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历史文化简写「以吏为师」

先秦的德性渗透了礼制的基因，形成了以贵族为凝结核的差序格局。这对于激进派来说就象一个放置太久的器物，表面堆积了厚厚的污垢。智者与权力的狼狈为奸，催生了社会的清洗剂——成文法。

成文法将先秦的德器清洗得光亮如新。李悝、吴起、商鞅是那些智者名字的代表，与之对应的就是魏文侯、楚悼王、秦孝公。他们结合在一起将曾经的良民改造成顺民。从良民到顺民的社会沙化过程，其本质是对先秦共同体的清洗。共同体开始瓦解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平等个体，但平等的背后却是每个家庭的孤立无援，使之孤悬在吏治国家的汪洋大海之中。

秦的德器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一样，他装进的是具有因果关系的条条框框，这些成文的法律有时是那样的冰冷，有时是那样的残酷。立木为信的普法，让良民从此向顺民进化。所谓顺民就是将个人定格于成文法的条条框框之中。而良民的那种相对混沌，重视规训效果的社会法则，逐步被抛弃在历史的车辙里。

秦的祖先伯益是颛顼后代，在舜帝时被赐姓“嬴”。 历史上有“嬴姓多显”的记载，那是因为在夏桀之时，他们去夏归商，为商汤御，败桀于鸣条，其后嬴姓世代辅佐殷商。至商末，蜚廉、恶来父子以材力侍纣，周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大败商军，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以泄愤，恶来的父亲蜚廉躲到霍太山，嬴姓开始衰落。

周孝王时非子养马有功，孝王封给他土地。他用一种很重要的牧草“秦”作为国号标志立国的根本。从此，秦开始锻造属于自己的德器。

周幽王之乱时，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在骊山杀了周幽王（实际是周平王弑父），秦襄公以兵救周。周朝东迁时，秦襄公出兵护送，周平王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赐给秦襄公，就令他说岐山以西之地，只要你能从戎人手上夺回来的都属于秦，这为日后秦国的德器里装进了无限的想象。

战国时期魏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等为将。李悝撰写《法经》六篇以为治国之道，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地利、奖励农耕的经济政策，魏国逐渐强大起来。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子，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贵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所代替。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游士”。他们是在贵族政变中丧失身份，沦落为脱离共同体而周游列国的浪人。成为礼制瓦解的标志产物，也催化了社会进一步解体。这种生活对于贵族来说就是悲剧，但对于平民来说就是机遇。贵族的修养原本是自然的流溢，但将其变成书面的知识，平民加以学习虽有东施效颦的可笑，但也不可否认现实的机遇。游士的传统从此形成，延绵了上千年。将贵族的生活变成可以学习的系统的标准化知识，这应该是教育产生的最初内函，也是对封建天然贵族的破坏。（关于游士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秦孝公颁布的《求贤令》不仅是其胸有壮志，更是因被楚国、魏国欺凌的走投无路。秦孝公要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不过是想改变被人欺凌的现实，成为那个弱肉强食时代的食物链上游。

改变被宰割的命运最好就是把自己变成宰割者，牛羊是人类的食物，同样也是老虎的食物，同时人类也是老虎的食物。对人类来说老虎既是自己的竞争者也是捕食者。通常赶尽杀绝是最安全的办法，除非人类变成它的捕食者。还有一种办法叫“阉割”，掠夺其繁殖功的亡种方式。

《求贤令》就算是这种方式，智慧的游士成为了那个时代活跃的精子，只要能与权力的卵子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的生命力。但这种高质量的精子诸如李悝、吴起、商鞅之流少之又少，要获得这样的种子《求贤令》付出多高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秦孝公要成为那个时代的捕食者，决非是要替他人谋福利。成为捕食者总是优于食物本身的生存。他甘愿成为蝌蚪的温床，等待着它的到来。他不吝重赏，向全天下颁布《求贤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卫鞅，摆动着尾巴投奔秦国而来。他三见孝公，从帝道谈到王道，从王道谈到霸道，当谈到霸道时秦孝公预感到这只蝌蚪带着优质的基因。

