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居龙藏《蒙古旅行》读后

一百多年前日本的人类学、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对蒙古的东部完成了学术调查，记录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写下了《蒙古旅行》。他早期对满蒙地区的田野考察，对东北亚古民族的研究，可以称为东北古民族学术的大家。对鸟居龙藏在一百年前的不辞劳累，多次实地走访蒙古东部地区，进行学术上的调研表示敬意！

对于东北亚的历史及古民族研究，从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俄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早于中国学者，中国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了北方游牧民族相关记载，还有《汉书》、《三国志》、《魏书》等，由于地理环境等局限，更多的是听闻和抄录相关史料，并没有条件去实地走访和调查，所以并不是第一手资料，早期史料和晚期史料，对一些部落及其疆域的记载内容重复，常常用一个名字去称呼几个部落，文献资料的不足之处还表现在史书的作者对毗邻民族了解的欠缺。比如东北地区古民族肃慎，到汉朝时就成了挹娄，南北朝时又成了勿吉，隋唐时称为靺鞨，所在地区没有变，只是名称改变，早期东北亚古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多靠口耳相传，民族的形成发展及长时间的部族迁徙、融合，使得东北亚古民族研究成为亚洲民族史研究中的难题。所以西方学者包括近代的苏俄、日本学者从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方面进行研究，对东北地区、蒙古东部、朝鲜半岛、黑龙江流域大规模的考古研究，田野调查，结合中国的史料相互论证，以解开东北亚古民族之迷。

1908年春，鸟居龙藏从内蒙古赤峰出发，开始了对蒙古东部的田野调查。经内蒙后进入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书中对蒙古东部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习俗，语言特征，身高体貌，山川河流，宗教信仰，村落居民等方面有详细的记录，对辽中京、辽上京、庆州等辽代遗址进行实地科考，蒙古东部的古城多为辽代所建，现存有辽代古塔、石碑、陶片、古钱等遗存，早期为东胡、回鹘居住地，发现有陶片，石斧，玉器，铁器等，鸟居龙藏带有清朝理藩院的护照，沿途受到内蒙外蒙王府的关照，并有官吏及兵士随行，所以走访调查也是顺利进行，每到一地都会受到蒙古王府热情的接待，经常宿泊在王府或当地富户家中，偶有拒绝者，便强行闯入，也有些村落的蒙古人见到他们到来便纷纷骑马逃离，更有甚者全村将车马藏匿到山中，待其离开再将车马牵回。如果说蒙古有男主人见到不喜客人到来借机逃离，待客由家中女主人应酬的习俗，那整体的逃离也说明不欢迎外国人或是害怕官兵的缘故。听内蒙的衙役讲，外蒙人非常固执，虽同族，但内蒙古与外蒙古的王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人们也相互敌视，劝其不要进入外蒙，但鸟居龙藏还是进入外蒙古，向北行走，当时俄国的势力已进到了外蒙古，当地蒙古人并不排斥俄人。鸟居龙藏在到达贝尔湖后返回，并没有深入到外蒙古腹地进行考察，略有遗憾。在外蒙古的东部，鸟居龙藏发现有边墙遗迹，据当地蒙古人讲是成吉思汗时所修建，边墙从兴安岭西部延伸至黑龙江地区，这个发现很是意外。今天来看这应该是金长城的遗址，当时的金朝为防止蒙古的入侵，在兴安岭南北向建有长城。鸟居龙藏发现在蒙古各地都建有喇嘛庙，有的村里尽是喇嘛僧，蒙古有一半以上的男子都在喇嘛庙做僧侣。喇嘛庙的建立和僧侣制让曾经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失去了往日的民族血性，还有一点就蒙古各部落边界的固定，让游牧民族失去了移动性，不能相互征伐，也不可能出现统一强大的蒙古，清朝对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对蒙古各部划分牧场，严格禁止蒙古各部的通婚和人畜越界，蒙古各地的旗越来越多，实现了对蒙古分而治之的目的。清末为稳固和开发边疆地区，对内蒙古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边地垦荒政策，大量内陆民众进入内蒙进行垦荒，将牧场变为耕地，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对树木砍阀现象也比较严重。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蒙古人民风淳朴，远离内陆的地区，更接近于古代蒙古人，在民风，习俗，语言，服饰等方面。鸟居龙藏认为与汉人混居的蒙古地区，与汉人多有交集的蒙古人并非纯良，狡猾且善于钻营。书中多处对汉人有不友好描写。同时鸟居龙藏也承认汉人的勤勉，蒙古人的懒惰。其实汉人对内蒙地区的垦荒，耕田，经商，活跃了当地经济，促进内蒙地区的发展。通过走访调查，鸟居龙藏认为蒙语同日语有着共同的语源，从语音，文法，多有相似之处，相貌上从人类学来讲或许还有亲缘关系，蒙古的摔跤与日本的相扑，渊源颇深，蒙古人有些习俗还与阿依努人相似。语言是确定民族族属的基本特征，鲜卑、乌桓、契丹、室韦、奚等属东胡，难不成日本也有着东胡的族属？到目前还没有被证实。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殖民扩张，早就对中国的满蒙地区怀有侵略野心，后来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就得到证实。鸟居龙藏被认为是能够坚持学术上纯粹性的学者，但对日本人进入到中国的蒙古东部进行田野调查也难免让人心生疑虑，有随行的蒙古衙役故意报错地名，也有鸟居龙藏俄文版地图丢失，对身边蒙古人的猜疑，当时晚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大变局，这种情形也是在所难免。

原创作品：墨也

2019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