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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宋词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原始于明人张张綖。其后又得到了许多评论者的赞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风格上的分法，根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记载，在苏轼和柳永的时期已经表现出来了建国以来编写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在言及南宋词及其流派时，也采用这种说法，认为苏轼开创“豪放”一派，至南宋辛弃疾方使其蔚为大观；而婉约一派则是继承了“花间”词的传统，在两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柳永、秦观、周彦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人。诸多研究者也往往以此为基点对宋词加以分析批评。 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人指出:“从整个词的发展系统来看，中国文学史中间词的艺术，固然不是‘婉约豪放二派所能完全包括，即以苏词而论，也还不是‘豪放所能统摄得尽的。”但又认为:“其所以称他为‘豪放之宗，是就其能以雄放之笔，扩大词境，独建一宗的总的倾向来说的，若在就苏轼本人对并世词作的评价来说，他也曾标举过豪放风格。” 这似乎是长期以来人们的一种习惯看法。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并且认为“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论者的主要依据是:“即使把苏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儿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而“苏词的价值，远远在几首所谓豪放词’之上”。有同志还从苏轼的生平着眼，论证其词风转变的过程，指出苏轼作词“自是一家”并非只是“豪放”一家对于一向被视作与苏轼同派的辛弃疾，也有人指出了两人从艺术风格上讲难以归为同派。 苏、辛的豪放词表面上一致，但苏轼比较倾向超旷，且“旷而失其雄，放而不见劲”，辛弃疾则“在顿挫折叠间进射出一股风发凌厉、欲摩空的激动感”当然也有不同意者，在谈及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时，坚持认为，苏轼“在词风上创新，开放了豪放之风，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体现着宋词发展的新方向，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南宋爱国词派就是继承”。除此之外，另有一种观点，则是对“豪放、“婉约”进行历史的分析，提出:“宋人并没有把豪放派、婉约派对举而言，最早这么称的是张。张之说是将艺术风格与宋人讲的有所区别。”称苏轼开创的新词派为“豪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名实不符，但只要了解其历史及实际内容，并且约定俗成，今天仍可沿用” 笔者认为，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常常运用一种带有妙悟式的语言来概括文学现象、简约却又显得含糊。由于其性质的模糊，让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致产生一些意。“豪放““婉约”的提法，作为对词的风格的概括术语，在今天看来，具体含意和范畴本身就缺明确的划分和限度，因而它必然引起许多争论，而且不论是持豪、婉两派说，还是持三派说、四派说或多派说，往往只对宋词作静态的陈说、缺乏动态分析，这样又导致了宋词研究的单一性依苏轼本人讲，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那一派”，“也没有去把他们的作品归为婉约豪放两派”，但他对词的变革在当时已经有所反响，于后期宋词、不论是辛弃疾等人，还是周邦、姜夔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东坡的这类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任何实物在它处于变革更迭之时，表明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总是居于少数。至于苏轼及其作品在宋词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由他所带头形成的一种崭新的词风，这些是否简单用“豪放派”来概，那是另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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