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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总是要有动机的，否则你拿不起笔来，或者说敲不动键盘。我如果将写这篇文章的真实动机说了出来，肯定会在当下的文坛，引发一场不小的骚动，多少人会齐声爆了粗口：无耻。 我的回应是轻蔑地一笑。前些年我出过一个散文集子，收有多篇写身世的文章，集子的名字是我起的，就叫《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卑劣与无耻，意思差不了多少。批评者，应当比被批评者聪明上一点点。 且撂远了说。 2019年2月的某一天，我在手机上，看到顾建平先生发布的一条消息，说是藏族女作家央珍去世了。我与央珍不是很熟，和她的丈夫龙冬先生，则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太突然了，我打电话问建平先生，说是急症。随后给龙冬先生发去短信：节哀。4月的一天，收到一条“读蜜”读书会的信息，说是要给央珍举办个追思会，龙冬提供的名单里有我，问我可否来。我的回复是：去。随后收到该机构寄来的两本书，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和《拉萨的时间》。去了才知道，“读蜜”者，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的一个分支机构也。 转眼到了5月，突然收到“读蜜”的金马洛先生的短信，说要寄我两本书。不等我回复，书已到了，乃捷克作家兹旦内克·斯维拉克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子，一本名叫《女观众》，一本名叫《错失之爱》。小32开，每本不足200页，印制之精美，让人顿起珍惜之感。 这些年，赁居京华，名义是陪老伴看孙子，实际是老伴既看孙子又看我。闲极无聊，便将一个传记作品，改了又改，改成一部长篇小说，名为《边将》，出版后居然还小有响动。这对一个年过七旬的闲散老人来说，说心中窃喜，总感到分量不足，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像是韩某人说的话。 毕竟还是个读书人，收到了两本精美的书，还是要翻翻的。不光翻内文，还翻序跋。忽地一段话，映入我那眼睑下垂，只剩一道缝隙的眼眶，道是： 斯维拉克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专业，做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他的作品以语言挑剔、苛求完美著称。2008年秋天，72岁的斯维拉克推出第一部小说集——《短篇故事集》（POVIDKY,中文简体版译名《女观众》），一举摘得“畅销书作家”的新桂冠。 这是译者徐伟珠先生《译后记》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所在的小节，节名为《72岁成为畅销书作家》。 噫！掐指一算，斯先生是1936年生人，到2008年恰是72岁。我属狗，农历戊戌年生人，对应的是1946年，到2018年《边将》出版，也是72岁。再就是，都是大学本科毕业，他是查理大学文学系，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斯先生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也是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 唯一不能提的是，人家的书一出来，在一个中欧小国，“轻松售出几十万册”；我的《边将》印了几千册，出版社还大喊头疼。 坏品行的人，对坏的消息，都有一种天生的过滤能力。这些，在我的意识里，很快全都过滤掉了，剩下的只有：72岁，中学教师，出了大名。 当寄书的金马洛先生短信相问，是不是写点什么，我的回复是：遵命。心里想的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庙堂，怎能不哭哭自己的恓惶。 你说“无耻”，在我看来，不过是廉价的赞美罢了。 动机的卑劣，一点也不影响名目的高尚。《短篇小说写作中句号位置之研究》，这措词，这句式，多有学术意味。 拉开做学术的架势，就得按学术的套路去做。想了一下，这篇大文章，应当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我的小说理念，二是斯维拉克的短篇小说，三是选几篇当代中国小说，以便与斯氏小说做个比较。内容是这样三项，但我不想按照这个顺序往下写，想来个花活，把我对小说的看法，放在末尾，像个蝎子尾巴那样翘在空中。在先分析斯氏小说，还是先分析我们的小说上，踌躇再三，觉得还是先看看我们的小说。 