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散文

    北宋文人多，散文什么亭记、楼记、游记不少，皆抒发胸怀、人生而已。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社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微观考察，会发现北宋仁宗时期是这种“定型”的关键时期。北宋经过七十余年的人文涵养，到仁宗庆历之际，文人政治文化达到一个高潮，庆历士风是这一时期人文领域的代表成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运系于国运，文风关乎士风，考察北宋散文与文人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仁宗庆历之际确实是个很理想的研究标本。如果说北宋以前的士风是一种以人格修养为本位、高扬遗世独立之浪漫诗人情怀的话，那么北宋庆历之际的士风，则是以“和而不同”的政治人格为本位，追求实现治世抱负之官僚文人的淑世情怀，并以构建和谐的文人政治文化为价值取向。考察庆历之际的士风和文风，要放到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拟从韩愈对北宋前期士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影响入手，展开对庆历士风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并力求以此折射出文人政治背景下的北宋散文发展脉络。 

       一、韩愈与北宋士风

   

       庆历士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人道德和政治伦理传统，成为北宋文人人格确立的最根本精神资源，这也是士风养成的共性因素。那么庆历士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呢？结合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流程来考察，笔者认为北宋士人对韩愈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构建。韩愈散文在北宋前期逐步得到重视，其文学作品与道统思想交相辉映，成为北宋新士风构建的重要资源。刘真伦先生认为“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杨国安先生也认为“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的构建”，这些论述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看来韩愈与宋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北宋前期士人进行儒家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是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自觉和 “士”的社会角色意识。韩愈思想与文学的影响虽然自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绝如缕，但从儒学复兴这一高度重视韩愈作用，最终凝聚成较为强大舆论力量的，是庆历之际的孙复和石介。他们通过兴办教育扩大自己的阵营，在将儒学神圣化的同时，也给韩愈戴上神圣的光环。孙复从儒学传播的角度看：“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在《信道堂记》一文中，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道学观：“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氏、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完全认同孙复的看法，甚至把韩愈推到一个比孟子等人还要高的地位：“维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这样的例子较多，《宋代韩学研究》和《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几穷尽之，此处不拟重复。但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庆历之际的韩愈影响是个动态正向过程，如果说之前柳开、穆修对韩文和韩愈思想的传播尚属个体行为，那么孙复、石介的传播则已进入大众传播范畴，以“民间”或“个人”论之，容易引起误解。晏殊、宋祁、欧阳修的传播虽亦似个体行为，但他们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士风所望、文风所向，毕竟有较大的影响面。因此笔者认为《新唐书》所代表官方对韩愈思想地位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是庆历士人接受韩愈影响的必然结果，也与宋祁等人对韩文价值的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可一旦出现，韩愈对北宋士风塑造业已完成，宋代韩学进入新的发展期，而士风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韩文的传播，韩愈成为北宋前期士风重塑的重要范型。虽然在理论表述上，或许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精神偶像上溯至更远古的年代，但对北宋前期士人而言，韩愈无论其身份地位，还是其所处的时代特点，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韩愈勇于直谏、不计自身安危的诤臣本色，是他“直道不悔”政治品格最直观的体现，对庆历文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唐文士的典型代表，韩愈是中国“士”从上古时期政治附属物逐渐过渡到政治主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文人政治也可以看作“士”的政治，不过在笔者看来，“士”更是普遍存在于文人社会管理者心中的道德理想，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阶层。“犯颜直谏”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渊源已久，但作为庶族文人出身的中层官员韩愈，其所作为还是伴随其文名的播扬，更容易引起士人的认同。王禹偁是宋初到庆历之际接受韩愈品格影响的过渡性人物，他实践着直道而谏的精神，三黜而不悔。这种直谏精神，经范仲淹的大力张扬，逐渐成为庆历士风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庆历士人大都有直谏之德，如韩琦、富弼、滕子京、王拱臣、张方平、苏舜钦、余靖、包拯等庆历士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晏殊对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的直谏不满，范仲淹就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援韩愈为例：“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繇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在自己遭受贬斥时，对“王章死于汉，韩愈逐诸唐”深表同情，发出“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的感慨和誓言。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评价韩愈谏阳城时这样说：“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为不然。”对韩愈诤臣本色的认同，反映了北宋前期大部分士人的从政道德诉求，他们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官职地位，而只把职位当作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手段。

