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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晚，第十三届FIRST青年影展在西宁闭幕。值得一提的是，闭幕式上，胡歌、朱亚文和海清等演员都借这个机会，在青年导演面前进行了“花式推销”： “以后有好的项目，青年导演们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个便宜又好用的演员。” “我是个演员，我活儿跟胡歌一样好，我价格比他便宜。” “我想说，我们足够专业，我们首先完成导演定向，然后才是角色。我们一定会比胡歌便宜，也一样好用，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机会。” 便宜、好用，成为了几位演员推销自己的关键词。回想之前的“天价片酬”，以及近来常见的“老戏骨与流量“的搭配，兼具实力与口碑的中生代演员能够得到的机会正在被压缩，女性演员尤其如此。 面对这样的情况，青年导演们能有的选择权并不大，甚至他们也处于被选择的状态。主要决定权牢牢攥在市场手中，资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内，流量、数据这些名词成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标准。 而在当今以明星为中枢的好莱坞，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开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莱坞社群阶级体系中最高的一级，以其“万有引力”般的牵引力联系着资本、导演、制作人、编剧、经纪人，以及其他好莱坞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莱坞，“制造一位明星”与“制造一位演员”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内容，例如“好莱坞价值观至高无上的第一条，便是谨守'无论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业伦理。” 而在国内，资本的游戏中，能留给演员的空间太过难得。了解好莱坞的明星制度，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今中国影视圈所面对的问题。 1. 被一场官司制造的明星大咖， 逐渐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莱坞社群的魅力，长久以来一直以明星级演员为主。 一开始，电影产业还没搬到阳光较多、官司较少的南加州，领衔的演员未必有所谓的“公众形象”可言：其实，电影片头的开场字幕还未必会打出他们的名字。 刚进二十世纪那年头，片厂可没想要把演员的名号烙在大众的心里，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厂的名号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响名号的电影女星，弗洛伦斯·劳伦斯，在当时的新闻稿就被叫作“拜欧格女郎”——她那时是“拜欧格影业”旗下的演员。后来，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尔·拉姆勒的“独立电影公司”，去帮拉姆勒演电影，也就因此改当“独立影业女郎”了。
后来，片厂之所以改帮电影明星打名号——虽然是艺名——一部分是因为片厂要应付“爱迪生托拉斯”告他们的官司，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对策。 由于“爱迪生托拉斯”指称电影的价值来自爱迪生拥有专利的摄影器材，为了驳斥他们的说法，片厂辩称电影的商业价值主要来自片中主演的演员。 为了向社会公意提出这样的论点，片厂当然就要在电影海报、广告、广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员的名字——结果，顺带就把演员捧成暴红的名人了。 例如玛丽·璧克馥没多久就成了美国大众心中的“小玛丽”(Little Mary)，其他这类明星的绰号纷纷跟着出笼。
等到影坛大亨纷纷外移，西进到加州重启炉灶，明星制度也已经具体成型。 循此，片厂负责塑造旗下明星的公众形象，为明星量身打造电影角色，为明星宣传他们在银幕上的形象。片厂将明星打造成大众梦想的招牌，大有助于拉抬他们自己的身价(和利润)，因为大明星都和片厂签有长期的合约，再红也没办法毁约求去。 依这样的做法，招牌红星跟“米老鼠”、“布鲁托”(Pluto)狗狗还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画出来的角色一样，都是片厂的资产。 不过，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于片厂虽然概念类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缚，但是，真人明星倒还至少有一样条件，优于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个人的名流地位，强化个人于好莱坞社群的声势，即使只是参加权贵如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举办的晚宴、野餐会，或其他社交活动。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声电影问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库跟着幡然一变。默片里的明星只需要看起来像角色就好，管他们出身是竞技牛仔、特技演员、模特儿或杂耍剧团的踢踏舞者，一概无妨。 但是电影有了声音，明星讲起话来也要跟着像样才行，而且，不论银幕上下皆然。多了这一项条件，表示片厂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将口条纳入必要条件了，进而也就表示纽约、芝加哥、伦敦等文化重镇的正统剧场，才是明星人才的宝库。 《雨中曲》，讲述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转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术把声音还给演员，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样又再提升了演员的地位。演员演出的银幕角色，一般当然希望社会大众将之和演员本人混为一谈，所以，这时演员的银幕角色就可以机智，可以泼辣，可以妖艳，可以感人，若是剧本写得好，甚至可以煽动政治风暴。 另外，当时至少还有两类声音媒体供演员展现银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质。一是收音机——一九三○年代，收音机已经在美国大众的梦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阵地。