既然对方是世界一流的小说大家，选取我们的小说，也要有相当的水准，要不就成了田忌赛马，程序上捣了鬼，胜之不武。起初我想的是，网购一本名家编选的“2018年度短篇小说选”，选前三名的小说。又一想，万一小说是按发表时间，或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呢？这个主意也就作罢。再想的一个是，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朋友打个电话，让他将现在桌子上放的一本前半年的刊物寄我，上面多半会有三四个短篇，我选前三个就是了。又一想，万一这期恰是个青年作家专号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更为随机，也更为科学的办法为好，于是我在自己书房里找。 这些年，我基本不看小说，也就不会买小说。在太原，还会收到多个杂志社寄来的刊物，而在北京，连这个也没有。找来找去，还真让我找见了两本。一本是前面提到的央珍的《拉萨的时间》，内中收有她的小说名篇《卍字的边缘》。央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藏族学生，被称为“藏族天才女作家”，够格。另一本是，河北省香河县文联编的《小说散文精选》，内中选录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名叫《地下室里的猫》，载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作者张玉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廊坊市作家协会主席，够格。仍觉分量不足，一下子就想到了有“中国的契诃夫”之称的王祥夫先生，有他一篇，就足斤足两了。我有他的微信，此公常把新发表的作品，放在朋友圈里晾晒。一搜，果然搜到了，还冒着热气呢——2019年第6期《青年文学》上的一篇，叫《不过是个爱好》。有这三篇，足以显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骄人的身姿。 先看央珍的《卍字的边缘》。 央珍 开头写“我”参加藏民的婚礼，院心有个白灰撒成的卍字。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客人，新郎的妹妹说是两个乡巴佬，两人行礼时，不偏不斜，正好踩在卍字的边缘上，将这个字的美感破坏了。院子的主屋，让年迈客人休息，有人将这两个乡巴佬引了进去，两人坐在屋子一角默不做声。跳舞开始，那个女的，站起跳了起来，竟是那样的优美，那样的忘情。此事过后，“我”在河边洗衣服，遇到一个叫阿佳的女人，问什么都不开口，房东小女孩告诉我，阿佳是这儿的老师，叫白玛，原本是拉萨人，丈夫是这儿的区长，她随了丈夫来这儿教书。不幸的是，丈夫染上了麻疯病，跳水而亡。村民们都不愿意跟这个女人交往，跟她交往的，是远处山背后一所麻疯病院的院长夫妇。再后来，“我”得知邻院的那个老处女死了。她出身贵族，曾与一个叫普的男子订婚，而普到内陆学习，回来带了一个美人，这个女人多少年来，只有独守空房。几经查询，方知那天婚礼上来的两个乡巴佬一样的中年男女，就是那个从内陆学习回来，名叫普的男子，和他从内陆带回的美女新娘。这个人生的谜，算是解开了。但是“我”总也厘不清的是，婚礼那天，他们为什么要站在卍字的边缘，为什么要往卍字中间挪动脚步，又为什么步履迈得那么艰难？ 叙事之简洁，意蕴之飘忽，读来像一首唐人的绝句，又像一首徐志摩的小诗。但是，这是小说吗？我们只能说，中国的小说，是讲究蕴含，讲究意境之美的。 再看张玉清的《地下室里的猫》。 张玉清 像许多小城一样，有个小姑娘一家住在一幢单元楼房里，有地下室。小姑娘骑自行车上学，回来要将自行车推回地下室，要不就会丢了。这一天她要上学了，去地下室推自行车，听见相邻的地下室有猫在叫唤，声音凄惨，很是瘆人。原来，这是个半地下的地下室，朝外的一面有小窗户。窗户上的玻璃破了，猫儿从外面钻进来，掉在里面，再也爬不出去。一连几天，女孩儿都很害怕，终于得了一种近似癔症的病，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听见猫的凄惨的叫声。她母亲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是个医学博士，建议她录下猫的叫声，隔天让她的女儿听一次，听上一个月，习惯了，这个病就好了。母亲回家，告诉小姑娘的父亲。父亲想逮只野猫，逮不住。两口子想了个主意，去宠物市场买了只小白猫，扔进邻居家的地下室，不停地录猫的叫声，放给女儿听。一个月后，女儿的病果然好了。又过了几个月，邻居的房子出售，新主人清理地下室，用铁锹铲出两张猫皮出来。新主人很是奇怪，怎么会有两张猫皮呢？看这样子，都有一年了。正在这时，小姑娘恰好推着自行车，从地下室上来，见了，淡淡地看了一眼铁锹上的猫皮，没做声，也没有跟新来的夫妇打招呼，紧走几步抢在前面，到了楼门口，骑上车子，头也不回地上学去了。 