过鲁迅处作闲谈，他约我共出一杂志，我也有这样的想头，就和他约定四月六日回上海后，具体的来进行。” 这里郁达夫记录了鲁迅和他第一次提出共同编一本文学杂志的想法，也就是后来的《奔流》的发轫。 4月2日，“中午在陶乐春请客，到了鲁迅及景宋女士，与日本的本间久雄氏、金子光晴氏、国木田虎雄氏与宇留河氏、午膳毕后，又请他们去逛了一趟半淞园。” 鲁迅和郁达夫都是留日学生，所以日本的朋友不少。半淞园游览完毕，“回来在小有天吃晚饭，到日本人五十多人，总算是极一时之盛了，闹到晚上的十二点才回来。” 这是极其热闹的一天。 4月24日，“鲁迅和我合出之杂志第一期，打算译一篇Turgenev之Hamlet and Don Quichotte。” 杂志指《奔流》。这天大概两人经过商量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以后郁达夫又不断记载为《奔流》赶稿子的事情。5月9日，“晚上送稿子去，和鲁迅谈到九点钟才回来。” 这天下午，郁达夫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译文，有一万七千余字，晚上便送到鲁迅那里。6月7日，“自早晨起就译Rudolf Lindau的小说 Der Glüeckspendel, 当于三日内就译完它，作《奔流》月刊第二期的稿子。译名《幸福的摆》。” 此则日记虽然没直接提到鲁迅，但这是郁达夫为《奔流》努力的记载。“译到午后四点多钟，只译了三千多字，大约这篇稿子是要七八天后才能译完的了。” 以下数则均是为《奔流》事。6月19日，“今天一天精神不快活，大约是天气不好的缘故”； “午后总算把《幸福的摆》译完了，共有二万三千多字。像这样的小说再译一篇，又可以出一单行本了”；“送稿子去鲁迅那里，坐谈了一个多钟头。下期的稿子打算于两星期后送去，明日起当即动手翻译。” 日记中可见郁达夫非常认真，坚持，这和他秉性似乎不大相称。7月5日，“午后为《奔流》三期翻译的事情，颇费了一番思索，结果还是打算译Havelock Elis的New Spirit 中的一章 Isbon。” 7月6日，星期五，“午后为《奔流》三期事去看鲁迅，谈到傍晚。” 7月22日，“访鲁迅，决定第四期《奔流》的稿子之类。” 这些日记不断出现郁达夫因《奔流》而去鲁迅家里的记载，和鲁迅频频会面，既见郁达夫的勤奋，也体现他对鲁迅合办杂志承诺之慎重，也即对鲁迅的尊重。 郁达夫去找鲁迅，并不是每次有事情，有时纯粹自己发闷去找鲁迅倾诉。6月3日，“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出去看鲁迅，还以Max Stimer 的书一本，谈了一小时的天。临走他送我一瓶陈酒，据说是绍兴带出来者，已有八九年的陈色了，当是难得的美酒，想拣一个日子，弄几碟好菜来吃。” 鲁迅知道郁达夫好酒，所以把自己家乡的老陈酒送给了郁达夫。郁达夫也知道此酒的难得，所以要挑一个好日子开瓶，弄几个好菜来下酒。郁达夫夫妇也常给鲁迅赠送家乡特产，如咸鱼、腊肉等等。鲁迅和许广平也曾给郁、王的新生儿赠送衣物。 1929年9月，郁达夫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文学教授的聘请，此后他日记中见鲁迅没有此前频繁。不过，两人的通信还是非常密切的。 1935年12月7日，“晨七点起床，访家璧，访鲁迅”。 这是他日记中最后一次谈到鲁迅。 从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可以看出，双方的来往是极其频繁和密切的。两人有日常的会面、聚餐和闲谈，有计划的约请，也有书店的偶遇；有文学上的合作，也有生活上关怀 （互赠礼物）；有公事，有私情；有两个人单独的约见，也有朋友和家庭的聚会；而其中一段时间，郁达夫几乎隔三差五就去鲁迅那里长谈，夜谈，随意出入鲁迅的寓所、书房。两人的亲密无间是显而易见的。 1927年10 月8 日, 鲁迅迁入闸北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王映霞回忆说，鲁迅“到上海后，郁达夫和我就经常去鲁迅家，有时一天去两次”。 此后的两年时间两人来往最多，一个直接原因是合编《奔流》。郁达夫自己回忆，“编《奔流》的时期，是鲁迅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这是鲁迅的一生当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在这一年当中，鲁迅介绍的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部工作，才开始立下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这段时期，或者说，整个鲁迅的最后十年，也就是鲁迅在被 “通缉”的白色恐怖下的晚年生活，鲁迅和郁达夫密切来往合作，一起主持或参加许多重要的政治、文学乃至私人活动。只有理解了这段时期对于鲁迅的重要性，我们才能理解郁达夫对于鲁迅的意义，才能理解两人之间为什么是超出友情的情谊。 既然是合作，就是双方的，两人分工或许不同，角色或有差异，但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则是无间的。鲁迅对郁达夫的支持、关心、爱护和帮助，前人论述甚详，可以说，很多时候，鲁迅是郁达夫的倾听者和支持者。用王映霞的话说，“郁达夫一整最尊崇最可信赖的朋友，可以说就是鲁迅，鲁迅也最了解他。” 而郁达夫对于鲁迅的关爱和支持，前人述之不详，甚至有意弱化。这段时期，鲁迅和郁达夫一起编《奔流》，一起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一起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起写文章批评梁实秋，以及郁达夫介绍鲁迅给《自由谈》写稿和鲁迅提名郁达夫参加左联与反对左联开除郁达夫等等。 