另一是新闻片——那时，戏院观众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尽管这类娱乐新闻都是由片厂自家的宣传机器精心编制出来的，却还是明星得以频频曝光的良机：其他如慈善活动、政治集会、社交宴会等等，一样争相邀访明星出席。电影明星就此成为好莱坞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莱坞，“出借名号”就能挣钱 有声片的演员不同于出身牛仔、特技、哑剧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员。有声片演员代之而起，占有的地位于个人的公众形象，比起没有声音的前辈，还有更大的控制权——有声片演员挟其于公众的声势，也渐渐勇于运用他们在大众当中的发言权。 当时的片厂老板虽然还是有权指挥旗下明星于银幕上、于宣传场合该说什么话，但是，颐指气使的态度也在明星心头种下怨尤——他们本来就有权生气，到了这时怒气愈积愈高，逐渐侵蚀了彼此的亲善关系。 例如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贝蒂·戴维斯，一九三六年拒绝出饰片厂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厂控告违约，告上法院，而且还由片厂打赢官司，因为杰克·华纳出庭作证，指证贝蒂·戴维斯等于是片厂把她从“默默无闻”之辈，一手捧红起来的。 戴维斯打输了官司，别无他法，也只能回头再去帮“华纳兄弟”拍片。 只是，片厂自比“弗兰肯斯坦医生”只手打造明星的说法，好莱坞的众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当时明星和片厂签的片约还有条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尽片厂交付的工作，双方的合约即自动延长——明星对此一样如坐针毡。 只是，若有明星胆敢反抗，像奥丽维亚·德·哈维兰一度拒绝演出“华纳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别家片厂却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违约告上法院。 奥丽维亚·德·哈维兰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决德·哈佛兰胜诉，裁定片厂合约自动续约的条款无效，理由是这样形同“强制劳役”。法院这一判决，等于宣告好莱坞片厂将明星视作禁脔、形同“动产”的积习，就此走向了终点。 旧片厂告终，片厂大亨也由大企业集团取代，明星随之成为好莱坞社群主宰的势力。明星的片酬因为片厂、独立制作人喊价竞标，跟着往上飘成了天文数字。 到了二○○三年，打头牌的明星不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万美元以上的酬劳，外加数百万美元的福利津贴，另还有电影票房、录像带、DVD、电视播出、植入性营销、授权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营收超过他们片酬的部分，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阿诺德·施瓦辛格演《终结者III》，除了领取二千九百二十五万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万美元的津贴，全球的总营收超过现金损益两平点的部分，他一样可以再领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红。 而且，这样的合约可能要耗上好几个月才能敲定，届时，片子又要多出一笔法律费用，一般都会超八十万美元。 《终结者3》截图 二○○三年，好莱坞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级明星在一九四八年于片厂制所领片酬的三十倍(这还是作过通质膨涨修正的计算)。 美国演员工会登记的八千名演员，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万美元的片酬，但是百万片酬的支票在他们——还有力争上游要向百万片酬看齐的小明星——等于表示在好莱坞社群的阶级体系，终于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级。 既然坐拥巨额片酬，大明星便也开始自行开设个人的制作公司，一样很像分疆划地作采邑。例如汤姆·克鲁斯自己开的制作公司，“克鲁斯华格纳制作”，就不仅制作了克鲁斯领衔的几部电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谍》、《最后的武士》——连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几部电影，也都是由克鲁斯的公司制作，如《小岛惊魂》。
这类明星自家的制作公司，许多都很像是大亨时代片厂的迷你版。大亨时代的片厂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给别的片厂，这类明星制作公司也会把明星本人出借给别家制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诺德·施瓦辛格演出《终结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拥有的“栎木制作”将施瓦辛格出借给该片的制作单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栎木”和《终结者III》签的合约，又将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传的酬劳，载明付给“栎木制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这样的做法，“栎木制作”若是延迟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点付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 好莱坞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随从的薪资，这些人有律师、会计师、业务经理、剧本审稿人、个人健身教练、按摩师、保镖、飞机驾驶、专属厨师，等等，琳琅满目。 至于朋友、太太、亲戚也出现在公司的薪资报表上面，挂的是制作人、剧作家、顾问等等名目，也稀松平常。 好莱坞的明星即使不当共同制作人，依所签的合约，对于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选，往往也有权挑选或是否决。 