    

       韩愈抗颜为师、奖掖后进的师道精神，也影响了庆历士风的塑造。北宋前期之师道重振，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此前学者之有师者，亦颇值得注意，如种放虽为著名隐士，但儒道双修，对韩愈的古文十分赞赏，也是一个师道的实践者，《宋史》本传称他“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其学生多在北宋前期政坛、文坛发挥重要作用。师道在中唐时已大坏，韩愈抗颜为师，力矫俗风，宋初柳开曾为之作《续师说》，以张其道。至于奖掖后进，亦与师道之大行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士人大量鼓励、教育后学的书信、诗歌等，即可看出此风在北宋的逐渐养成。自庆历后渐主文坛的欧阳修，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奖掖后进，不以求同为高，形成自己独特的君子人格魅力，也显然与他早期所受到韩愈的影响有关。他在《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中写道：“石洪为处士而名重当时者，以常为韩退之称道也。唐世号处士者为不少矣，洪终始无他可称于人者，而至今其名独在人耳目，由韩文盛行于世也，而洪之所为，与韩道不同而势不相容也。然韩常叹籍、湜辈叛己而不绝之也，岂诸子驳杂，不能入于圣贤之域，而韩子区区诲诱，援而出于所溺欤？此孔孟之用心也。”可谓深得韩愈师道精神之精髓。韩愈思想的“开放”、“包容”，对构成“有容乃大”的宋学精神特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刘真伦先生关于“韩学优于宋学”的说法，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政治与文学的互动

       庆历士人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他们正是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扩大文学创作的影响，让自己的淑世情怀和人生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关于庆历之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马茂军先生认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改革派以古文和诗歌为武器，向旧官僚旧势力发起了进攻”，庆历诸贤的作品“一扫雕章琢句，吟风弄月的西昆余习，呈现出关切时政，词章慷慨，思想深刻，议论煌煌的庆历文学新貌”。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士风与文风之关系。政治与文学的互动，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内容的政治化倾向。庆历之际适宜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积极参与朝政，使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这种参政热情。最常用的是朝堂奏议形式，如庆历三年（1043）为了阻止夏竦的入朝，一些志同道合的朝臣竟然连上十一道奏疏，最终使身为天子之尊的仁宗收回成命。就在这一年的三月至年底，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共上呈了近七十篇奏议，平均每四、五天即上一篇，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庆历士人不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得失，而是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淑世精神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对朝廷举措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不固守“不在其位，不言其政”之传统政治伦理。庆历之际涌现出的许多直言敢为之士，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士人典型，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传播，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如在“景祐党议”时，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言简意赅，铁骨铮铮，士风为之一振。欧阳修的一篇《与高司谏书》，观点鲜明、酣畅淋漓，突破一般士大夫书信常格，更是宋代古文革新之典范作品。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虽然暗示了庆历士风的历时性及其在皇权专制下的悲剧命运，但也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至于庆历后期表现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沧浪亭记》等一批优秀的散文，也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样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构成北宋古文革新成功的基石。

       政治与文学的互动，还表现在文人价值取向的改造，以及文学作品内容的时代性上。如前所述，随着士人参政意识增强，庆历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文人都更加关注国计民安。刘挚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可以让我们看出“文人”这一概念在庆历之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言并非要从根本上瓦解文人的意义，因为这在官僚、学者、和文人三位一体的宋代似不可能，所谓的“无足观”，实指那种吟风咏月、不谙政治或以不谙政治为高的文人。这种以高蹈脱俗为风尚的传统文人价值取向，在北宋初期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到了庆历年间，确实比较少见了。可以说至少在庆历之际，离开了政治文化笼罩下的生存环境，文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支点。他们可以在歌咏中表现出古代文人的萧散洒脱，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属于庆历这个充满政治热情和革新激情的时代。政治对士人生活的渗入，使他们逐渐更喜欢选择适合表达自己主张的文体和文风，那种四平八稳、陈词滥调的“时文”，在这场与政治互动的诗文革新中，逐渐被完全摒弃或合理改造。一些碑版之文和亭台楼阁记，创作手法也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更多地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迁谪文学是宋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庆历之际的大放光彩，也与现实政治斗争有很大的联系。文人政治的渐趋成熟和复杂，使庆历迁谪文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这种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体选择与改造，为诗文革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力也值得我们重视。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有时也采用文学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作为公文写作的策议、奏疏，对政治产生影响自不必言，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比较有名的是前文提到的《四贤一不肖》诗和《庆历圣德诗》，范仲淹的“四论”和欧阳修的《朋党论》等作品，它们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有的作品虽然没有立即形成政治影响，但是通过文人们的传播和解读，作品内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也会影响人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遮蔽与重塑。关于此问题，请关注笔者专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此不赘述。