这些都是公义。郁达夫不仅是鲁迅的合作者，也是鲁迅传播其文艺理论的亲密助手，同时是鲁迅参与的一系列论战的坚定同盟。除了公事，郁达夫也曾帮助鲁迅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私事，是鲁迅最可信任的朋友。总之，郁达夫对于鲁迅非常重要，甚至成为鲁迅和外界的联络人，乃至公事和私事的调解人。 两人合作的标志就是合编 《奔流》。该刊于1928 年6 月20 日创刊, 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至1929 年12 月停刊, 共出十二期。郁达夫后来说: “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 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物, 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此前，早在两人相识的北京，郁达夫就向鲁迅建议，“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这来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把其中可取的作品“表扬出来”。 此事主要是为了提携未出名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虽然两人未曾进行，但鲁迅后来做了未名丛书和乌合丛书，可以说是郁达夫提议的实行。而《奔流》则是鲁迅向郁达夫的提议，虽然主要是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可以算是对郁达夫当年提议的一个回复。因此，两人之间的合作，并非一贯以鲁迅为主导郁达夫为助手；相反，有时候郁达夫非常主动， 邀请、建议、推动鲁迅参与某事。 1928年当创造社围攻鲁迅时候，郁达夫旗帜鲜明地支持鲁迅，这也是他同意和鲁迅合编《奔流》的一个关键原因。 他说，“在当时, 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 都受了王独清的煽动, 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规, 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杂志”；“《奔流》的出版, 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 用意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和作品, 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纠正一点过来。” 8 月16 日，郁达夫发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 公开反对创造社攻击鲁迅，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意义。他说，“至于我对鲁迅哩, 也是无恩无怨, 不过对他的人格, 我是素来知道的, 对他的作品, 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 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 我从前是这样想, 现在也是这样想, 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 以后的事实表明，郁达夫一直到逝世，对于鲁迅的态度是心口如一和始终如一的。 当然，对于郁达夫和创造社同人的分道扬镳，鲁迅非常理解和支持，并为他仗义执言。他认为,郁达夫“ 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 已和时代潮流不合, 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 此外，鲁迅还多次或为郁达夫辩护，或直接支持郁达夫的观点，或公开赞扬郁达夫的人品和文章。他曾经反问那些攻击郁达夫的人，“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也称赞“达夫那一篇文，的确写得好”；还评论“达夫先生和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人，更何况得罪国。” 鲁迅称郁达夫“稳健和平”，是看到了郁达夫的内心和本质，这和普通人眼里的“颓废”“轻浮”的郁达夫判若两人。这也为什么说鲁迅是真正了解郁达夫的。而郁达夫了解鲁迅革命的思想和斗志，有时也主动请鲁迅写稿。鲁迅为《自由谈》写稿，就是郁达夫的牵线。 1932年11月,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改革文艺副刊《自由谈》，聘请黎烈文来主持。郁达夫对《自由谈》改革后出现的新气象是很赞赏的, 撰写了许多杂文给予支持。同时，听黎烈文说“好的稿子很少”，郁达夫便热心地问黎烈文，“要不要鲁迅先生的稿子，如果要的话，他可以替我去拉。” 郁达夫回忆此事说，“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警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的有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除了文艺，郁达夫和鲁迅在政治上也亲密的合作。