商君不仅带来了李悝的“法经”，他还带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法。“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使得秦人皆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闻战则喜，使秦国迅速从一个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为“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军事强国。

商鞅将分封制下的行政区域管理变成了县制管理。破坏了旧贵族的封邑，加强了国家的集权，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县”本是指国内没有分封给具体领主的土地，出于利益和权力等多方面的考虑，这种行政单位逐渐增多。由于土地在属国土地延展之外，在治理上所属国就得派人去管理，这与封土建国的诸侯国不一样，管理人员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能执行所属国的行政指令，后世的“县令”这个官职名称应由此得来。县制管理的变化，从根本上将贵族的管理权限收缩到物质层面，土地上的人及武装力量被国家剥夺。这样不仅将贵族僭越的可能消灭，同时也消灭了原本意义的贵族。

军功授爵制打破了“世卿世禄”，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按爵位高低分配田宅，无军功者不可得爵，军人成了最荣耀的职业。平民从此可以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这极大地刺激了秦人为国作战的勇气。敌人的头颅成为论功行赏的资本，他们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敌人的头颅可以换取爵位，这就是“首级”一词的来源。商君发明了让秦国士兵兴奋，让敌国士兵成为无头鬼的词。这不仅是生命与权力的交换，更是爵位与国土延展的交换。与其说是一种交换更不如说是一种赌注。

让平民有机会走进贵族的行列，这绝对不是民主与平等的萌芽。它只是个人私欲的一种赌注，用青春的勇力赌未来的荣华。战胜敌国的力量凭借着勇力与勇力的叠加，总会显得有些孤注一掷。充满着浓厚的机会主义，一当它弥漫到足够的空间，军国主义政体就应运而生。

“闻战则喜”的好斗基因，嵌入到个人、社会组织甚至是国家，那礼制下同侪的战争，就变成了毫无形态的残酷杀戮。血流成河的屠杀，对于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的人来说，那只不过是功与爵的代名词。公爵的宅第不过是用死者的头颅砌成，他们在那里饮酒作乐，被那双曾经作为晋级的眼睛死死的盯着。他们也终将成为他人宅第的砌墙砖，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宅第的主人姓刘名邦。

变法自古以来没有停歇，但成之不多，败之有余。究其原因，分析起来是复杂的，只要本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的原则，还是可以一言蔽之为：“变”无形态， “法” 则无度。雕塑应定格在线条与轮廓的清晰化，定格后的深耕细做应以不破坏已有清晰为前提。这就是走钢丝的本领，没有这个本领就别揽这个活。事实证明商君走钢丝的技能非常的初级。

“其身虽死，其法未败”。商君为变法付出了生命，但变法是成功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谁也无法撒谎。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想住客栈，客店老板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不可留宿无凭证的客人。编出这种对变法有着仇恨的故事，足以说明变法的成功。看来惠王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当然，在另一个世界里，秦孝公会给商君一个“为国捐躯”的光荣称号。

商鞅改变了历史的车道，让历史从分封制走向吏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不仅是他个人为历史作出的贡献，也是那个时代聚合的智慧结晶。只可惜时代给了他改变历史的机会，却没有给他留下改变自己命运的宿命。他最终也落到了自己的口袋之中，秦王朝的命运好象也是如此。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种守旧的论调在商鞅之后的秦地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当时统治者心中装的是普天之下，平民心中装的是功与爵，这种政治集团与平民分赃的模式，使秦国吸引了大批的游士，最终共同的将秦国推到了史历舞台的中心。

秦朝开国君主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用郡县制。还统一的度、量、衡制，做到了“车同轨” “书同文”，促进文化、交通、商业的大发展，同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了。