       三、庆历士风与诗文革新

       通过对庆历之际的政治事件和士人风节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庆历士风“和而不同”与“笃于自信”精神内核，对宋文产生巨大的影响，前者导出有容乃大的宋型文化对传统和现实文学类型的受容，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使诗文革新朝着健康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后者则使宋代散文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两方面构成庆历文学的特质，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又推动了诗文革新最终走向成功，实现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和而不同”最早是孔子提出的概念，体现社会合作中的一种辩证关系，其本身既是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同时也提出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类型，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庆历之际是古代文人政治的理想呈现，其最大的特质就是“和而不同”。这种“和”首先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遵循的原则，这与仁宗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士人之间的“和”，这与士人自身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有关。具体到文学而言，“和而不同”保证了文学创作队伍的多样化，为宋代文学发展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例如石介在庆历之际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对他的为人处世、作品风格，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石介标举儒学复兴大旗，进行大刀阔斧的文体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它至少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石介曾和张方平过从甚密，并大力推扬过张方平，但是张方平在批评石介文学趣尚、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上，也并没有顾及老友情面。欧阳修和张方平虽然都活跃于庆历政坛，二人不仅政见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欧张并没有以此为嫌，苏氏兄弟入京赶考，张方平曾专门修书向欧阳修推荐这两个文学奇才，欧阳修不仅没有丝毫芥蒂，反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热情褒扬二苏，让他们“出一头地”。

        “和而不同”的士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士人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目标下达成和谐，而所谓“不同”，正是官僚体制下古代专制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效地延缓体制惰性的产生。除此以外，“和而不同”的理念还直接促成了宋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使人们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新的文学样式。中唐韩愈的一篇《毛颖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成为士林批评的口实。虽然有同道者柳宗元的大力褒扬，但还是没有改变宋以前士人对韩愈此类文章的基本评价，如刘昫认为“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而到了庆历之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祁充分肯定了韩文的创新意识和文学价值，认为“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反映了宋人的开放性思维和对文学审美特征敏锐的感受力。

       庆历之际的文学创作洋溢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与“笃于自信”的庆历士风密切相关。一些常见的古文文体往往自有其传统写作模式和创作方法，陈陈相因，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庆历士人无论从体制上还是内容上，都作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体现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本为一传统记体文，但是作者却突破记体文的常规，采取宾主相形的艺术构思、骈散相间的文字表达，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文，写成流传千古的巨制。清人金圣叹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为“水涨船高法”，清人王符曾这样评价：“中间对偶处仍流走，有节节相声之妙。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正是看出了文章与作者主体人格的统一性。范仲淹《岳阳楼记》、李觏《袁州州学记》、欧阳修《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等记体文，都能突破常制，体现了庆历之际士人的文体创新意识。特别是庆历年间《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一批优秀散文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文体本位”的文学观，把人们阅读重点逐渐引向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关注，从而实现了散文革新的质变。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此期的史论、书序等文体的创作也往往能出人意表，反映出庆历士人们的古文创作实绩。不仅在文学领域，这种笃于自信的士风特点在学术领域也有着更直接的体现，北宋一朝的学术确实在庆历之际得到培育和发展，这里面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是士人们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然。如翻读石介的文集，我们会感受到此翁急于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态。特别是他为《庆历圣德诗》而发布的“歌诗讚颂，乃其职业”的写作宣言，实际上代表了庆历之际士人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的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庆历士人赤诚以公、是非明辨的风气，也使宋文渐渐呈现出重逻辑思维、议论成分加强的特点，记体文和论兵之文表现尤为突出。大量散体化政论文的出现，适应了庆历之际现实政治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庆历诗文革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宋文格调的形成