鲁迅和郁达夫都是中国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而且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郁达夫还是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的介绍人。他对于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对于鲁迅对于左翼文学的领导地位，都有自己的贡献。郁达夫回忆：“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教，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此时，郁达夫为了左翼文学和青年做了不少事情，包括搭救被捕入狱的同志， 如孟超，鲁迅对此当然很清楚。所以在“左联”筹备过程中, 原来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名字的, 鲁迅看到后说，郁达夫是爱国的进步作家, 应被列名其间，提议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 当“左联”领导要派郁达夫去做所谓的“实际工作”如分发传单时，郁达夫拒绝了。郁达夫后来说，“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 对郁达夫不满的“左联”常务执委们, 接到郁达夫的辞职书后, 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鲁迅得悉此事后曾表示:“不同意文总的决定, 认为人手多一个, 好一个。” 可见,鲁迅理解郁达夫的辞职，反对左联开除郁达夫。 1933年春搬到杭州后，郁达夫和鲁迅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来，但每一次去上海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有的时候，郁达夫是为了鲁迅的事专门跑上海。郁达夫回忆，“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由于郁达夫和鲁迅的亲密，当鲁迅和合作多年的北新书局产生版税纠纷时，矛盾时，郁达夫就被双方邀请为调解人。 1929 年8 月间, 鲁迅因为北新书局拖欠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 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 郁达夫回忆说，北新书局 “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帐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帐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北新请郁达夫作为调解人，是因为李小峰深知郁达夫和鲁迅交情深厚，鲁迅会卖面子；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可能鲁迅也提出让郁达夫作为调解人出席。可参照《鲁迅日记》对比。 《鲁迅日记》记载，1929年8月5日，李小峰“邀饭于功德林，不赴。” 这大概是因为鲁迅觉得双方没有谈的必要，决定请律师出面。8月12日，鲁迅致信李小峰，“告以停编《奔流》”。《奔流》是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停止《奔流》自然也是两人商量后的决定，这也表示鲁迅下决心和北新书局厘清关系。同天下午，鲁迅和朋友一起拜访了律师杨铿。当夜，鲁迅收到李小峰“信并版税五十，《奔流》编辑费五十。” 李小峰当然明白鲁迅的意思，可他希望能和解，所以尽量不拖欠新款。 8月13日晚，鲁迅托朋友“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夜家斌来，言与律师谈事条件不谐，以泉见返”；14日，鲁迅继续托朋友“往访杨律师，持泉二百”；15日，“午后得友松信并杨律师收条以纸”，这表明杨律师已接受委托。同日，鲁迅“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还之”， 表明自己的态度。次日，李小峰来访鲁迅，估计还是希望和解。8月17日上午，鲁迅致信郁达夫，晚上收到郁达夫来信，两人估计是在互相通报纠纷一事。8月20日，鲁迅收到郁达夫来信；次日，鲁迅即“寄达夫信”。鲁迅给郁达夫的信，很可能就是邀请郁达夫从杭州回到上海，帮助解决纠纷。 8月23日，鲁迅“午后访杨律师。夜达夫来”。 当时，沪杭铁路已经通行，郁达夫下午从杭州出发，晚上即可到上海，两人当有长谈。24日晚，鲁迅“得杨律师信”。次日午后，鲁迅“往杨律师寓，下午即在其寓开水，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列席者为李志云、小峰、郁达夫，共五人。” 事情解决。 这是鲁迅日记中关于版税纠纷一事的记载，其中可见郁达夫是关键之人。鲁迅在决心请律师介入之前，已经通告郁达夫；在经律师交涉和李小峰商谈前，鲁迅也特意请郁达夫从杭州回来参加；最后，鲁迅和李小峰的和解，郁达夫也是两个作证人当中的一位。郁达夫在办理此事中, 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做了很好的调解人, 帮鲁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正因为如此，鲁迅有时候就委托郁达夫帮助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鲁迅对于青年人的提携，是不遗余力的，许广平的回忆就举出了不少例子。