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历史溯源

​内蒙古历史源远流长，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文化。在鄂尔多斯南部萨拉乌素河畔发现的河套人化石，是内蒙古地区已知最早的人骨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7 万至5 万年左右。大约1 万年前，满洲里地区有扎赉诺尔人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留下了更多、更稠密的踪迹。从东北部的海拉尔河流域，西南经锡林郭勒、乌兰察布草原，至额济纳荒漠，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的以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敖汉旗赵宝沟遗址、赤峰红山后遗址、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聚落遗址、赤峰小河沿遗址为代表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夏家店、魏营子等青铜时代的遗址，描绘了大约8000 年前至西周早期西喇木伦河上游及其支流一带的历史发展的轨迹。在中南部，包头市阿善遗址、西园遗址，清水河白泥窑遗址，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凉城县老虎山、园子沟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准格尔旗大口遗址、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桃红巴拉墓葬等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的发掘，使大体相同的时段里，笼罩在黄河河套及其附近的历史荒烟正在消散。这些遗址所代表的诸文化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原地区诸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苏秉琦先生指出：大体位于内蒙古境内的长城地带，是探讨古代不同文化传统南北关系的“中间环节”[1] 。

大约在距今3500 年开始，地球气候明显地向干凉方向转化。从亚欧草原地带气候发展的总趋势看，公元前1200年到前500年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清凉干燥期[2] 。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亚欧草原地带气候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游牧业的产生。从此内蒙古历史进入了新的、具有强烈自身特点的发展时期。

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毕竟只能是人，是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但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3] 。它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特定的地区，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地理环境会给那里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打上深深的烙印，使其历史发展，呈现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特殊风貌。

马克思曾经指出：把社会生产的形态有的更发展，有的更不发展这一点撇开不说，劳动生产率总是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那些条件，可以拢总还原为人自己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外界的自然条件，又可以从经济方面分为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肥沃的土地和富有鱼类的水等等；和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如汹涌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道及树木、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是后一类富源有决定作用[4]。

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至前1000年代中，这样的“文化初期”，现代气候的形成，使内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为我们的先民在利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方面，规定了许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内蒙古地处亚洲腹地，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5]的接合部。由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组成的山脊，莽莽苍苍，巍然耸立，是内蒙古生态环境的分界线。山后是内蒙古高原，即蒙古高原的漠南部分；而山前的断陷沉降平原，包括河套��前套平原、西喇木伦河平原，南连黄河流域。三部分无论从地势、地形和气候看，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呈新月形向西南延伸至甘肃北山，全长约3000多公里，南北宽400～700公里，面积40.3万平方公里。地面起伏平缓，辽阔坦荡，实为高平原。这里冬季严寒，夏无酷暑，降水自东向西递降，且变率大。据目前测量，其降水保证率除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东北部而外，均在250毫米以下，大体反映了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这样的自然环境只适合经营游牧业[6]。

山前断陷沉降平原约10万平方公里。黄河、西喇木伦河、嫩江流经其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温度适宜，光照充足，目前年降雨保证率在250毫米以上；即使像巴盟河套地区不足150毫米，也有黄河灌溉。所以，自现代气候形成以来这里宜农宜牧，又因沙地、浅山分散，亦可兼营狩猎。

耸立于蒙古高原与山前平原之间作为两者分界线的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山地，从黑龙江畔向西南绵延2600多公里，宽度数十至三、四百公里，面积24.67万平方公里。在古代，这里森林密布，是游猎民的乐土，至今大兴安岭北段尚是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兄弟的家园。

还必须指出，由于内蒙古呈新月形，东西延伸达28°52′，因此三个地带中均可在东西部看到明显的差异。

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初期，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我们的先民们，自公元前1200年至前500年以后，或营游牧，或事农作，或业狩猎，或兼而有之，异彩纷呈，但大体上可尽归纳为内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和山前平原的农耕或游牧农耕经济。由于经营不同的产业，形成了游牧民族（包括兼营农耕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民族体系，它们又不可避免地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相联系。经济上的两种类型，民族上的两大体系，于是成为内蒙古社会的鲜明特点。