       关于宋代散文的格调，学界成果颇丰，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对宋文美学特征的抉发会逐渐深入。徐复观认为，“由欧阳修收其成效的古文，正通于山水画中的三远。欧本人是平远型的。曾巩则是平远中略增深远。王安石则是高远中带有深远。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轼、苏辙则都是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用一个“远”字概括北宋著名古文家的美学特征，可谓是慧眼独具。

       宋文的标志格调确以淡雅、清静、旷远为本色，体现了成熟文人文化对散文艺术的影响。考察宋文发展过程，宋代散文淡雅潜沉美学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散文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实践，另一方面也与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密切联系。北宋经历了从台阁大臣的华丽铺张到“太学体”的古奥艰涩，由剥而复，再到仁宗后期的“复主杨大年”，宋文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宜自己的表达方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杨国安认为，“以宋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为基本话语，以平易自然的散体文为基本形式”的宋代新体古文，“由于深刻地契合于宋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从而在今后近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中国散文的主流形式”，可谓立论高远，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随着文人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文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心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庆历士人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由张扬炫奇到淡雅潜沉的变化。

       张方平庆历六年知贡举时，就提出“文章之变与政通”，注重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石介推崇的“太学体”，并以法律的形式强行改变文风。虽经张方平的抨击，“太学体”文风还是“放而不还”，并没有在科场彻底销声匿迹，一直到欧阳修主考的嘉祐二年，新的文风时尚才得以确立。笔者认为，嘉祐年间宋文文风的成熟与确立，固然与欧阳修利用国家机器大力校正、天才古文家的创作实践有关，同时与士风丕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太学体”实际上也是庆历士士风在文学上的极端表现，其张扬炫奇文风之形成与当时士风互为表里，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太学体文风的这一深层意蕴。当时有个叫何群的太学生，“嗜古学，喜激扬论议”，石介使弟子推何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这种“未尝下意曲从”性格下创作的文章，其文风可想而知。至于“太学体”的首倡者石介，欧阳修曾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如水旱之灾是宋代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地方官员往往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石介居然愤切“骂龙”：“向龙慢骂数龙罪，龙不能答满面耻。偷向上帝谗驺虞，驺虞得罪龙窃喜。欲知龙与驺虞分，仁与不仁而已矣。” “骂”尚不解气，甚至要“鞭”：“鞭石不见血，顽石云不蒸。鞭龙不至痛，六合雷不胜”、“天捉乖龙鞭见血，雷驱和气泄为霖”。其文风之张扬可见一斑。庆历之际其他士人的早期文章，也不乏这种张扬之气，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本是一篇写给朝廷的公文，是非明白、逻辑清楚，字句之间洋溢着一股天地正气。这是一种义无反顾地抗争、凛凛不可犯的士人风节，全文二百三十余字，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张扬炫奇的文风毕竟不是宋文最成熟、突出的特点，庆历之际文人士大夫们创造的理想政治图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文人社会的和谐转成过眼云烟。庆历以降至北宋后期，近世文人政治的痼疾开始形成并产生极坏的影响，庆历士人就站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庆历之际宋代文风发生的转变，更多的是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冲击和影响下心态发展的结果。宋代实行佑文政策，文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北宋文人的心态处在发展过程中，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苏舜钦《上京兆杜公书》、《诣匦书》、《上范希文书》等作品的出现，庆历士人意气风发的姿态在文章中开始表露无遗。其文风张扬恣肆、直抒胸臆，即使是出于贬谪时期的作品，也少有传统文人那种自怨自艾的情态，而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文人价值取向。但是庆历年间的党议，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如“争水洛城事”、“滕子京事件”，虽然使庆历士风和文人政治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埋下士风内部变异的种子。政治是非和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和现实斗争的冲突，以及庆历文人自身的年龄阅历的增长，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的“进奏院狱”，更是标志着士人阶层内部代表传统政治伦理的势力，对士人张扬之风的一次强力矫正。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风尚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沉潜、雅致、淡远逐渐成为新的美学追求，这种新的文风，浸润着庆历之后宋人特有的冷静与凝思，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激情迸发来言说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纡徐委备的叙述中，表达一种细腻而精巧的情感，即使是一篇以渗透着人生感悟的文艺小品，也往往不同于中唐古文家的所常有的酣畅淋漓，而是在娓娓道来中体现出宋人特有的理性和忧郁。欧阳修晚期才最终确立的“六一风神”，正是这种文风的杰出代表。