而某些青年对于鲁迅同情心的利用，用郁达夫的话说，也是“彰明显著”的。 鲁迅在广州的时候，有个学生受其“感化”跟着鲁迅到了上海，鲁迅就收留他一起住在景云里的房子里；这位青年以为鲁迅“没有儿子”，“大约以为”鲁迅“是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于是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他们不仅要求鲁迅提供衣食住行，而且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鲁迅没法子”，只好找郁达夫“为这位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的”；如果找不到职业，则不妨请哪家书店或报馆名义上请这个青年做事，实际上由鲁迅每月拿出三四十元，让郁达夫转交给报馆或书局，再作为月薪付给这位青年；郁达夫于是向现代书局说好了此事，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钱来雇佣这位青年；正在此时，这位青年觉得鲁迅没有前途，带着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鲁迅对青年的爱护、包容和苦心，可见一斑；而他和郁达夫分享此难事和苦处，委托郁达夫操办此事，表明了他和郁达夫的亲密和信任。所以，鲁迅才称郁达夫为 “知人”，并以手书自题诗相赠。 郁达夫非常欣赏鲁迅的诗和书法，曾经向鲁迅索要墨宝，而且指名要两首诗（《答客诮》和《无题》），遂有鲁迅为郁达夫写字的事。1932年12月31日，鲁迅 “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为达夫云：‘洞庭浩荡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亦险，秋波渺渺失离骚。’又一幅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郁达夫不但在“知人”之列，而且独得两幅，待遇非常。 鲁迅在赠送手迹的附信中说: “字已写就, 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笺纸两幅, 希为写自作诗一篇, 其一幅则乞于便中代请柳亚子先生为写一篇诗, 置先生处, 他日当走领也。” 郁达夫接信后, 即为鲁迅作诗一首: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鲁迅的名篇入诗，并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历史地位，讽刺那些围攻鲁迅的蚍蜉。1933年1月19日，郁达夫将书就条幅送赠鲁迅,一起送交的, 还有柳亚子所写自作诗一幅。 鲁迅附信提到“代请柳亚子”诗，则是因为此年10月郁达夫的宴请。 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夫妇邀请鲁迅在聚丰园晚餐，作陪者有郁达夫的兄嫂、林徽音， 还有柳亚子夫妇。鲁迅和柳亚子不熟悉，所以请郁达夫代他向柳亚子请求墨宝，信中还附了两张白笺， 各请郁达夫和柳亚子写一张，遂有次年1月19日郁达夫的回赠。 10月5日的聚会非常融洽。因为许广平在鲁迅身边，郁达夫看到鲁迅的安定和幸福，所以跟鲁迅打趣说：“大先生，你的华盖运可以脱了吧？” 郁达夫提到的“华盖运”是1925年12月鲁迅为自己的《华盖集》“题记”中说的，凡人交华盖运，“只好碰钉子，”他那年“就碰了两个大钉子”。郁达夫这样问，意思是有了许广平，鲁迅就走好运了，所以大家听了郁达夫的打趣都望着许广平。“鲁迅听了哈哈大笑，连拿纸烟的手也因畅怀的笑而颤抖起来。” 10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说，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凄成一律以请’云云。” 此诗就是鲁迅著名的《自嘲》。而究其源流，实在是因为郁达夫的宴请和打趣，激发鲁迅的诗情与灵感，遂有“横眉”“俯首”的警句。 鲁迅对王映霞也有赠诗，这就是后来所流传的鲁迅企图阻止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的事。根据《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下午映霞及达夫来”；30日，“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王映霞回忆拜访鲁迅时， 她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四张虎皮笺。 不过，此诗原来并无标题，此诗和鲁迅写实阻止郁达夫移居之关系需作一辨析。首先，郁、王夫妇是1933年4月25日移居杭州，而鲁迅此诗是写于1933年12月29日晚至次日上午。可见，移居在前，题诗在后；其二，日记中记载全诗，但并无标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是1934年编《集外集》后加的。 那为什么后面会有这个标题呢？大概是因为鲁迅在郁达夫夫妇计划移居时，就试图劝郁达夫不要去。1933年12月29日郁、王夫妇的来访，郁达夫谈到了他们在杭州受到的一些骚扰，引发了鲁迅的担忧，所以当晚就写了这首诗。因此，这首诗与其说是劝说郁达夫不要移居杭州，不如说是希望郁达夫离开杭州回到上海，所谓“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郁达夫后来亲自把这首赠诗取了回来，挂上杭州寓所的客厅里。