例如施瓦辛格拍《终结者III》，就享有“预先批准”人事的权利，不仅导演(乔纳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员要征得施瓦辛格首肯，连他的发型师、化妆师、司机、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关、私人医生，还有厨师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征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号给独立制作公司，例如汤姆·汉克斯就帮《我盛大的希腊婚礼》挂名制作人，罗伯特·雷德福一样出借他的名号，协助创立“日舞影展”，帮忙找赞助——也赢得了无数人的感谢，不知多少独立制作的电影都会打出字幕“特别感谢”罗伯特·雷德福，例如《他们和他们的情人》。 单是打出大明星的名号，就足以将崛起的新秀演员、导演、技术人员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腊婚礼》截图 3. 明星银幕内外形象一致，这才是独特营销卖点 大明星既然惠与支持，一般也会要求对方以拥护和效忠作为回报。大明星对于羽翼下的徒众，通常要求言行务必极度审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环里的传奇可能因有事败露而受损，更一定要三缄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电影，其麾下的制作公司或帮他们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说，一定要签署不得违反的保密协议，协议条文之严苛，直逼老片厂鼎盛时代的合约条款——以“保密”而言，说是中央调查局(CIA)也可以。 制作单位、发行单位，甚至保险公司，同样依约未经授权，不得径行发布任何消息。例如《终结者III》的制作群，依照合约，有关片中明星，亦即阿诺德·施瓦辛格： “相关之医疗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对外发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权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权或导致此等数据对外发布、散播、透露、出版(包括但不限于在报章杂志刊登文章，或以虚构或非虚构之图书作出版)。”
为了保障明星于其传记拥有控制权，明星签的片约一般也会载明，未经明星事先准许，任何人不得进行幕后拍摄，明星的照片凡使用于广告或其他相关的宣传活动，明星也享有实际的否决权。 明星为了保护个人的公共形象，无所不用其极，原因即在于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么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系于明星于银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亲，查尔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杀人案入狱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还是联邦法官，经报纸报道之后，片厂就开始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类的电影角色——例如《天生杀人狂》、《恐慌地带》、《摇摆狗》、《性书大亨》、《焦头烂额》、《银线风暴》——但他原本是以电视剧里的亲切酒保打下名号的。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办法“入戏”——不论是上电视的脱口秀，接受杂志访问，主持颁奖典礼或上台领奖，举凡出席公众场合，都要有办法维持一贯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营销主管就说：“明星于银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营销的独特卖点。” 明星有这功力，一般还需要片厂的公关事先就替他们把剧本或要点准备好，让他们依样画葫芦，强化他们于电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机会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无妨——说不定对方的性别还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仅需要按照片厂写好的脚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样，一般连真实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来。 所以，像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行话，例如“暧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厂公关捏造出来的假男女关系，用来掩饰明星真实的同性恋情，就是在片厂制时代流行起来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过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纵横好莱坞影坛三十多年，为了维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边细语》、《天老地荒不了情》、《娇凤痴鸾》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恋情纵使好莱坞社群人尽皆知，却始终掩饰得天衣无缝。
洛克·哈德森即以这样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坚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于不坠。只是，万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开场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员即使想要维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们的明星事业每每就此严重受创。 例如薇诺娜·赖德于二○○二年因为在商店顺手牵羊，被拉上法庭，还定了罪， 抵触原本为她塑造好的“清纯”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类型，此后即告无以为继。 明星光环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员必须愿意妥协，方便好莱坞推动他们的基本业务：交易。 经纪公司、独立制作公司、片厂都是这类“交易”呼风唤雨的能手。为了谈成交易，一般都会希望演员能在“报价”——这是经纪人用来指称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话——或是剧本、导演、选角、外景地点等事情的否决权上作些许让步。 演员若是不肯迁就，经纪公司就没办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户放进“包裹”里面去谈交易，制作公司也没办法从片厂要到绿灯作解脱，以利进行其他的企划案，片厂的高级主管一样没有办法安排新片填满他们的输油管。 