这叫小说吗？这叫揭露。为了治好女儿的病，竟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猫，扔进地下室，不停地录音，活活地饿死。这揭露，不是多么激烈，却也有深刻的一面。不能过多地指责，只能说，我们的小说，原本就有揭露世相的功用。 最后来看“中国的契诃夫”王祥夫先生的这篇《不过是一种爱好》。 王祥夫 故事是说，有个叫老布的老人，妻子亡故，他一个人过日子。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不怎么与他来往。这天夜里，老布家里的水管子裂了，没办法，只好去找儿子。敲开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儿子一身女人的装束，抹了口红，搽了粉，还穿着高跟鞋。曾听人说儿子有此怪癖，传言得到证实，老布甚是气愤，进到屋里，将一切女人用的行头，装在一个蛇皮袋里，拎回自己的房子。老布坐在电视机前，面对墙上亡妻的遗像，喃喃自语“看你都养了个什么儿子”。墙上的老伴，静静地听着，微微地笑着。气愤过后，老布也想体验一下，于是从蛇皮袋里，取出儿子用过的一件连衣裙，自个穿戴起来，在镜子前面，做出各种动作，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遂脱了扔到一边。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一种病态？老布弄不明白，于是打电话给一位当医生的朋友老刘，难开口，还是开了口。电话里，老布说他的儿子有女朋友，可就是爱穿戴女人的衣裙，内裤与胸罩，一应俱全。老刘笑了，说这叫异物癖。老布问，会不会是身体有什么毛病？老刘说，这个你要问问他的女朋友。又说，既然他有女朋友，你说的衣物，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落在那儿的？老布听了，一想也对，便打电话问儿子，是不是他的女朋友的。儿子听了，大声回答，不是女朋友的，就是他自己的，“我愿意”！无奈之际，老布服了软，也想通了，就当是儿子的一种爱好吧。过后，他给儿子买了一件麻灰色的休闲西装，连同那一蛇皮袋女装，给儿子送了过去，见了面直说：“别激动，就当那是你的一种爱好吧！” 这叫小说吗？你还别说，“中国的契诃夫”的这篇小说，还真是一篇最像小说的小说。前面的概述里，为了节省篇幅，省去了三个意象：一个是在整个过程中，老布家里，有两只宠物小龙虾，一直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次老布不小心踩断了一只小龙虾的一条腿，过些日子又长了出来。这给人的感觉，是要暗示什么。一个是在说到医生老刘时，说老刘曾援助非洲某国，单身久了，养成喝咖啡的习惯。老刘曾对老布说过，结婚真没劲，结婚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一个人真自由。再就是，老布的亡妻朱兰，脾气大得很。她去世后，老布着实松了一口气，总算没人再对自己发脾气了。这三个意象，都可能将小说的发展岔开。但没有，故事没有岔开，人物也没有翻转，一切都按照最平庸的路子走了下去——这么严重的事态，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而已。 斯维拉克 该着说斯维拉克先生的短篇小说了。 金马洛先生寄给我的两本小书，在斯先生他们国内出版时，一本叫《短篇故事集》，2008年出版；一本叫《新短篇故事集》，2011年出版。翻译成汉语出版，前一本叫成《女观众》，后一本叫成《错失之爱》。据书中说，《女观众》里各篇，是斯氏早年写下，压在抽屉里一直没有拿出，直到在影视界成大名，已届72岁时才正式出版。《错失之爱》里的各篇，是在前一书获得大成功后，两三年内写下的。 为了与上述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数量上保持平衡，我只打算选三篇，且不打算选最叫好的。用作书名的那两篇，当然是最叫好的，就不选了。思之再三再四，从《女观众》一书里选了《追踪记》《伏尔塔瓦河》两篇，从《错失之爱》一书里选了《温泉疗养院》一篇。下面一篇一篇地说。 《追踪记》是一篇最能代表斯氏风格的小说。 一个叫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的老人去世了，没有几个人来送行，幸喜有他的五个子女，赫然端坐一排，才使得告别大厅不至于显得空落冷清。“我”曾对死者作过承诺，不暴露他生前的秘密，现在他死了不妨一说。多年前，“我”去一家淋浴房洗澡，刚脱下外套，有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身穿雨衣闯了进来。淋浴房老板娘跟“我”商量，可否让此人先洗，他会很快完事，不耽误“我”的工夫。