郁达夫虽然明白鲁迅的意思，但“因不听他的忠告, 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 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 被一位党部先生, 弄得家破人亡。” 这是鲁迅逝世后的事了。这首诗体现了鲁迅对郁达夫的关怀。鲁迅地下有灵，该是如何得为自己的预言而悲痛，为郁达夫的境遇而伤心。 当然，关怀不是单向的。郁达夫对于白色恐怖下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之安危，也深系于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寓所陷入火线, 郁达夫十分担心，化名“冯式文”在2月3日《申报》的临时专刊“脱线与失踪”发布了寻找鲁迅的启事。启事云：“前北京大学教授周豫才，原寓北四川路，自上月二十九日事变后，即与戚友相隔绝，闻有人曾见周君被日浪人凶殴。周君至戚冯式文，因不知周君是否已脱险境，深为悬念，昨晚特来本馆，请求代为登报，征询周君住址。冯君现寓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如有知周君下落者，可即函知冯君。” 郁达夫自称鲁迅“至戚”， 虽是冒名，亦非实情？ 关于此事，郁达夫回忆说，“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鲁迅“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了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 鲁迅一生很少访问别人，对郁达夫的访问也不过数次。鲁迅对郁达夫的第二次回访就在2月25日。此日，鲁迅记，“晴。午后同三弟造访达夫。” 这是为了感谢逃难中郁达夫对他一家由衷地不同一般的关心。” 29日郁达夫回访，赠送家乡特产干鱼、风鸡、腊鸭，慰问鲁迅一家。 这是鲁迅逝世后第二天年郁达夫在赶回上海的海轮上写下的话。可以说，郁达夫对于鲁迅的文学、道德和精神的贡献认识得最早。 郁达夫对于鲁迅的了解，不是普通文学上的欣赏，也不仅是政治、道德和人格的评价和认同，更是境遇、情感和心理上的知音。因此，无论在鲁迅生前还是死后，郁达夫对于鲁迅的评价一贯非常高。先看1935年郁达夫对于鲁迅文学的评价。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要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做一个全面的整理出版工作，散文部分，就请了郁达夫和周作人两位编选，计划编二册。经过商定，郁达夫负责“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川岛、罗黑芷、朱大枬、叶永蓁、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郑振铎、叶绍钧、矛盾”；其他的归周作人负责。 对于周氏兄弟，郁达夫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在入选的16 位作家中， 鲁迅的作品多达24 篇, 几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可见郁达夫对他的推崇。 对于鲁迅，郁达夫不仅是在作其散文或者文学的评价，而且更像是对鲁迅的人生、性格、人品和思想作出了一个全面的整体评价。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炼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把鲁迅的杂文（散文）比作是“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这恐怕是后来“匕首和投枪”的最早版本吧？ 他也比较了周氏兄弟风格和思想。“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此处，郁达夫又指出了鲁迅早年受到进化论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但主张采取“急进”的手段，这恐怕又是后来所谓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个说法的又一来源吧？ 郁达夫还剖析了鲁迅的“冷面”、“怀疑”，也就是鲁迅自称的“不惮以最坏的心态来揣测国人”。他指出，在鲁迅的冷言冷语的刻薄之下，其实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他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 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 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 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只是勉强压住，不使透露出来而已。”总之，对于鲁迅的外冷实热，郁达夫是最有体会，最有感悟；他对鲁迅的分析，以鲁迅是一个人出发，论及其性格、思想、文学成就，全面而确切，他人难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当时郁达夫正在福州南台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一位日本记者一见面就问他是否知道鲁迅逝世的事，他大吃一惊，起初以为是别人造谣，因为不久前他和鲁迅上海会面时还约好秋天去日本看红叶。 晚上他回到报馆看到了中央社的电稿， 如“晴天霹雳”； 他马上给许广平发了唁电。