大约春秋末期，文明（这里指文字记载）的第一缕真切的曙光投射到内蒙古大地。据《史记·匈奴列传》当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它们是居住在内蒙古中南和东南部的民族；至于晋文公所攘之戎狄，“居于河西訚洛之间”，尚在鄂尔多斯高原之外，而陇西诸戎，则在陕甘之间。太史公总述各族：“各分散居黔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国家民族发展的早期阶段，内蒙古地区正处于以地域部落为单位的小国林立状态。《逸周书》的《伊尹朝献》提到：“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雀、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槖駝、白玉、野马、騊駼、駼驝，良弓为献。”多少透露了从今日新疆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些民族的名称[7]。

战国时期诸部兼并，逐渐趋向区域性统一。华夏诸国向北发展。历来被视为戎夷之邦的秦国，吞义渠而“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其长城已深入鄂尔多斯东南部。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括阴山以南，黄河以北而有之，并将当地楼烦人置为自己的臣民。东部的燕，则以秦开为向导，“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8] ，其版图深入今赤峰市和哲盟南部。与此同时，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或农牧兼营诸部亦逐渐集结。战国后期东胡成为奄有西喇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强大民族政权；鄂尔多斯大体为楼烦人的所有地；月氏据有今额济纳一带；匈奴单于国则以阴山北麓，今乌兰察布、巴彦淖尔山后为其牧地。内蒙古第一次有了相对清晰的民族区域地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随后统一蒙古高原。前202年西汉王朝取代秦的大一统地位。于是内蒙古地区分别为西汉和匈奴所分辖，长城成为西汉与匈奴两个政权，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的大体分界线。游牧与农耕经济需要互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人民需要交往，而两类民族的统治者又力求扩张，这些赋予内蒙古今后两千年的历史以绚烂辉煌，姿彩纷呈的风貌。

在阶级社会，尤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奴隶主封建主总是贪得无厌的。中原帝王标榜“奉天承运”, 信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四海之内皆朕赤子”；蒙古高原上的诸民族政权，也绝不会满足于“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突厥贵族怀念他们祖先的辉煌，“悉军征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了（他们）。使有头的顿首称臣，有膝的屈膝投降”[9] 。蒙古汗国贵由汗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声称：“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10]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政权与中原农耕王朝（不仅是汉族所建立的王朝，也包括北魏、辽、金、西夏、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两千年来，在内蒙古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战争，著名的如汉匈战争，北魏与柔然的战争，唐与突厥、与契丹的战争，契丹、女真与阻卜、达达的战争，北宋与西夏的战争，蒙古汗国与金、西夏的战争，明与蒙古的战争，后金与察哈尔的战争，清与卫拉特的战争等等，皆源于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对财富、土地和人民的争夺。这样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是毋庸讳言的，对于被侵害的一方是如此，胜利者亦概莫能外。但是，今天当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远距离审视这些战争的时候，将会有一些新的启示。

战争状态与和平时期相比，是很暂短的。以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为例，倘自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武帝揭开大规模讨伐匈奴战争的序幕，至征和四年（前89年）下诏罢轮台戍，中国古代史上这最著名的民族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只延续了44 年，大约相当于西汉200余年统治的1/5 。在这44 年的汉匈战争时期，有战事的只有20年，不足一半；而真正连年打仗，双方同时主动出击，你来我往的白热化时期，只是前229年至前219年这11年。至于其余约4/5的岁月，是相对和平时期，或有战争，一般无非是大大小小的边境杀掠。