“我”虽不太高兴，但还是同意了。此人不等“我”吭声，立即冲了进去，不消片刻，浴室门砰地打开，那人走出来了，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嗒嗒滴落。他疾步出门，往东一拐，身后留下一路潮湿的水渍。“我”大感奇怪，急忙穿了衣服跟了出去。暮色四起，他几乎是一路小跑，身子一闪，拐进苏佩塔尔酒吧，走到尽头，又返回来，喝了女招待为他准备的一杯雅卡玛如斯酒，转身就走了。“我”继续跟踪。他进了阒无一人的公园，来到喷泉边，越过栏杆，从喷涌的泉流下昂首而过，大步流星朝市中心奔去。他进了地窖酒吧，朝后走去。“我”怕被他发现，进去后先坐在吧台前，要了一杯酒。不一会儿，他浑身湿漉漉地过来了，恰好坐在“我”身边。侍者递给他一杯雅卡玛如斯酒。“我”告诉他，我是记者，很想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同时问他，能不能再来一杯酒。他答应了。两人喝了好多杯酒，直到午夜过后，他才说了实话，同时要求，在他辞世前，不得将此事公布。他就是巴施蒂希，是一个小职员，收入不高，独自抚养五个孩子。不是他不想再婚，而是没有人愿意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五个娃儿的枷锁。生活太苦了，他给自己规定，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可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实际上，这样的酒，他是喝不起的。某次他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客人进到酒吧，其他客人一见就知道外面下了大雨，纷纷加酒延时。受此启发，他跟老板说，只要老板免费为他提供一杯烈酒，他就可以做这样的表演，当然得是没有下雨的夜晚，还得是那种没有窗户的酒吧。“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欺骗公众吗？巴施蒂希说，当有人看见他湿透的雨衣后发问，先生，外面下雨了吗？他总是回答，不，他刚才淋浴了。可惜没人相信，而相信外面真的是下了雨。他仔细研究过刑法，没有哪条提及并规定，如果不是下雨天，人们不能穿湿衣服……不幸的是，后来在某天夜里，因为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和失职，布拉格失去了一个勤俭持家，又满脑子创意的男人。 《伏尔塔瓦河》更是充满了智慧。“我”是一个钢琴家，主持一档少儿电视节目，也还有点小名气。但是，这个节目被一个叫科尔赫的音乐评论家痛加诋毁，电视台也停播了已录制好的节目。没办法，“我”只好应聘到一个文化机构，去乡下学校给孩子们演奏钢琴。不是所有学校都有合格的音乐设备，“我”只好雇了一辆小车，拉上设备，四处奔忙。经常演出的，是大音乐家贝德里赫·斯美塔的交响曲《伏尔塔瓦河》。“我”一边弹琴一边讲解，效果甚佳。“我”的司机叫特洛比奇，是个粗鲁的中年汉子，对《伏尔塔瓦河》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必然与作曲家的性事有关，要不不会写得这么激情澎湃。某次，“我”去一所学校演出，前一天晚上酗酒嘶喊，嗓子失声，所以，第二天的演出，只好改成由“我”来弹琴，而由特洛比奇讲解。不顾我的暗中提示，特洛比奇大显身手，满嘴胡说八道，说音乐家如何来到伏尔塔瓦河畔的一个村子，勾引了居停主人年轻漂亮的妻子，两人相携私奔，经历种种曲折，终成好事，一同前往市政厅办理结婚证书，市政厅官员掏出印鉴，砰，砰，盖了两下。而《伏尔塔瓦河》的曲终，恰是两个出其不意的重音。特洛比奇的解释是，先敲击印泥，再砸向那张公文纸。待他讲完，后排一位听众，竟轰然倒地。奔过去一看，竟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科尔赫先生。 《温泉疗养院》是斯氏晚年的作品，写的是“我”住在一家疗养院里。这儿有个绰号叫大熊的医生，是位颇有名望的肌肉骨骼疾病专家。“我”的颈椎有毛病，经这家伙一番调治，竟然好了。这期间，“我”喜欢上了一个叫伦卡的女护士。她呀，小巧玲珑，真是迷人。疗养院还有一对老夫妇，丈夫是个钢琴调音师，双目失明；夫人扬娜女士，年纪虽大，也还风韵犹存。我对这位夫人，也有点意思。一次调音师忘了带一个小工具，我去酒店去取，才发现夫人实际老朽不堪，顿时失去了兴趣。老调音师一面希望自己能治好眼疾，一面又担心，若真的治好了，看见他的夫人，她还像年轻时那样漂亮吗？“她以前美得令人心醉。这是我们盲人的优势，我们的女人永不衰老。”经过一番痛苦的治疗，暂时还不见起色。一次，“我”请老人来酒店房间，看电视上的网球比赛，老人看不见，实际是听。当他站起来面向窗外时，忽然发现自己能看见了。他要和“我”一起去找扬娜女士，报告这个好消息。但老人有些晕眩，只好暂且不动，由“我”去报告这个消息。