          五、结语

       以上笔者以庆历之际为中心，对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审美流变，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文人政治与文学、士风与文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当无疑义，但影响一时代之文风者，绝非士风一端，就宋代而言，庆历前之文风就明显受“选学”和“春秋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风貌，前者为“时文”之常态，后者为复古之变体。欧阳修自己曾信笔写下当时文坛的发展脉络：“往时做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持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所谓三十年者，是从天圣末到嘉祐初这段时间，他所谈的正是由“选学”文风到嘉祐文风的转变，期间还经过了短时期的太学之风独擅科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士风背景？实际上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研究北宋士风与文风演变，人文涵养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宋代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与裂变等，显然还有许多未发之覆；仅以文风之确立而论，除关乎当世之文学发展和士人心态之外，尚有一个历史选择与确认过程，亦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然非此文之力所能逮，尚待时贤给予更多的关注。

 

 

 

 

 

  

 

 

 

附：沧浪亭记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

       一日过郡学 ，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 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

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译文

       我因获罪而被贬为庶人，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乘船在吴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时值盛夏非常炎热，土房子都很狭小，不能呼气，想到高爽空旷僻静的地方，来舒展心胸，没有能找到。

       一天拜访学宫，向东看到草树郁郁葱葱，高高的码头宽阔的水面，不像在城里。循着水边杂花修竹掩映的小径，向东走数百步，有一块荒地，方圆约六十寻，三面都临水。小桥的南面更加开阔，旁边没有民房，四周林木环绕遮蔽，询问年老的人，说:"是吴越国王的贵戚孙承佑的废园。"从高高低低的地势上还约略可以看出当年的遗迹。我喜爱这地方，来回地走，最后用钱四万购得，在北面构筑亭子，叫"沧浪"。北面是竹南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没有穷尽，澄澈的小河翠绿的竹子，阳光、阴影在门窗之间交错相接，尤其是在有风有月的时候更宜人美丽。

       我常常乘着小船，穿着轻便的衣服到亭上游玩，到了亭上就率性玩乐忘记回去，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即使是隐士也不来这里，只与鱼、鸟同乐。形体已然安适，神思中就没有了烦恼;所听所闻都是至纯的，如此人生的道理就明了了。回过头来反思以前的名利场，每天与细小的利害得失相计较，同这样的情趣相比较，不是太庸俗了吗!

      唉!人本来会受外物影响而感动。情感充塞在内心而性情压抑，一定要借外物来排遣，停留时间久了就沉溺，认为当然;不超越这而换一种心境，那么悲愁就化解不开。只有仕宦之途、名利之场最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有才有德之士因政治上的失意忧闷致死，都是因为没有悟出主宰自己、超越自我的方法。我虽已经被贬却获得这样的胜境，安于冲淡旷远，不与众人一道钻营，因此又能够使我的内心和形体找到根本，心有所得，笑悯万古。尚且没有忘记内心的主宰，自认为已经超脱了。

 

 

  

 

 

 

 

 

 

       《醉翁亭记》 [北宋]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赏析] 

       宋仁宗庆历五年(一○四五)，参加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疏替他们分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醉翁亭记》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 

        本文是山水游记，但抒情气氛很浓。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为了增强风神情韵，通篇采取说明句式，共用二十一个“也”字，造成一种从容婉转的咏叹句调。在写景和叙事上，文章写得既明晰简洁，又丰满生动，勾划了一幅色泽鲜明、声态毕现的图画。它的层次利落分明，自远而近，由大及小，在疏朗的背景中鲜明地突出醉翁亭和作者的中心位置。至于语言的概括准确，自然流畅，多用排偶而不失于板滞，以及音节的响亮和谐等，都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和特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