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战争也有两重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又是新的政治的起点。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战争，从长远看，它使我国历代中央政府⑾在内蒙古的地方行政建置，越来越趋向普遍，越来越趋向稳定。对于内蒙古，中原王朝固然要在这里扩大它的领域，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寸土必争。秦汉以降，黄河、长江流域日益明显地成为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唯一重心，远远超出周邻区域的辉煌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也吸引着北方民族和东北民族的君王们去问鼎中原。北魏、金奄有黄河流域，划长、淮而与南朝、南宋并峙；元和清则成为我国著名的大一统王朝。他们或从内蒙古龙飞，如北魏和辽，或在内蒙古近邻的蒙古高原漠北地区和东北平原发祥，如金、元、清，内蒙古都是他们的核心根据地。秦汉王朝所设张掖、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西河、雁门、代郡、上谷、右北平和辽西诸郡，在内蒙古的辖区大体上包括额济纳河、鄂尔多斯、河套平原及西喇木伦河流域；其余地区则是匈奴、乌桓、鲜卑等族的牧地。经魏晋到北朝，内蒙古除东北部是契丹、奚、乌洛侯、室韦等附庸诸部外，基本上都在北魏有关州、镇的有效管辖之下。唐朝一度并漠北，不仅内蒙古，整个蒙古高原均归河北道、关内道和陇右道治理。10世纪以后，辽、金、元、清等王朝都在内蒙古全境稳定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辽代，内蒙古分属上京、中京、西京三道的有关府、州、县，边疆部族则归统军司和招讨司一类军政机构统辖。金朝，内蒙古分属北京路、临潢府路、西京路的有关府、州、县，东北路、西北路和西南路三处招讨司则专司招降和羁糜沿边各族。如果说辽金两代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草原，均归西夏，内蒙古乃至整个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那么元朝是大一统王朝，中书省直属之上都路、兴和路、大同路和弘吉剌部领地内的应昌路、全宁路，辽阳行省所属之大宁路、宁昌路、泰宁路，陕西行省所属之察罕脑尔宣慰司，甘肃行省所属之河套和套西的兀剌海路、亦集乃路，再加上呼伦贝尔一带的宗王分地，囊括了整个内蒙古地区。清代则在内蒙古遍设盟旗，包括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下属49 旗，以及套西二旗，锡埒图库伦喇嘛旗，呼伦贝尔、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都统旗、总管旗。只有明代200 余年，内蒙古大体上属于当时的北朝即北元��蒙古。两千年来，特别是辽以来，内蒙古作为中央政府稳定的统治辖区，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正是这深厚的历史渊源，内蒙古今天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北部边疆。追本溯源，在某种意义上，这主要应该说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对祖国的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在内蒙古，自秦汉以来2000 年，和平是基本的、主要的。这种相对和平，往往使内蒙古归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治理。此时内蒙古地区各地、各族之间，内蒙古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畅达，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一般情况下往来密切频繁，通行无阻。倘若这个中央政府是汉族执政，如唐，还要采取许多抚循当地少数民族的政策；如果是少数民族所建，如北魏、辽、金、元、清，总要利用权力，借助全国的人力、财力，以各种方式，促进这块龙兴之乡和后方根据地重要部分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辽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的建树，元经营上都开平，皆是人所熟知的。

另一种情况是，内蒙古地区分属两个政权，或者中央王朝与羁糜政权并存，而它们之间处于相对和平状态。此时和亲、封贡和互市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和亲、封贡是两个政权统治集团之间相对和平时期的关系形式，封贡还体现着某种松散的隶属关系。和亲或封贡没有也不可能杜绝军事冲突，而且常常又为新一轮的战争所取代；但毕竟是和平，而且和亲和封贡还意味着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2]；唐以后北方游牧民族首脑接受中央朝庭勅封，定时朝贡，也一定能获得优厚的回赐，给赐。这是一方面。相对和平状态所开辟的主要经济交流渠道还在于互市。

