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英格兰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古希腊则是人类自由精神的灯塔，在蒙昧初开的时代，向黑暗、混沌的历史投射并传袭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光亮：在自由的观念和方法之上，创造了人类几乎全部的知识基础、思维范式、叙事艺术以及和平模式。究竟为什么在那里发生了如此炫丽的人性绽放？其中的演化独特性究竟为何？为什么是古希腊？ 和上文讨论英格兰的独特性一样，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在那样的年代，古希腊人独有的、决定其政体演化的客观因素有哪些？在我看来，第一印象就是，古希腊半岛及其地中海岛屿距离人类文明发源地向北扩散的主要通道，即非、亚、欧三大陆交汇点的埃及、中东、小亚细亚非常近，却又隔海相望。这是地球上的其他文明（包括古埃及、中东和美索不达米亚）所不具备的独特地理条件。我在《实用主义神州》中讨论过这种既分享文明成果、又隔离激荡冲突的地理条件给古希腊人带来的历史幸运。但这并没有给出古希腊城邦民主生发、演化机制的关键性解释。直到我重听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在他描述新英格兰的欧洲移民如何（自发地）建立良好秩序时，我突然受到了重大启示。 托克维尔说：“（北美）新英格兰的建立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独特无双的……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又没有属民；而且可以说，既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按百分比来说，他们文明程度较高的人，多于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其他的殖民地，都是由未携带家眷的冒险家们建立的，而定居于新英格兰的移民，则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同妻子、儿女一起来到荒凉的土地。” 我意识到：海上移民与陆地迁徙在演化意义上存在巨大分歧；海上军事征服、劫掠与携带家眷的海上移民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古代部族的整体迁徙，其内部秩序和权力结构是既定的，不会因迁徙发生质的变化；单一个体或家族的陆地迁徙则会遭遇目的地的既有秩序和权力，迁徙者除了融入、接受，没有别的选择。而海上移民则必然是碎片化的，如果他们相继碰巧汇聚到一座岛上，则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不同的地域、部族、文明，大家都拖家带口，无法像军事单位一样一较高下。除了相互尊重、努力沟通、彼此协作外，他们没有别的更好的相处之道。 当然，这些海上移民并非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他们大多来自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小亚细亚、中东甚至埃及，这使他们在与文明程度相当的陌生人相处时，能够保持足够的克制与礼仪。即使他们抵达的岛屿有原著民居住，由于他们不具侵略性，同时又带着更新的知识、工具和器皿，也容易获得相对封闭、原始的原著民的善待。类似情况在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之初也是如此。 海上移民不仅给爱琴海岛屿带去了文明的人口和秩序，也开启了更多的贸易航线，增加了更多的贸易往来。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一些本不适于规模人群居住的岛屿，由于贸易航线的物资保证而变得人口众多。海岛新移民也因此逐步成为海岛政治的主力（如果岛上有少量原著民的话），一种协商的、（全民）民主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逐步生长，成为传统。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海上移民直接缔造了希腊半岛上的城邦民主？因为现代考古学已经发现，半岛上的古希腊人主要是由北方南下的伊奥利亚人、亚该亚人和多利亚人组成，而陆地迁徙或入侵不可能生发与内陆不同的权力结构和民主观念。因此，我们只能推测：这种民主观念和行为模式最早演生于爱琴海中的海上移民岛屿。  这些移民岛屿在与希腊半岛上的北方入侵者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不仅教会了后者航海技术和贸易航线，也传播了全民民主观念和方法。一开始可能是半岛上的商人与他们（岛屿移民的后裔）接触频繁，半岛商人对移民岛屿的全民民主一定充满羡慕和景仰；当他们（指半岛商人）在本土居民中成为富商巨贾时，他们的意见在本地政治事务中将发挥日益主导的作用。当半岛上的居民接受了这种观念和方法（即全民民主）后，并继续演化成熟（如梭伦改革），他们相对于爱琴海岛屿的人口和资源优势，使这种观念和方法获得了巨大的积聚效应（如雅典城邦对地中海周边地区移民的吸引）和扩张能量（古希腊殖民地曾经一度遍布黑海沿岸），并由此创造了可传承的辉煌文明与记载，而演生这一观念和方法的诸多爱琴海移民岛屿却湮没于历史之中了。我猜测——仅仅是猜测：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全民民主模式源自人口规模有限的岛屿，古希腊人除了各自为政的城邦民主，无法发展出跨越山地阻隔、兼容更大地域范围的民主形态——这需要更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的演化和更近代的思想观念的引导。 古希腊城邦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广场民主，这种广场文化不仅成为政治博弈的舞台，也为古代术士、智者提供了演绎空间。当时还没有印刷术，书写成本也相当高，广场面对面的交流、辩论成为最廉价、效率最高的思想传播方式；由于旁观者众多，只要有实力参与辩论，辩论双方均能收获荣誉，当然胜者获得的殊荣更多。苏格拉底就是这样成为了雅典市民中的广场红人。这种广场上的思想交锋在远古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也造就了古希腊独一无二的理性思维的传统。试想，倘若当时所谓轴心文明的先贤们都来到雅典广场展开激辩，老子、孔子或乔达摩·悉达多能够胜出（即博得围观者认同喝彩）的机率有几分呢？  我推测，爱琴海岛屿海上移民的民主演化很可能发生在《荷马史诗》所记述的时代之后或同时（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前后），因为在《荷马史诗》中，所有古希腊城邦还处于王权统治之下。那时候，地中海沿岸居民的航运技术和贸易往来还不够发达（奥德修斯从小亚细亚回国居然花费了十年时间，虽然史诗中说是因为各种怪力乱神的干扰，也侧面说明当时爱琴海航行还是充满太多不测），爱琴海岛屿移民由于非-亚-欧大陆桥的战火频繁（如十年特洛伊战争），才刚刚开始。 另外： 1、人类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陆→岛迁徙大多发生于城市文明前（第四纪冰期后期），且都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入，没有机会开始完全由文明的陌生人组成的人群演化。 2、其他大洋也无法提供像地中海这样安全、平稳的远程贸易航线——其他大洋的很多移民岛屿由于缺乏足够的贸易支持和人口流动而陷入文明停滞。当其他大洋的沿海居民发展出足够的航海技术时，其所在的大陆已经完成了集权或分封建制，大陆邻近岛屿只剩下被征服的命运。 3、规模更大的岛屿在史前移民之后，只能演化出和大陆类似的集权或王权分封制（如克里特岛和英伦列岛）。 4、古希腊文明毕竟处于半岛末端，地域狭小，且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她在与周边大陆文明的竞争中不可能保持持久的优势。当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返回马其顿接管帝国后，偏居半岛南端和爱琴海诸岛的古希腊文明很快就被内陆强权的翼影所吞没。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古希腊、以及她为什么如此瑰丽而短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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