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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10月，在宁锦防线连遇挫折的后金军队在皇太极的指挥下，绕道蒙古从龙井关一带突入长城，一路杀到北京城下。此时，驻扎在宁远的袁崇焕带着九千精锐星夜兼程回师北京，与皇太极展开激战，并将其击退。可惜，崇祯却以“通敌卖国”之罪将其凌迟处死，自毁了大明的最后一道长城。不过，崇祯并没有搞株连九族，放了袁崇焕家人一条生路，只是将其流放边疆而已。史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如果按照崇祯所言，袁崇焕确实是“通敌卖国”，那为何在其受到凌迟之后，不将其家人也一起杀掉呢？要知道，此等大逆不道之事，可是要株连九族，不留后代一人啊？所以，袁崇焕之死，罪名不在“通敌卖国”，而是另有隐情，抑或说是崇祯的无奈。在笔者看来，崇祯之所以这样做，有以下几点缘由。 其一、皇太极绕道蒙古偷袭北京，和袁崇焕没有必然关系。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皇太极之所以敢冒着后路被抄袭之危险，是因为袁崇焕擅自杀掉皮岛守将毛文龙，后金没了牵制才敢这样做。但是，这些说法不值一驳，根本就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崇祯不会不知道。就拿“毛文龙”牵制后金来说吧！皇太极攻略朝鲜和蒙古时，也没见他出兵攻击后金，起到多大的所谓牵制作用。蒙古投靠后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蒙古已经分裂，实力弱小，经常在两边摇摆不定，就算明朝曾经赞助，又如何。例如，明初的兀良哈三卫，到朱棣时期，不也一样骚扰明朝边境。此外，关内实际受辽东总督刘策管辖，不是袁崇焕所能插手得了，虽然名义上是督师蓟辽登莱津五处要地。所以说，皇太极绕道蒙古南下攻击中原，和袁崇焕没有必然性关系。
其二、袁崇焕作战方针正确，但却害苦了有田产的朝廷官员。崇祯上台之后，便立即解决魏忠贤，而后将袁崇焕召回朝廷，并在平台与之对答。当时，袁崇焕认为，若想战胜后金，除了实行“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外，还需要辅之以“和谈”，为大明编练军队、积蓄力量，赢得时间。这是明军在野战能力不足之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试想，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突击部队，想踏平女真，谈何容易，典型事例便是后来的松锦会战，若是有一支劲旅突击，估计胜利就在明朝这一方了。道理很简单，洪承畴的突击力量是炮兵，推进速度慢，所以八旗才能在撤退之后慢悠悠地扎营，等待皇太极增援，而后截断明军粮道。
袁崇焕的策略，崇祯是答应的，也是认可的，但却害惨了一帮在北京有大量田产的官员。要知道，袁崇焕能在北京击退皇太极，除了将士们奋勇杀敌外，还是依托坚固城池和红衣大炮。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袁崇焕怎会冒着大军损失惨重之危险与皇太极展开野战呢？不过，如此一来，八旗兵却得以肆意劫掠北京官员们的田产和家当，他们对袁崇焕自然是恨之入骨。这不是袁崇焕之错，而是明军野战能力不强使然。要知道，于谦搞京师保卫战时，明军战斗力还是很强，但依然避免不了蒙古兵之劫掠。袁崇焕的战略意图是，等待各路援军到达，尤其是自己在辽东的精锐之师全部抵达后，再搞全面合围，即使不能全胜，也要将皇太极打得脱层皮。
其三、袁崇焕在危难之际写信给祖大寿，其忠心可鉴。正当朝廷官员谣传袁崇焕故意勾结金兵入关时，皇太极实施了所谓的反间计，崇祯一怒之下将袁崇焕逮捕入狱，这牢狱一呆就是九个月，直到被凌迟。左安门大战之后，皇太极并没有走远，闻之袁督师被逮捕后，立刻回师，攻略永平、迁安、遵化、滦州四城，明军不敢抵抗。于是崇祯想到了祖大寿，但此人闻之自己的上司被逮捕后，立刻率关宁兵北返，不再理会京师事务。但是，袁崇焕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亲手写信给祖大寿，让其立刻回师救援，收复失地。就此而言，崇祯不会不知道他是忠于朝廷，是一代良将。若不是祖大寿，河北四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回来。
其四、袁崇焕给自己背锅，当了冤大头，崇祯心知肚明。在给予袁崇焕的罪名中还有这么一条，说是他勾结女真，和敌人搞“议和”。这实在不是什么罪名，因为平台对策时，崇祯是认可“辅之以议和”之策的。那么，为何崇祯此时又将其作为袁督师的一条罪状呢？首先，崇祯是个好面子之人，从不肯背锅，不愿意承担“议和”之骂名。典型事例就是因“议和”泄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替崇祯背锅了。其次，袁崇焕专权，“议和”之前不和自己打招呼。不可否认，袁崇焕专权是事实，其与皇太极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不告诉崇祯，这就犯了大忌，是典型的政治问题。不过，就算他告诉崇祯，只要“议和”泄露，他一样得死，结局和后来的陈新甲一样。
总而言之，袁崇焕之死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之需要，是政治大环境的产物。如果他真的谋反亦或是卖国求荣，崇祯估计会诛杀其九族，一个也不放过。顺带说下，袁崇焕之后，清兵入寇中原时，唯一的抵抗者卢象升也是被文官和皇帝坑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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