互市、关市、胡市、马市、榷场，历史上曾经有过众多的名字，在内蒙古一般都是中央王朝与蒙古高原上各族贸易的主要形式。据《史记·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这是汉与匈奴之“关市”的首次记录，但史言“如故约”，关市之开通大概是高帝9年（前198年）刘邦使娄敬往匈奴结和亲时定下的协议。自此汉匈间的关市贸易，除战争时期而外，大体上延续到汉末。长期的边境互市和经济交流，使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 “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中行说为此优心忡忡，认为“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13]。其影响可想而知。东汉南匈奴已入版图，对塞外乌桓鲜卑，光武帝时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结果据蔡邕说：“加以关塞不严，禁網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 [14]三国时鲜卑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育延等皆与曹魏互市[15]。唐与东突厥，早在武德八年即开互市，唐同时亦与吐谷浑互市，史称“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16]。互市对中原亦有重要价值，但历来少有言及者，这是珍贵的一条。后“迥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17] 。此和市似在京城进行。辽置市场与阻卜、塔坦、蒙古等交易[18]，振武军、保州等地均有榷场[19]。金代定制，“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20]。其在内蒙古境内，对北边诸部的贸易榷场，有庆州朔平榷务，抚州虾 山市场，抚州北羊城榷场，昌州狗泺榷场，抚州诸市场，天山榷场等；对西夏主要是东胜榷场，有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州和银瓮口五处，原为辽的市场[21]。明朝亦以多种形式与鞑靼、瓦刺、兀良哈互市。万历以后沿边各类市口有数十处之多，基本上是在今内蒙古南边长城沿线[22]。这里需要指出，在官方开辟的互市之外，民间的交易更普遍、更发达。但它很难见诸史册。历代常见的禁令，从侧面反映了它的存在和规模。但即使在战争白热化时期，这种经济联系也没有被切断。嘉清中期至隆庆初，蒙古右翼诸部对明的战争，在有明一代是最激烈的；明朝方面逐步建成严密的长城防御体系，使两个民族完全隔离起来。但嘉清29年大同总督报告：“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久遂结为腹心。[23]” 20年以后，隆庆4年，宣大总督还是说：大边墩哨，每墩12名“全不坐哨，专事交通，时以粮银私买货物，深入分定虏帐，交结酋妇，展转图利”[24]。执行切断蒙汉两个民族交往的墩兵，竟然充当了民间贸易的和平使者。经济联系的迫切需求，可以冲决一切障碍，包括长城，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5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呼盟扎赉诺尔的东汉拓跋鲜卑墓葬里，清理出铜规矩镜、漆器和织有“如意”字样的锦缎，这些都是来自内陆的产品[25]。早在东汉，中原出产的这许多手工业品，就已经被贩运到距离黄河流域如此遥远、如此偏僻的呼伦贝尔草原，历史上内蒙古与中原经济联系的紧密和深广，这是极好的物证。

客观环境的特殊性，政治演变中的相互兼并和包容，经济发展上的交流和互补，赋予内蒙古的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以鲜明的特点。

内蒙古的自然环境已如上述，但内蒙古幅员辽阔，由于地区差异，秦汉以后大体形成了如下的经济区和民族系列。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北段游牧、游猎和局部农耕兼营区，早期拓跋鲜卑、乌洛侯、室韦、乌古、敌烈、广吉剌、塔塔儿等具有传承关系的民族系列是这里的主人。西喇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游牧及游牧农耕兼营区，大体是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奚等具有传承关系的民族的故乡。阴山以南黄河流域的农耕或农牧兼营区，一般情况下是汉族聚居区。自锡林郭勒以西的内蒙古草原，则为匈奴等主要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地．在古代北方民族史上，匈奴、柔然、突厥、回纥以大漠南北为基地建立政权，都曾经将呼伦贝尔区、西喇木伦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从来没有将生活在那里的诸民族融合进来；以阴山两侧、西喇木伦河流域为根据地的鲜卑、契丹，虽曾奄有蒙古高原，但也无法改变那里的民族地图。这种情况在1206 年以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打破原有的部落体制，实行分封，经过蒙古汗国和元朝200余年的统治，原来生活在呼伦贝尔区和西喇木伦区的诸民族，都融化而成为蒙古。蒙古族成为内蒙古草原上唯一的游牧民族，此后历明清500余年而不变。所以，今天蒙古民族作为内蒙古的主体民族，是近800年历史结出的辉煌的硕果。

