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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根据唐代历史提出问题：自唐玄宗大肆设置藩镇，赋予藩镇军政大权以来，代宗、德宗、宪宗、宣宗都曾致力于削藩，各种办法都用尽了，结果不仅是没削成藩，反而藩镇越坐越大，越设越多，不仅如此，宦官势力也借此大涨，加上文官党争，互相拆台，更别说土地兼并了。最后，唐玄宗时还居于世界顶端的唐帝国就这么灭亡了，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唐玄宗李隆基画像，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网友经过讨论认为，安史之乱的解决不是单向的、最终彻底的，而是妥协、绥靖的，平定后还留了安史的部将做河北几镇的节度使。藩镇的基础是骄兵，光打服没用，还必须瓦解镇兵，这就比较麻烦。到唐朝后期，中央朝廷的权威都没了，削藩也没有意义。基本上唐朝政府能掌控自如的也就是神策军，但是神策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备吐蕃。其实独立性强的也就是河北藩镇，唐初安置了不少胡人，和燕赵之地的彪悍民风相结合，东北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军队成员和军官都具有较强的离心力。西北藩镇、东南藩镇和中原藩镇都在唐庭的控制下，出现叛乱也能靠唐朝的力量摆平。 综合来看，唐朝正值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募兵制成为主流，对外战争的需要、节度使的出现和军队的地方化使得藩镇的出现成为可能。削藩不成功也有多个原因，经济方面，关东等其他地区经济上来了，关中相对衰弱，所以很难做到举关中而临四方。关中财力决定了朝廷从关中能动员出来的兵力只有潼关以东几分之一，这种情况下不迁都只能分而治之，设置大批藩镇是个次优解，把藩镇全解决了，那统领整个中原地区的统帅会轻而易举的灭了关中的朝廷，变成朱温篡唐的局势，整个五代掌握大部分中原地区的军阀，一次次轻而易举的切掉关中割据者，充分表现了两地实力的巨大差距，唐朝既然不肯迁都，那只能设立大批藩镇分化了。 比如魏博地区手工业很发达，而且自成体系，政治上又长期独立，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兵有兵，朝廷根本治不住。政治方面，世族瓦解，贵族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社会结构松散化，皇族－大世族－小士族－寒族－土人依附民这样的金字塔型结构开始倒塌了。而官僚阶级层层治理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军事方面，朝廷没有兵，连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也是藩镇，神策军受制于太监。制度方面，唐代后期节度使辟署制度可以让节镇将帅自行征召幕僚，成为一些野心家培植私人势力和进行地方割据的手段。唐代财政制度的军费开支地方化，使得财权让藩镇节度使掌握，另一方面藩镇将帅也重视经商和扶持商业，从而获得必要的财力作为割据的物质基础。 ▲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图片来源网络。 ▲清代木雕《郭子仪上寿》，图片来源网络。 藩镇割据不仅让少数野心家得到好处，藩镇军队也是受益者，兵士对将帅的拥护与否，都是视利而动。投身军戎的职业雇佣兵的嗜利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河北藩镇的动乱中，有相当部分的起因并非是将帅的政治野心和企图，而是中低级将校和士兵的动乱，这些动乱基本没政治诉求，既不是要推翻唐朝中央政权，也并非要搞地方自治或者独立，就是为了保证藩镇军人的特殊利益。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可以说是河北各镇割据统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河北藩镇虽然经常闹事，但是和那种乱世的割据还不一样，有游离的方面也有依附的方面，河北藩镇大部分时候在表面上也是尊奉朝廷正朔，运行唐朝的政策法令和制度，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进士科也同样是河北文人的仕途，唐朝在河北藩镇有监军院，藩镇在长安也有进奏院。双方还不是完全翻脸，藩镇大部分时候也没有超过朝廷容忍的底线，所以双方能够共存到唐朝灭亡。 ▲河朔三镇，图片来源网络。 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唐王朝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出现新的变化，和周边势力也出现新矛盾，出于保持地方军阀之间以及地方军阀和中央之间的平衡，以及财政恶化等，使得只能把河北授予安史降将。之后新问题不断，比如宦官问题，中央官员的党争，西部吐蕃问题，使得唐朝中央政府无法专心长期地解决藩镇问题。宪宗时魏博镇其实也是赎买过来的，所以他去世后魏博很快就又乱了。唐宪宗的例子表明，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还是有可能摆平这些的。可惜唐宪宗偏去嗑药，功亏一篑。唐德宗削藩没成功还差点被逆袭是关键节点，从此藩镇问题就成了烂泥潭，没法收拾。 ▲唐宪宗，图片来源网络。 ▲唐德宗，图片来源网络。 ▲唐朝疆域图，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安史之乱示意图，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唐代吐蕃人牵驼俑，图片来源网络。 唐王朝也花了不少力气去解决藩镇问题，比如两税法分割削弱藩镇的财政实力，刺史兼理州兵，派宦官监军，设巡院和二税使，规定藩帅和幕僚的任期，分割大藩镇为一堆小藩镇，更移将帅，提拔儒臣做节度使等等，这么多措施都有一定作用。但是根本一点，这些措施是抑制藩镇，如果不废除藩镇这个制度，自然这个制度带来的问题也没法杜绝。而且如果没法从根本上解决财赋和牙兵这二个根本问题，河北藩镇的局面就是“一寇死，一寇生，迄唐亡百余年”。而牙兵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在当时无解，河北藩镇的根本解决是在彻底解决牙兵之后，那是五代到宋初彻底完成的。 根据历史经验，想治得住强悍的藩镇，不外乎两手一起来，大棒+胡萝卜，大棒就是诛首恶份子或者想办法将骄兵悍将们调走，胡萝卜就是加强诗书教化，当然，同时要断了当地的财源，将财税大权收归中央所有。从中枢的角度说，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是先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然后训练培养自己的亲信将领，一则能战，二则绝对信得过，可以放心地让他们掌兵，彻底改变宦官掌军的局面，但以当时唐朝皇帝的处境，估计这种念头的可能性为零，然后，倚靠这些将领，收拾几个刺头藩镇。若能收拾下来，接下去就是推行根本性的治理措施，如上文说到的那些措施，然后，一点一点将这种局面改观过来——说得都很理想，但是以当时唐朝君王面临的情势，想做到任何一点都没那么容易。宋人有句话总结的很好：“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注：本文由旦旦、姜良、鹰旗、傅广、时之沙漏、宇文若尘在北朝、风前几人老、ali、gameboy、fy0109等北朝网友的精彩发言总结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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