夫人在温泉游泳，去温泉要经过咖啡厅。而在咖啡厅，“我”遇见扬娜正在跟大熊医生亲热地叙谈，且在医生的手臂上不住地抚摸。“我”告诉扬娜夫人，老人不再是盲人，什么都能看见了。扬娜夫人竟不见一点喜色，一双大眼睛不解地望着“我”。大熊则是愤愤地质问：“你是什么意思？” 这篇小说，我觉得更有味儿。它没有了早年那种强烈的感情落差，事件完全是在情理中进行。然而叙述的舒缓，描摩的细致，使作品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正如中国旧诗所说，“繁华落尽见真淳”。 这样剖析小说，如同街头的艺人在打“莲花落”，只能说些大而不当的空话，绝然传达不出艺术品内在的精妙、外在的气韵。不怕。起初我就没有那样的打算，只是想说明，我们眼下的短篇小说的写作，与斯氏的小说写作，有哪些质地上的不同。 不必绕圈子了，还是把斯氏对短篇小说的看法说出来。 《女观众》和《错失之爱》的前面，都载有斯氏写的《致中国读者》，后面都附有译者徐伟珠写的《译后记》，封底还特意印了斯氏的一段话。将这些文字归纳一番，不难看出斯氏在短篇小说写作上的诸种端倪；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话，最恰当的表述该是：句号的位置。 斯氏说，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作家，写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作家似一介农夫，而短篇小说作者则像一个园丁。经营的地块不同，操作的方式也就不同。短篇故事好比一垄畦地，长篇小说则似一片广袤的田野。他始终深知自己耕作不了田野，而畦地上的活儿，却令他心心念念。年轻时他写了许多短篇，因为忙于影视的表演与创作，只好将这个爱好深藏不露。直到在影视上功成名就，这才重操旧业，且一举成名。 他将自己的写作，做了个精巧的比喻：宛如见了一个果核，力图还原出一粒樱桃，或者一个李子。他笔下的故事，多是在舟车旅途中捡拾而来，或许是别人向他倾吐的亲历和心语，或许仅仅是邻旁餐桌无意间飘入他耳中的一句话。他的创作，源于他的想象，想象之前发生的故事，以及之后演绎的情景，在母语中找寻恰当的表达，为他带回期盼已久的果肉和果汁。 从他的陈述中，我们能感到，当代捷克年轻一代的作家，跟同一年龄层面的中国作家，犯着同一个毛病。斯氏是这样说的：当今短篇小说的概念已然发生改变。一些作者的写作，几乎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即他们的叙事无需有意义，他们的文本想结束就结束，就这么简单。斯氏对此深不以为然，他说：“我跟他们不属于一类。我喜欢为自己的故事找到适当的句号。” 按我的理解，斯氏的这一理论，还可以做这样的阐释，就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在短篇写作中，只是一味地用“逗号”，而不知道“句号”是什么，也不知道该点在什么位置。看看斯氏的这几篇小说，就知道他的命意何在了。我将之归结为两个法则，一个是故事的，一个是人物的。故事要岔开，人物要翻转；岔开了要能兜住底，翻转了要还是那个人。 且以《追踪记》为例。故事的岔开很明显，在淋浴房，在公园喷泉下，巴施蒂希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浇个湿透，而在酒吧里，却安然地享用着美酒，越来越让人不可理解。然而，巴施蒂希的说辞，让人心酸却无可厚非，也就是说“兜住了底”；人物的性格与品行，一下子翻转了，却还是那同一个人。另外两篇，大致类似，不赘。 且看中国作家的短篇。《卍字的边缘》里，故事的脉络似有似无，人物的形象朦朦胧胧，我们只能说有意境，有蕴含，却看不到事件的岔开，更看不到人物的翻转。相对而言，《地下室里的猫》在叙事上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渐次推进，从容不迫，出于爱心，而残害了一个无辜的小生灵。事件是岔开了，而人物见不到翻转，这也是因为，作者重在讲故事，而没有将笔墨用于父母这一对人物身上。 最可惜的该是《不过是一种爱好》，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叙事的技巧，都接近了名篇的层面，然而因了心地太软，只想着抚平与解说，而未及挖掘与拓展，活活地将一个“预备期”的名篇，走成了平庸的死局。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可以岔开的，可我们的作家，就是不岔开，就是要按照既定的抚平的路子走下去。哪几个地方呢？至少有三条线，都可以走下去：由小龙虾长出新腿来，可以岔到动物能长出自己需要的器官，小布的男扮女装，不过是满足自己生理的一种需求；由刘医生对女人的厌恶，岔到小布对婚姻的恐惧，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自慰，近似于两性人的处置；由亡妻朱兰生前的大发脾气，岔到老布穿上儿子的女装之后，寻找到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觉，从而理解了儿子的异常举动。