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诸考古文化就呈现出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秦昭王、赵武灵王和燕拓边置郡于内蒙古南部，当地的楼烦诸族，就有相当一部分融化于北上的华夏。匈奴史上的“秦人”，透露当时越阴山而进入蒙古高原的华夏族人口，已绝非少数。汉以后，差不多历代都有成批汉人被强制移民，或自愿迁居来到内蒙古。秦、汉王朝为了巩固新设立北边郡县，移民电垦于鄂尔多斯、阴山南麓。匈奴、鲜卑、突厥等等，都不断从长城以内俘掠汉族人民进入内蒙古乃至整个蒙古高原。据粗略统计，西汉一代匈奴俘掠汉人不下20 万。辽王朝为了建设京畿，多次进攻中原，“俘其民徙内陆”，即辽统治腹地西喇木伦河流域。此皆强制性移民。出征塞北，兵败投降或被俘的将士，以及他们因贫困出亡从亲的子孙；政治斗争失败和触犯封建刑律的逃亡者；无以为生，逃亡塞北，寻找乐土的奴隶和农民等等，也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自愿迁居内蒙古。史料显示，自秦汉以来，内蒙古地区始终都有大量汉人在这里生息。'汉族和北方民族所建立的中央王朝设置的地方郡县，固然是汉人集中的地区，如秦、两汉、北魏、隋、唐、辽、金、元、清；即使是未设州县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其治下也有大量汉人。曹魏黄初2 年3 年，牧地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鲜卑轲比能，两次遣魏人1500余家，近万人，还归曹魏治下的代郡、上谷。明万历中，在俺答汗后裔统治下的呼和浩特地区，汉人众至10万。其数量是惊人的。他们和蒙古族等北方民族一样，为内蒙古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在呼盟扎赉诺尔、乌盟二兰虎沟、哲盟科左后旗出土的轮制泥质灰陶，“制法与形态都表现出长城以南的传统”，近有考古学者指出，这“应是有熟悉这种生产技术的人口在北方当地生产的”[26]。汉人或集中，或散居，遍布内蒙古，这种轮制泥质灰陶当是他们留下的遗物。今天，很多汉人生活在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样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内在原因。

内蒙古自治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各民族分别经营游牧、狞猎和农耕。经济上的互补、交流，政治上的变化动荡，导致各民族的杂居。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融合是双向的。在内蒙古地区的汉人，如果散居牧区，都无可避免地很快融入游牧民族，像进入匈奴的数以10万计的汉族战俘、被掠边民、和亲使者等等，以及他们的后裔，统统成了匈奴人；即使聚居某一区域，像辽代的西喇木伦河流域，明中后期的呼和浩特一带，在那里从事半农半牧经营，倘若这一地区由游牲民族管辖，周围又是广阔的牧区，经过一代或数代的演变，也最终被契丹、蒙古或其他民族所同化融合。嘉靖33年以后，由于俺答汗的悉心经营，呼和浩特地区逐渐集结大量汉人从事半农半牧生产，到万历10年左右，达10万之众。不过25年左右，他们已经被称为“汉夷”。呼和浩特白塔汉字题记“北虏夷人西哨崔脑害”，这位题写者原本汉人，崔姓，取了蒙古名，并自称“北虏夷人”，生动地反映了这10万汉人蒙古化的过程[27]。两千年来，几乎历代都有大量汉人，分别融化于从匈奴到蒙古的北方民族系列之中；而蒙古是总其成者。与此同时，北方诸游牧民族，或由于入主，如建立诸燕之慕容鲜卑，建立北魏之拓跋鲜卑，建立辽朝之契丹，建立元朝之蒙古，或由于降附，如东汉之南匈奴，几乎历代都有大量成批的游牧民族贵族和人民，迁居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全境。他们在那里也先后被汉族所同化融合。今日《魏书·官氏志》记载了鲜卑120个姓氏，以及他们在魏孝文帝时所改之汉姓。此后，元、胡、周、贺、刘等百余个姓氏的汉人，相当一部分有鲜卑血统，这还仅仅从父系而言。胡三省曾感慨说：拓跋建国，南朝卒为北朝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扬於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8]。以后类似这种情况，还曾多次出现。今日之汉民族，是总其成者。内蒙古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源远流长，规模壮阔；现今内蒙古各族人民，既含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的血统，相互之间也渗透融合。几千年历史发展所铸就是这种亲缘关系，是我们的一份极可珍贵的历史财富。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从此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深渊。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团结起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旗帜，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同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境遇，共同的流血奋斗，使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各民族人民，真正团结在一起，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