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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萍芬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 这次回家，赶上新乐县城解放，为此，我想借此机会把父亲牺牲情况理清楚。 父亲马文耀，生于1905年，1937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正莫村党支部委员、书记、粮秣主任、文建会主任和农会主席等职。 冀中军区地处冀中平原，因富庶而被八路军称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五一大扫荡”就是日军为摧毁八路兵站而发动的战役。1942年5月，在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即著名的“五一大扫荡”。鬼子几乎是天天到各村骚扰，一听说鬼子要来，我们就躲到村外的枣树地里去过夜，待第二天早上听说村里没什么动静了，我们再回家来。每次露水都把被子打湿了。没过多久，鬼子开始修炮楼，隔三五里就修一个，正莫、岸城、安庄铺、岸下等村庄都修建了炮楼。那时的日子可是真难过啊。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整个冀中平原的抗日军民都积极行动起来，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破击战等有效地组织反扫荡；我县大队和八路军则化整为零，经常瞅准机会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为破坏敌人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老百姓坚壁清野，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食、一只家禽、一头牲畜。 记得一次，日本鬼子突然进村，把我们都赶到一个打谷场上，让一个戴黑线帽只露两只眼睛的男青年在人群里转圈，让他指认村干部和八路军。当他看到自己姐夫时稍微一愣，鬼子马上就把他姐夫抓了。不问青红皂白严刑拷打，灌凉水把肚子撑饱， 再在肚子上放上木梯猛踩，活活的把人整死，实际上他只是本村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令人发指。 原我党新乐县县长的警卫员曹狗旦（正莫村人）经不起残酷环境的考验，叛变投敌，带着鬼子枪杀了多位百姓。为了严惩叛徒，区小队设计捉住了曹狗旦，当天晚上就在正莫村西南执行了枪决。枪毙曹狗蛋后马上在屋顶上向全村通报他所做的坏事和被枪决的消息。当八路军在房上通报时，炮楼上的敌人也听到了， 但他们却不敢出来。第二天，村里的自卫队长（伪组织负责人，实际上与我们联系）才向炮楼报告说，昨晚来了很多八路，没法出来，只能等天亮才来报告。 父亲任村干部时，曾到路东县政府受训。回来后告诉我受训的情况，包括党的政策、八路军胜仗捷报、如何发动老百姓抵抗日本鬼子和学唱《救亡进行曲》等一些革命歌曲，大家互相交流 抗击鬼子汉奸的经验。 从县里受训回来不久，父亲就提议在自家先挖个地道，可以和隔壁韩登奎家连起来。我问有啥用？他说，如果鬼子突然进村来不及跑，咱们就可以钻进地道。两家一商量都说行，就开始挖。每天晚上挖，白天隐敝洞口。十几天后地道挖成。 地道的进出口比较小，只能爬着进出，但里面大，小孩可以站起来；在地道的中间设置了上下翻口，用石板盖上；地道的通气孔连着我们家的山药井（盛放地瓜的地窖）；地道的中间做了一个平台，以方便休息，边上挖了个放油灯的孔。我家的进口在东房门后的墙旮旯里，盖上一块石板，上面再放一个破厨桌；隔壁韩家的进出口设在西房的牲口槽里，槽底板拉开就是洞口，非常隐蔽。记得有一次鬼子进村来不及跑，我们和对门的于小果等马上钻进地道，等鬼子走后，母亲敲打石板报信，我们才爬出来。于是，父亲就和村干部一起，动员家家户户挖地道，几年后，全村的地道都连了起来。 地道在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抵御鬼子汉奸的侵扰、保存抗日有生力量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抗战爆发后，我党根据实际情况发动各级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活动。父亲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组织领导村里的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有效地抵抗日本鬼子。积极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剪辫子，放开脚（不裹足）。 他最先动员自己的三妹剪掉辫子，放开小脚，为全村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后来还领导了村里的减租减息（二五减租）运动，当时我虽不太懂是啥意思，但知道是好事，因为大家都欢迎。同时还响应上级号召，宣传和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等一系列活动。 五一大扫荡期间，我村的村干部大都转移到沙河以西。一日他们因事急需回村，正遇上敌人来我村扫荡，与敌人不期遭遇，3个村干部被当场打死，张秋来（我的入党介绍人）和他的四哥 (区干部）2人被捕，然后押送到岸城村炮楼，在炮楼里被鬼子大洋狗活活咬死。 