电文为“上海转景宋女士鉴：乍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祈节哀。郁达夫叩。” 第二天晨，郁达夫即从福州搭乘靖安轮奔赴上海，参加鲁迅葬礼。10月21日， 在靖安轮上，郁达夫手书 “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存。” 10月22日船到上海后，郁达夫回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便赶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体。在那里，他看到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瞻拜遗容之后，” 郁达夫的“一腔热泪，才流了个痛快。” 郁达夫感慨道：“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来时充塞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而这葬礼之所以悲壮，是因为鲁迅的伟大，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郁达夫因此感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强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七十三年前在鲁迅逝世后五天写的话，不能不让人敬佩郁达夫的犀利！ 1937年3月1日，在鲁迅逝世后不到五个月之时，郁达夫在日本发表日文《鲁迅的伟大》一篇，把这位兄长般的伟大对日本读者作了文学和文化、民族和历史上的高度概括。他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 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 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妻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在鲁迅逝世之后，郁达夫是所有鲁迅战友、朋友当中纪念鲁迅最频繁的人，没有之一。他纪念鲁迅的文字，几乎无年不有；关于纪念鲁迅的活动，几乎无不参加，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不允许而止。而其大哥郁曼陀在上海被敌人刺杀而死，郁达夫才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这个比较当然不恰当，可是也颇能反应鲁迅在郁达夫心目中的地位。 回忆鲁迅，不单纯是纪念鲁迅，而是“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努力奋斗。” 郁达夫这样讲，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宣誓；他后来的一切，都是按照这句话去实践的。以此论，他在南洋的抗日和被害实现了自己纪念鲁迅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郁达夫1939年称，“鲁迅与我相交二十年, 就是在死后的现在, 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 崇拜他的精神。” 郁达夫也是最关心鲁迅遗孤的朋友，他多次给许广平写信、打电报，关心他们的生活。1939年1月， 郁达夫看到报纸上说许广平带着海婴去了延安，颇为惊异；而后接到许广平的来信， 得知他们仍在上海，而海婴因为天冷患气喘病，颇为关心 ； 当时报纸还传 许广平上海的寓所失火，郁达夫赶紧“打电报去探听知道了起因是有一点的，但旋即扑灭，损失毫无之后，我才放心。” 2月11日，郁达夫致信许广平，简单介绍了他一家奔赴新加坡的情况，并向许广平约稿，尤其希望许广平写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信中说：“你若有工夫，请你多写些杂文或者回忆鲁迅的东西来，顶好事能连续登载的东西。稿费虽则不多，但汇回中国来，至少有五元钱千字的样子。” 体现了他对鲁迅的爱戴和对鲁迅遗孀的关心。 郁达夫纪念鲁迅手迹 一起在上海的郁达夫和鲁迅，给了日本友人金子光晴很独特的印象。他回忆说： “郁先生经常和鲁迅在一起，两人在四川路散步。 “郁先生身着深烟色的中国服，鲁迅穿什么衣服我记不起来了。在散步途中，两人似乎总有些说不尽的话要谈，而且说话的又总是郁先生，鲁迅脸上那稀疏的胡子下垂着，一直在嗯、嗯地点头。 “郁先生恰似一个幼童。好象正在愤愤地倾吐心中的不平，可微微撅起的上唇又显出滑稽的笑意，似在自我逗趣，是一副顽皮淘气的神情。” 金子光晴的观察细致入微，旁人不能及。他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鲁迅和郁达夫的“亲情”， 分明带着若有若无的长兄和小弟的影子：一个调皮而可爱的弟弟，不断倾诉；一个稳重包容的哥哥，时常被逗得大笑。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郁达夫和鲁迅，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只有从这样的“亲情”出发，我们才能理解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这两位伟大作家的不同寻常的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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