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被古今实干家钟爱,至今不衰的名言,来自苏轼的《晁错论》。 说起来,这是一篇千古奇文。 奇在何处? 奇在立意、奇在逻辑。 文章高下何由得知?首先看立意格局,其次看文气逻辑,辞藻文采要排到最后。 文章如美人。 时下很流行一句话,叫美人在骨不在皮。 不对。 美人在骨,也在皮,更在智慧气度。 文章亦然。有了逻辑,文气贯通,骨骼就立了起来;辞藻如肌肤,《硕人》夸赞美人,用“肤如凝脂”来作比,在视觉效果上,皮肤光滑亮泽,比粗糙暗淡要好得多。辞藻是美文的敲门砖,一眼看上去,苏轼的文章就是比朱熹的好看十倍不止;而智慧,决定了美人是否有一颗性感的大脑。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智慧这件事不是加分项,而是一种最根本的魅力。对,我说的是智慧,而不是聪明。聪明看天赋,智慧却大半要靠后天的修养。 苏轼这篇文章,恰如绝色,神清骨秀,凝脂点漆,吐气如兰。此文一出,横扫文坛,此前此后论晁错者,不能出其右,用杜甫的诗形容,叫“一洗万古凡马空”。 说起晁错,脑中立即想起六个大字:“诛晁错,清君侧。” 晁错是汉代文景之治时期的名臣,师从当时有名的学者,学的是申商刑名之术。文帝虽然不用他的计谋,却觉得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去太子那里当个门客。晁错从太子舍人一路做到太子家令,成了太子家当之无愧的大管家。在太子家他有个外号,就是“智囊”。晁错在汉景帝小团体里的地位,基本就相当于智多星吴用在梁山泊的地位。 太子即位,就是汉景帝。景帝非常宠信晁错,总是采纳他的计谋。但是晁错有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不仅性格不讨喜,还仗着自己得权,恃宠而骄。司马迁没有用直笔,而是通过一个小细节来反映晁错的性格——他当内史的时候,内史府建在太庙边上的空地,庙占地较大,他每天要绕一个大弯子去上朝。一般人最多也就早起一点就是了,晁错倒好,直接给人家太庙拆了个口子,每天抄近路上班。 这个事情性质非常严重,不仅仅是破坏公共财产这么简单。试想,如果现在有谁为了上班方便把天安门轰一个口子,那事可就大发了。 当时的丞相申屠嘉早就看晁错不顺眼,就要靠这件事定他的罪,什么罪呢?死罪。 结果晁错耳目灵通,先一步打听到申屠嘉要打小报告,连夜去景帝那里求情,又说自己没破坏太庙,只破坏空地上的外墙,绝无逾越之心。汉景帝也用这个理由回绝了申屠嘉。申屠气得要命,跟长吏说了句载入史册的话:“我就应该先斩后奏,结果让他反将一军,真是大失误!(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这个事情搞得申屠丞相大喜复大怒,心情太过反复,引发病疾,不久就去世了。 晁错主张削诸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太心急,步伐迈得太大,诸侯哗然,吴王刘濞早有反意,推波助澜,以“清君侧”为名的七王之乱就此展开。 这看起来是一个死局。历史上诸多文人读了晁错的故事,往往兔死狐悲——班固对晁错的评价是这样的:“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从此以后,忠臣为国,反为之亡身的悲剧命题就成了晁错的盖棺定论。直到唐朝,吴筠、杜牧、白居易写诗,还是在阐述这个观点。 直到苏轼掀了这定论的棺材板。 文人笔如刀,真是不假。 苏轼如何以一篇《晁错论》,撬动自古以来的定评呢? 那就是逆向思维。更准确的说,是逆向破局思维。 先前文人为《汉书》及先贤的评价所囿,总是顺着这个评价去思考,或大发为臣不易之感慨,以为伴君如伴虎,不可不慎;或阐发避世全身之见,《抱朴子》多次引用晁错之事,就是为了宣扬“知止不辱”的观点。 苏轼不这样想。苏轼先将自己放到了晁错的位置去思考——一步步逆推,看看自己能从哪一步破局。 他认为,晁错最大的失误就是虽然预料到削藩的必要性,却没能看清全局形式,骤然行事,彼强我弱,激起大乱。 但纵使七王之乱举起“诛晁错”的大旗,晁错就一定要死吗? 苏轼以为不然。在他看来,真正导致晁错身披刀斧的原因,不是袁盎,也不完全因为智谋不足,而是因为“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想要自保的心态。他认为,若晁错能“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即便有一百个袁盎,也离间不了他和景帝。 也就从这一个细节,苏轼断定,晁错是“苟以求名”之辈。 但是这并不是苏轼论点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发端。 他由此生发感慨,想到改革者面对的压力,对政治家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要求:
想要救世,就要忘身。 想要推行自己的道,推动历史的进程,想要为国为民做事,就要做好为道殉身的准备。 为什么苏轼历经多难,一直没有太多怨愤呢?为何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哪怕到了海南,他都能为当地做出善政,为民众所感怀呢? 他心中有这种由孟子发端的舍生取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少年时就显露端倪,一直是他思维的底色。 这种志气是很了不起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苏轼对仁人志士的道德要求高于这句话。
要当仁人志士,要有为天下犯大难的勇气。唯有此种舍生忘死之勇气,才能在沧海横流之时,勇为中流砥柱,不畏生,不惧死,不怕流言,不生胆怯之心。 难矣哉! 更难的是,在天下治平之时救弊。 天下太平,人人都沉浸在安全无忧的现状中,而危机却如同暗水潜伏,四处横生。苏轼此文,不仅仅针对汉朝,更是对北宋看似歌舞升平的状况感到担忧。 居安思危,是治国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所以苏轼开篇就振聋发聩,撼人心魄: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苏轼才写了这篇痛批晁错的文章,立意绝不仅仅在于标新立异,而是有所抒发,借历警世。 金圣叹眼睛毒,一眼看出此文的利弊:
苏轼是将自己放在晁错的位置上,逆向思考,求破晁错死局、破汉朝大乱之局的义勇之心。但是这个义勇是借批判晁错展开的,后人没有学到苏轼的义勇之心,反而学到了刀刀见血的诛心之论。 这样学苏轼,无异于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不仅没有学到苏轼的义勇之心,也没有学到逆向思维,没有学到破局的意识。 此种刀笔吏之文,读者不可不慎。 私以为,逆境中不妨多读苏轼、韩愈文章。 身为唐宋八大家的两个巅峰,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历经艰辛、百折不挠的执着之心。 这种执着,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周易》的第一卦为什么是乾卦?
这是中国人古来一直强调的奋发精神。 而苏轼的破局意识、逆向思维,更是处在进退两难间的应对利器——如何跳出思维惯性去解决问题?如何从纠缠不清的讨论中寻找更高的站位,以压倒性的结论取得成功? 这不仅是苏轼的为文之道,更是他的为官之道——他在徐州抗洪、钱塘治井、密州治盗的举措,都显现了这种逆向破局的能力。 如何学习这种能力呢?不妨先从心态的改变做起。不妨先从抱怨苦恼中解脱,找回本心里的一股勇悍之气—— 萨克雷早就说过一句被引用滥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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