秦始皇在位期间，用蒙恬北征匈奴，收复河套失地。征调民夫修筑长城，成为如今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万里长城。用王翦南征百越，开凿灵渠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沟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又一奇观。这都是沙化个体悲惨命运凝结的符号。吏治国家是时代的进步，但单极化发展决定了它的灭亡。就像雕刻家塑像一样，雕凿的碎料与塑像的边界应定格在线条与轮廓清晰之际，进一步深凿是对雕塑的破坏。吏治任性的纵向推进，对德性的破坏就像雕塑一样，因深凿而不可修复，最终走向破产。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烧掉，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焚书开始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焚书坑儒'的实质就是思想统一的运动。秦始皇找了几个儒生的茬之后，一场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虽然激烈了，但短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用法治擦亮的钢刀可以战胜敌人，但对待自己的子民又似乎达不到长期目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真正的主人不是吏治，也不是礼法，更不是皇帝。田间耕作的老农，穿梭在马路与城市的商人，朝堂之上的同僚，还有那四书五经的“读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崇尚暴力轻视教化的思想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雕塑的线条既然清晰，深凿下去只会遍体鳞伤，只有细致的抛光打磨，才能显示出雕刻家巧夺天工的鬼斧神工。

个人的行为只受法律约束，而失去了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习惯法。无异于将无限的行为置于有限的法律条款之中，必将有溢出的行为而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用法律条款促进的社会进步，又因法律不能涵盖的问题而迟滞。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如当初用成文法对习惯法的清洗一样。今天当习惯法退化超过一定的阀值，就意味着统一思想领域需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谁又能真正得罪的起所谓的书生。焚书坑儒得罪的是世代的儒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代表人——言官。他们不会打仗当然也有少数非常能打的，如陆逊、范仲淹、虞允文、袁崇焕等，一般是靠着三寸之舌，长着一副硬骨头，历史上有名的有比干、魏征、寇准、海瑞等。他们以谏死为荣，只要因谏言被打一顿板子，内心会感到无比荣耀，并且到处炫耀，某年某月某日因某事被打板子。

这帮口水丰富骨头硬的人那能得罪。秦始皇确实是没有经验，不仅焚书还敢杀人。历史证明秦始皇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活着的时候你秦始皇很生猛，但你闭上眼睛后该换成儒生了。死后让你骂名滚滚而来，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他们把所有的罪名和骂声都指向了秦始皇，让他背上了万世暴君，遗臭千年的千古典型。

秦老板的任性是德性向权力的妥协，规训效果的退化意味着格式化行为的溢出。法无禁止的行为，如德性被污垢覆盖一样，吏治开始步入了礼制的后尘。需要社会制造出新的清洗剂让它重现光亮。无约束的权力发展，直接导致法律无形态的运用。激起点浪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超出阀值后寂静的溢出。溢出产生的效应就如从堤岸上漫出的水，只要一场暴雨来临，那种百川归海引发的洪水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暴雨的脚步正在逼向秦老板。博浪沙的铁椎虽没能如愿的将这份厚礼交给秦老板，但足以证明张良的谋划能力还是一流的。设计出这样的产品单凭胆量都是值得敬佩。虽然结果是一场空但目的非常明确。从此，张先生与“博浪沙”名扬天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个壮士名叫“荆轲”，图穷匕见，刺秦王不中，被杀死。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侠义英雄。时隔九年后的张良刺秦失败，张先生却脚下抹油一溜烟有多远跑多远，为此付出生命的是那个挥锤的大力士。看来张先生不愧为人中极品，两千年来他应该是阴柔之术的高高手。

把荆轲与张良并列在这里，只是比较一下术与侠的区别，谁是谁非没有定论。张良被尊为谋圣，五胡十六国第一流的谋士张宾，三国时东吴首席谋士张昭，创立道教的张道陵，天文学家张衡，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创立者张鲁，唐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这些熟悉的名字都是他的子孙，可见基因强大的重要性。看到这些千万不要把笨当成自己的错，呵呵！

博浪沙一击是六国贵族复辟梦想行动的起点。秦老板靠法律起家一统天下，但复国的梦想成为法外之地。博士淳于越的在朝堂之上的逆耳之言犹在，可秦老板任性的后果谁能改变。淳于越向朝庭一再发出警示，李斯之流不以为然，这也许不是他们的错。安全格局被利益格局覆盖注定不可长久。此时，淳于越清晰的预见到安全格局的隐患——法外之地，也许李斯之流也看到了，但他不能背判自己和手中已有的权力。专权的结果是将法制的折扣打到德性之上，这才是真正的错。