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父亲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带领全村乡亲抵抗日寇的侵略，掩护八路军战士、党员和老乡们安全转移，坚壁清野。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的敌后抗日斗争，为党的抗日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5月11日 (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盘据在新乐城和东长寿的日 寇和汉奸特务队出城扫荡，父亲为了及时传递消息，以赶集为名，挑着两篮子红枣冒险赶往县城。头天的晚上对我说，他有事明天要出去一趟，当天就回来。当走到凤鸣村东时，正遇上从县城里出来扫荡的汉奸特务队的自行车队。交汇时被汉奸张老才、祖志申、曹振文、曹振宵4人认出，父亲当即被捕，并被五花大绑押回正莫村。在押解到正莫村时，四五个汉奸特务一路用木棍抽打，从路的这边打到路的那边；到正莫村的寺上大街曹红儿家门口后，被反背双臂吊在大槐树上，汉奸曹振霄、祖志申和曹振文3人轮番用打牲口的鞭子抽打。但父亲英勇坚强，没有吐露一个字。而乡亲们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被打的还有付恒尔。 看到父亲被毒打，我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这可把母亲急坏了。她马上带我到张老才家，请他赶紧去说个情。母亲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坐在西屋门口的张老才始终不语，最后崩出一句话：你去找牛洛正吧！听了他的话，我们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因为牛洛正是村长，敌人也正在设法抓他，此时早已隐蔽起来，根本不可能回来。后来才知道，张老才在沙井惨案的当天晚上就被捕叛变了。想通过我们将牛洛正村长找到，达到一箭双雕的阴险目的。 经过一番毒打后，敌人一无所获，便押着父亲继续扫荡了几个村子后回到县城（现承安铺镇），并立即将父亲和被捕的人押送到东长寿(现新乐市所在地）日本宪兵队的监狱。监狱是在宪兵队的后院里挖的地窖（又称地窨子），进门的影壁上大书着“人进鬼出”。 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区小队的李小眼和留祥村的刘振江。 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宪兵队，鬼子、汉奸又连夜只对父亲进行严刑拷打，打断了腿，打断了胳膊，头上打了个大窟窿，血流不止，最后实在是一无所获，敌人就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扔进了地窨子。李小眼和刘振江两位同志赶忙上前呼唤，但始终没有唤醒他，不到天亮就牺牲了，时年37岁。 天亮后，鬼子押着李小眼去掩埋父亲的遗体。在掩埋时，李小眼为以后能让家人找到尸首，就偷偷地脱下父亲的一只白鞋 (当时给爷爷穿孝）在里面放了块砖头，然后再稍稍别到他的裤腰里。不料被日本鬼子发现，一怒之下差点把李小眼也给活埋了，幸亏那天只叫了他一个劳力，李小眼才幸免一死。我还记得，父亲走的那天穿的是黑夹袄、白领子、白扣子、灰夹裤、白鞋。 1947年春，新乐县解放，我向学校请了假回家探望。看望了家人后，即找到当时与父亲一同工作的村干部付庆祥同志， 并把埋藏在家里的一把手枪（又称决巴子）挖出来交给了他。付庆祥说，你父亲被捕的第二天清早就牺牲了，我们得知后在河西开了追悼会。 为了了解父亲牺牲的情况，我和付庆祥同志找到康庄村李小眼同志，详细了解了父亲牺牲及掩埋的经过后，与老乡张中喜，同学付东林、温泗山、曹作江等驾大车到东长寿掩埋父亲的地方寻找遗体。挖掘过程中过来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问我们在找什么？我将4年前父亲牺牲后被埋在这里的事告诉他。他说别挖 了，你们大概是记错地方了，这地方原先是日本宪兵队的地窨子，我也被敌人抓到这来关过，说着他伸出手来让我们看他手腕上的手铐印子。他接着说这地方已经改变了好几次了，估计也找不到了。从那以后就无从查找了。 小时候爷爷说，咱们家几代都是单传，虽有几十亩地，但家里没有男劳力，只能雇个长工，农忙时还得临时找短工。记得爷爷年纪很大了还跟着骡子拉水车浇地。爷爷去世后不到一年，父亲又牺牲了，家里只剩下祖母、母亲、姑姑、姐姐、2个不满10岁 的弟弟和一个在襁褓中的妹妹。所有的重体力活全靠雇佣的一个长工，才能勉强维持。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靠裹着小脚的母亲里外张罗。 就因为家里雇了一个长工，不想在解放前的土改时就给划成了富农，没收了家里全部财产， 甚至把我从部队带回来时同志们送我的两块银元和军装也全部没收了。还一度被扫地出门，走投无路只能寄住在邻家孤儿寡母大娘家。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亲戚朋友的一点点接济度日。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注】据田志周同志回忆录《敌后八年——河北省新乐县抗日斗争片断资料》，叛徒汉奸曹狗蛋不是被八路军用枪处决的，那太便宜他了，而是让我抗日一区区委书记王世荣同志带领锄奸队用大刀活活劈死的。 （编辑：史雪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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