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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 倾听城市的声音 我是老马 ▲ 每天5分钟 带你看小洋楼 建筑特色：1947年由德茂恒烟酒罐头进出口行陈汉杰营建，由于该地面积不大，故名“晓园”。其一条主巷中间横交三条支巷，成“羊”字形。建筑均为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现代风格，房屋典雅，窗套门套别具风格。 杨文恺（1883～1965），字建章，直隶（现河北省）永清人。五省联军的第二号人物。清末秀才。1902年入保定练官营当学兵，经保送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深造，继又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先就学于日本振武学堂，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09年毕业回国，历任军职。1925年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谋。1926年任农商总长。1927年去职后，长居天津作寓公。解放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员，1965年病逝于河北路的林东大楼。 用房租养家的农商总长 在杨文恺的孙子杨林手中，保留着两份委任状，一份是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由孙传芳签发的，委任杨文恺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另一份签发于同年的12月，委任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签发人为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杜锡珪。可以说，在北洋军中摸爬滚打多年，杨文恺达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顶峰。但是仅仅一年后，他就从农商总长的位置上离任，那时，他的把兄弟孙传芳已经失势。杨文恺自此来到天津，开始了他长达38年的“寓公”生活。 杨文恺（1883-1965）字建章，河北永清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02年，杨文恺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深造，毕业后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振武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军职。1915年调任湖北督署军务科长兼汉阳兵工厂总办，后加入孙传芳部，成为其主要幕僚。1925年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次年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27年去职后，长居在天津做“寓公”。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员，1965年病逝于河北路的林东大楼。 作为和爷爷最亲近的孙子，杨林没听爷爷提起过他的把兄弟孙传芳、卢香亭、周荫人等人，也没听爷爷提起过他在北洋军中声名显赫的岁月，更没见过那两份委任状。在他的记忆中，爷爷只是一个当过兵的老人，和寻常人家的爷爷没有太大的不同；爷爷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都是他成年后才慢慢了解到的。 1927年是杨文恺生命中的一道门，把战火、纠葛、荣耀与纷争都关在了门的那一边。门的这边，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景。 人豁达，成寓公无落差 杨文恺任汉阳兵工厂总办时，收入很高。“小时候听家里的大人们说，到年底，大洋得两个人才能抬进来，简直不可想象。”杨林说：“但我爷爷比较节俭，从不铺张浪费，钱都买成了房子和土地。” 就是用那笔钱，杨文恺在老家买了土地，在天津买了房子。1927年搬到天津时，杨文恺先住在现河北区进步道，之后才搬到当时的大理道晓园2号。 杨文恺娶了两房太太，有12个孩子。因为房子小，大夫人带着一房儿女住在成都道昭明里，他本人则和另一位夫人刘文慧居住在晓园。杨文恺生活俭朴，经常步行至昭明里，用过午饭即回，很少在那里过夜。 “听父亲说，当时男孩儿都住在三楼，六姑和已经结婚的二伯住在二楼，爷爷奶奶住在一楼。还有些附属房子，里面住着厨师、裁缝和车夫。”孩子多，花费大，仅仅靠积蓄养家，生活每况愈下，等杨林懂事时，楼里已经是另一番光景：“那时叔叔们都长大成人奔赴各地，只有六姑结婚后陪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房间就空出来了。爷爷把一楼租给了吴五爷，据说也是军阀的后代，把二楼一间小点的房子租给了一位从新加坡回来、在大学教书的申老师。” 从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变成了“寓公”，从过年时两人抬大洋到把房子分租给他人，杨文恺从没有抱怨过。“他这个人特别乐观豁达，也没觉得出租房子是什么丢人的事。他觉得既然自己没能力了，孩子们也都走了，租就租吧。爷爷跟吴五爷和申老师处得都特别好。”杨林回忆说：“节粮度荒那阵，我们去爷爷家都带着米和面，不然添了四口人，他们承受不了。我有一个大姨妈在香港，时不时寄来些美国奶粉、罐头，拿着这些东西去看爷爷奶奶，一起吃饭时，就会感觉生活还是很丰富的。那时候，爷爷仿佛就特别高兴。” 规矩大，孩子得说家乡话 虽然日子不比从前，但家里的规矩还是很大。杨林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过年时的情形。 “虽然家境衰落，但春节的排场很大，所有嫁出去的姑姑和在外地的叔叔伯伯都必须要回来。爷爷家有很多瓷缸，家里的佣人会蒸很多馒头、花卷、豆包、枣卷存在里面，但是几十口人，你吃一个我吃俩，一缸也吃不了两天。床上睡满了人，两个樟木箱子可以拼成一张床，再住不下，地上铺床褥子也能睡人。二楼摆着供桌，12点一到，大家都要在那儿行礼，纪念先人。” 平日里杨文恺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杨林的父亲杨世谦是杨文恺的三儿子，平时说普通话，但是跟杨文恺夫妻讲话时，必须得说盐山话（杨文恺的家乡话），杨文恺本人，更是一生乡音未改。杨世谦到了而立之年，杨文恺还只叫他的小名，高树勋等好友也一起记住了“三秃子”这个乳名。杨文恺很疼孙子，每次都把最好吃的留给杨林兄妹，但从不许孩子们把一个米粒掉在桌子上，碗里也不许剩。“爷爷是农民出身，对粮食特别爱惜。每次我掉了米粒，总会赶快捡起来吃掉。”杨林说，这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但是杨文恺并不是一个“封建家长”。他自己文化不高，只跟教私塾的父亲念过几年书，但分外珍惜能学到文化的机会，写得一手好字。他重视子女的教育，大女儿曾赴英国留学，儿子们也大多大学毕业。对妻子刘文慧也是敬重有加，把家交给妻子打理，从不搞“一言堂”。 忆往昔，八十高龄口述历史 日本侵占天津后，几次请杨文恺出山，但无论威逼还是利诱，杨文恺始终不为所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举为政协委员，后成为天津文史馆馆员。 据杨林回忆，做文史馆馆员时，杨文恺已经年过花甲。但是老人想把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写下来，尽自己的能力去还原一段历史。杨林的外公程海鸥是天津盐业的老人，这老哥俩经常坐在一起回忆那逝去的日子。写不动了，就改为口述。他写的《孙传芳的一生》《我所知道的陈调元》《我在汉阳兵工厂与曹吴的关系》等文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那时的杨文恺，会想到他帮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谋划策的岁月、在汉阳兵工厂任职时的日子、辅佐孙传芳建立反奉联合战线的奔波吧……甚至，他也许会想到入伍之初。那时他是连长的文书，连长外出时坐马车，他在马车的踏板上站着，车一颠，他从马车上摔了下来，爬起来后，土都不拍，跳上马车又是一个立正…… 那时，他还年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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