秦始皇躲过了铁椎，却没能熬过从东南巡视回来的那个夏天，在回家的路上秦始皇病了，并且病势越来越重。当车队行到沙丘的时候，秦始皇带着无限有遗憾走了。他不知道身后将会发生什么！也许这已经不重要了，就如那滚滚的骂名，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商鞅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这只是百年后秦老板的写照。他信任的丞相李斯，还有他的宗室远亲赵高，对这个权力至上的老板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那怕只是惺惺作态也没有。他们是那样干脆的发动了“沙丘政变”，合谋伪造诏书，逼老板的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

李斯于一年后被赵高腰斩于市并夷三族，曾经的同盟者就此带着子孙奔赴黄泉。他们之间并没有杀父之仇，更没有夺妻之恨，只为了两个字“大权”。为了权力的把柄不惜痛下杀手。

赵高成为了丞相，他终于可以指鹿为马。第三年他逼迫秦二世自杀，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为了权力他们都搭上了自己的子孙，这种游戏并不是从这里开始，也不会从此结束，权力这玩意儿并不是好玩的东西。

秦王子婴，秦朝最后一个君主，在位仅四十六天，刘邦进入关中，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秦自统一六国到灭亡，只有十五年国祚。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关中，杀死子婴还进行了大屠杀。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誓不休战！”这句国誓下奋起的老秦人，在春秋时秦穆公剑指东方成为五霸之一。在战国之世秦孝支持商鞅变法，重振雄风挑战六国。秦始皇统一华夏，这都是老秦人不朽的功绩。

当他们逐渐逝去之时，曾经的辉煌也随之黯然。秦始皇、扶苏、子婴他们都死了，但他们带不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历史趋势。“百代实行秦政治”，秦朝奠定了后来的政治制度基础。从此以后，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都基本依循秦制。

十五年在历史之中连朝露都算不上，但它却是华夏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秦王朝之前称为“先秦”，这是一个多国体系的时代，自秦开始华夏转向为一个吏治国家。贵族力量被彻底削除，权贵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的副产品两千多年没法回避——蛮族侵袭，这并不是蛮族的强大，而是华夏贵族的消失。匈奴、突厥、契丹、金、辽、夏… 这些名字都是曾经的蛮族。卫青、霍去病、杨继业、岳飞这些都是抵御外族侵袭的名族英雄。安禄山、朱棣、吴三桂… 这些本应抵御外族侵袭的力量，他们却干了一件成功率极低的事“造反”。

吏治国家的国家力量体系，取代了多国时代的均衡力量体系，彻底改变了军事力量的运用法则。多国时代的军事力量隐藏的是聚合力，就象将自然伸开的手握成拳头一样力量就会自然聚合。而吏治国家的军事力量隐藏的则是分散力。他一开始就是以拳头的力量存在，但伸开手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为了维护拳头的力量，只能不但加强握紧，这种与现实背离的力量一当失去制约，分散力就表现出活跃的破坏力。

从礼制到法制的进步不容否认，但进步不意味着对礼制的扼杀。法制是解决问题的目的还是手段，历史证明秦始皇的选择并不正确。也许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但他是选择的最高代表，他为此承担历史罪过也并不冤枉他。

秦老板这个名字很适合秦始皇，他很喜欢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职业经理人（游士）就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他们才华出众，能力超强，只要与权力结合就会发挥出具大的能量。但能量只能以格式化的方式开展，因为德性来得太慢（贵族被清洗）没有人愿意等。不断重复延展的格式化，将法制的手段作用变成了手段的手段作用，成文法就沦为了目的主义，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法制的无形态发展。缺少约束的成文法，必定会走向本意的对立面。谁能约束它，谁就能成为它的挽救者。

人类的智慧改变不了自然的规律，但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当吏治国家的力量是一只紧握的拳头时，如何让其可以按自然的规律“放松——握紧”，只有掌握这种规律的人才是智者。

华夏不缺智者，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微妙，那就是“阳儒阴法”。从此，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