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印证,也是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结果。 文明不是独大,更不能霸凌;而是平等、尊重、互助、对话、交流、学习和采借。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文明对话”在新的语境中有了全新的含义。 那么,如何准确理解新语境中的“文明对话”?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彭兆荣为我们总结出五大关键词,一起来看! 中西方的“文明”概念原本不一样。我国“文明”一词初见于《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可精简为:天地人和、农耕文明、万物荣华。“中”乃天地之中也;“华”,《说文》:“华,荣也”;繁荣昌盛也。 西方“文明”,指人类所取得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状态与条件。其核心价值可精简为:以人为本、海洋文明、公民社会。“文明”仿佛筷子与刀叉,不能用“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相比较,而应该以尊重、包容、借鉴的态度待之。因此文明对话、文明交流、文明采借尤显必要和重要。 由中华文明的“人观”生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历史逻辑,亦可治疗以唯我独尊(如“美国优先”)流行当下的“世界病症”。 “中心”的认知是一个有限合理的悖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人们认识世界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展的“差序格局”,即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人的社会关系格局因此建立。由此推演出“我群—我族”“近我/远我”的关系格局。比如,在以“欧洲中心”(“罗马中心”)的格局中,中国被置于“远东”;而在我国传统的“一点四方”的认识论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大都有自己的“中心说”,几乎没有例外,比如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中心”认知性直接证据:世界各国的地图通常将“本国”放在中心位置。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为“三元”构造,相互协作是中华文明的认知性法理。这种“天地人”的通融并非静止,而是动态,形成所谓“回”的周转。《说文》释:“回,转也。”它以天地日月为参照;“易”(日月)变化旋转而为永恒。这种价值观还与生命律动相配合,与农业伦理相结合,即所谓“天时”与“物候”相谐。《吕氏春秋·诬徒篇》有“世,時也”,也是中国农正(政)之农业伦理中最契合的“生命”(时)的表达。 值得一说的是,“天地人”之三元体现在“三(参)”中。“参”本义指长者仰观天星,参辨方位。《说文解字》释:“参,曑和商,都是星名。”我国古代天文学及民间对“参宿”指猎户座(ζ、ε、δ)三颗星。“三星”有“天作之合”的美意。由此可知,中华文明之文法所遵循的为“三元法则”。 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对峙律”不仅为认知原理,且为实践原则。法国人谢和耐认为,“同中国或印度思想家适成对照的是,在希腊哲学家的智能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对实在与生成、概念与感觉间的截然两分法。它不单纯是在修辞学的对语间确定一系列对立关系。这些对照的概念,被分成两两一对,汇而形成一个完整地界定两个相互排斥的领域的二律背反系统。”“二元对峙律”之于认知原理有其称道之处,比如,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等,科学家对事物的认知也只能在对与错中选择,却无对与错并存的真理。然而,将“二元对峙律”用于不同的文明、文化、社会和族群便可能出问题,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白即黑的简单、绝然之法则正是导致当下世界纷乱的一个原因。 中国传统的文化要义中并非没有“二元”,比如阴阳。《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二元”是结构要素,而非对峙关系原则;“阴阳”成为同构性的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西方的文明,若以拉丁系溯源,属于“海洋文明”类型,其特征包括拓殖、争霸、冒险、尚武、战争、荣耀等,也容易滋生世界霸权思维。凡举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库克船长南太平洋探险、欧洲移民的“五月花号”、“三角贸易”等无不与之有关。
“黄帝四面”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之“四海”“四方”“四象”“四季”之四方观照,也是“中”与“四方”的关系写照。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佚书四种,其中《十六经·立命》篇记载“黄帝四面”之神奇模样:
“黄帝四面”与其说是神话,勿宁说是农耕文明之“天下观”,这在《山海经》中有完整的描述:即以山为经,以海为纬,“山海”为“天下”之衍义,造就了一个“东西南北中”的建制。中(中华、中国、中原、中州、中央)皆由此而出,原型正是一点四方。 互尊、互信、互惠、互补、互动 “丝绸之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分类中属“线路遗产”。2014年,我国的“丝绸之路”获得线路遗产名录,并成为同时拥有现存世界上最长人工运河与世界最长遗产线路的国家,可谓实至名归。 “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相契合大致有以下诸点:
“文化线路”这一历史现象受到当代人类学研究的特别关注,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著作的《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移动》,以历史上的线路为切入点,讨论人类通过线路所建立、建构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空间置换实践”。换言之,“线路”成为文明和文化的主要构建方式。今天的“全球化”赋予了这一“线路语境”新的属性,即“移动性”,包括人的移动、文化的移动、科技的移动、信息的移动、财物的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封闭”也越来越困难,“开放”是大势所趋。 “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承接历史“丝绸之路”之遗产,面对当世混乱之形势,还是泰然应对诸多挑战,都旨在凸显和强调“五互原则”:互尊、互信、互补、互惠、互动,即平等相待、诚信友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和共同发展。 人类的进步是建立在文明交流、尊重、平等、包容、互利的基础上,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如果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不尊重、恃强凌弱、唯我独大的基础上,世界便永无宁日。当“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置于文明之天平,孰轻孰重,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人类自有公认,世界自有公断。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7月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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