事件岔开了，且兜住了底，人物随着来了个翻转，往反叛上推可以，往人性上推也可以，翻转了仍是那个可爱的青年，可爱的儿子。 再往下探索，还有一种可能。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我的一位旅居德国的朋友，给我发来一则信息，说默克尔辞去CDU党主席，继任者也是位女姓。继任不久，她建议立法修建中性厕所，为那些既不站着、也不坐着小便的人着想。此言一出，遭到了嘲笑与抨击。她也不客气，做了有力的回击。引用这个趣闻的意思是想说，小说家的思维，应当有特异之处。我们对世情的观察，是不是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对如此严重的人生病症，祥夫现在的处理，只能说是一种充满爱意的抚弄，或者说是一个不怎么好看的媚眼。 前面说了，我这样的老朽，竟然以“72岁”与“中学教师”这两个条件，与了不起的捷克作家相比配，有人会斥之为“无耻”。一个自称“卑劣小人”的作家，对这样的指斥，没有羞怯的必要。我还想往前走上一步：既是无耻，就不该留下一点“耻”的渣滓。无耻而能做到纯净，品相上总好看些。 很早以前，我也是个写短篇小说的，后来知道没有这个才华，转而做了别的事。总是心有未甘，退休后又重操旧业，写起了小说。只是这次，不写短篇了，写了个长篇，就是前面说过的《边将》。现在的字数是49.4万（以2019年5月第二次印刷为准），那是加上了空页，甚至是加上了插页涨出来的。现在是15章，也是在多次修订中，从原有章节里拆出来增加的。起初写的时候，我是按10章36万字的预设写的，每章3.6万字，每章6节，每节6000字。每一节都要它是一个精美的短篇，每一章都要它是一个完整的中篇，最终是一个气势恢宏的长篇。 再就是，在这部小说里，要体现我的小说理念，说白了就是，小说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智力的较量，你要胜过读者，读者才会认可你这个作家。这可不是这几天看斯氏的两本书悟出来，或是从他的“句号的位置”上套过来的。早在2016年12月在扬州的一次演讲中，我就说了这个观点，全文收在2017年9月出版的那本《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里。谓予不信，可去查证。 我当时没有事件岔开的意识，而人物要翻转的想法，则是心心念念，明明确确的。我说要把无耻做到纯净的地步，就是要在这儿举《边将》中的一例子，说说怎样的处理，才是人物的翻转。 《边将》第8章名叫《荷叶坪》。前一章写了主人公杜如桢在一场大战之后，回到右卫家中，而家中出了件大事，就是寡嫂无法忍受婆母的恶语中伤，大闹了一场；全家男人的意见，基本上倾向于让她再嫁（等同逐出家门），而将儿子留在杜家。晚上商议此事回来，很晚了，杜如桢回到自家屋里，媳妇沈氏已洗了身子，钻进被窝，灯还亮着，等他回来。杜如桢爱慕寡嫂，媳妇是知道的，且一直为此耿耿于怀。临睡前，种种爱抚，沈氏都一一领受，只是对丈夫逡巡不进，表示不满，甚至疑心他是从寡嫂房里出来。丈夫分辩说，他是从爹那儿出来，一晚上都跟爹和大哥商议拿二嫂怎么办。不料沈氏一听就发了火，说真不要脸，几个大男人商议着欺负一个女人，你说你们要脸吗？杜如桢甚是惊异，问道，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平日你不是恨二嫂吗？沈氏的回答，让杜如桢顿时无地自容，沈氏说：“不定哪天，我跟二嫂也是一样的下场！” 沈氏这样一说，杜如桢立马就明白了，他们在对二嫂去留这件事上，先前的态度是错的。第二天夜里，再商议二嫂的事，他主张二嫂愿意留，就应当留下。有了他的力主，爹和大哥也都觉得先前过了些。杜家的男人们终于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二嫂不用走了，孩子认到杜如桢名下。一场家庭纠纷圆满解决，主人公与二嫂的关系，又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我不是说我的小说多么的好，只是说，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可以加强了再加强，而次要人物，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翻转的。 无耻吧？可多么的纯净，不带一点“耻”的渣滓。 2019年6月19日于景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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