一家经纪公司的老板就说：“明星若不懂得配合，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经纪公司对于懂得团队合作，知道该怎样配合让案子推动得下去——即使这样等于他们要吞下比较差的条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户都会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标准固执不通，则否。 制作人和片厂高级主管拉抬“务实派”明星——这是一名片厂老总用的形容词—— 一样同蒙其利。有麻烦时，这类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对象。 例如《终结者III》的预算出问题，阿诺德·施瓦辛格就自动将他自己片酬里的三百万美元延后，先让片厂有重拍的费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级巨星之列的演艺人员，所需的条件不仅限于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拥护好莱坞大家庭的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条件。 这样的美德，常在奥斯卡颁奖和其他典礼的颂辞里面，用“专业素养”来形容。只要片厂还找得到明星有这样的素养，就还不需要找“西蒙妮”一类的拟真人物来帮忙。 2002年的电影《西蒙妮》描写现代电影制作人若要拍片顺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阴阳怪气，或目中无人。所以，片中的自恋狂明星妮可拉(薇诺娜·赖德)，因为要求片厂帮她换更好的拖车，耽误了拍摄的进度，片中的制作人兼导演维克多·特伦斯基(阿尔·帕西诺[Al Pacino，1940—])一气之下，就把女主角扫地出门。 片中借特伦斯基之口，哀叹以前老片厂制的年头日子可要好过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们的，由我们指挥大明星该做什么，该穿什么，该和谁约会。他们和我们是有合约关系的。” 片厂老板虽也知道导演讲得没错，却还是要求他要么找人替代，要么停拍。特伦斯基为了解决问题，便用计算机合成技术创造出一个“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几位红星最美的五宫，如玛琳·黛德丽、奥黛丽·赫本、劳伦·巴考尔。 特伦斯基将他用计算机做出来的美女，命名为“西蒙妮”，由计算机程序指挥，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伦斯基拿计算机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仅依片厂的拍摄进度如期完工，还因此激得片厂老板建议以后不妨都用拟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4. 好莱坞的“敬业伦理”与“私人飞机”： 互相影响的片场与明星 纵使明星的外貌绝对不会不重要，但这几位演员坐得住超级巨星的宝座，不仅是靠他们的长相而已——好莱坞影史不论什么时候，多得是演员、模特儿可以套进他们的同一形象里去——另也因为他们对于好莱坞大家庭的价值观，一概欣然拥护。 好莱坞价值观至高无上的第一条，便是谨守“无论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业伦理。 “超级巨星爬得到这地位，才不是因为对别人乱发脾气，在拍片现场装病，或不听导演指挥，”好莱坞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的最高主管说过，“尽管这类的误解好像很流行，但这些超级巨星之所以超级，是因为他们是工作非常卖力、个人极懂得自律又十分敬业的专业人士。” 但大明星们也反过来将他们的价值观，注入好莱坞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飞机于他们几近膜拜的偶像。 汤姆·沃尔夫于《至高的权柄》一文中，曾经形容私家飞机为“象征权力的最后一件庞然大物”，就可以贴切描述私家飞机于好莱坞巨星的用处。 汤姆·克鲁斯的“湾流四号”喷气飞机，花掉他二千八百万美元，隔了三间客舱，还装了一具按摩浴缸。 约翰·特拉沃塔不仅有私家喷气客机，自己还去考了机师执照。说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机队，特拉沃塔说：“我们开'湾流’的时候，一般都用三名机师——连我在内”，外加“一名航空技师和一两名空服员。这样的机组人员，大部分的商业航空公司都还找不到呢”。 没有私家飞机的明星，也常会要求电影制作单位在他们拍片期间一定要租飞机供他们专用。如施瓦辛格接《终结者III》的片约，就明文记载制作单位要“于北美洲提供G-4SP的专机交通服务，赴海外则须提供G-5专机服务”。
大明星不拍片的时候，往往也有片厂的飞机可搭，这是片厂亲善的表示。格温妮 丝·帕特洛就说过，“ 时代华纳”子公司“新线”于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飞机送她和她的爱犬一起从纽约飞回洛杉矶，让她大为受用。 她说 :“那时'九一一’才过没多久，要飞到那里我实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儿带在身边。所以，我最爱的'新线’老板鲍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飞机给我，让我好感动。所以，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贱谍III》里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飞机进行了一趟单程旅行。”
片厂高级主管当然也很快就看出来：私家飞机可以用来提升他们在明星心里的身价。史蒂夫·罗斯拿这作为“华纳兄弟”买下一支小型私家机队的说辞。因为这样，“华纳兄弟”就有飞机可以出借给好莱坞的大咖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芭芭拉·史翠珊、麦当娜乘坐了。 私家飞机一旦被大明星拱成功成名就的图腾，这一成功的象征便在好莱坞的社群渗透开来，传染到导演和其他人那边去。 例如好莱坞的顶尖导演之一，巴里·索南菲尔德，于二○○三年上大卫·莱特曼的脱口秀，就提起这话题，说他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租私家飞机往来于他在纽约市东汉普顿和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两地的豪宅。 由于明星于当今好莱坞的阶级已经占据中枢的位置，因此，但凡是明星重视的东西、标举的理想，皆为好莱坞社群全体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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