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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与增长动能的转换，为此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这依赖于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标志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评价和度量的，而技术创新又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有些人仅从技术层面来理解创新，而我认为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创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是由制度来创造的。过去很多学者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以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制度革命。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之前，蒸汽机就已经在英国的煤矿中使用了几十年，为什么直到瓦特改良了纽科曼蒸汽机后才发生了工业革命？答案是瓦特遇到了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那就是当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保护创新与交易的专利制度、竞争制度、质量控制制度等，由于竞争制度的形成和对产权的有效界定与保护，进一步激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规模，这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这样一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才引发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英国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度创新之所以影响与决定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是因为制度创新通过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交易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结构扭曲、资源错配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主要表现为：产品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剩产能难以消化；收入结构不合理，由于收入结构制约着需求结构，这使得传统的供给体系与现实的有效需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形成，加深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同时着力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经济结构优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体制改革的深化。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下的利益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如果增长方式不转换，体制模式保持不变，那么在经济利益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就具有刚性。此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能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历史上，我国政府多次采用各种手段去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收效甚微，甚至结构问题越来越恶化。究其原因，在利益刚性条件下，政府调结构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如此，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时，一般会导致租金的产生，这种租金就可能扭曲产业进入或退出的成本收益关系，微观主体在选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行为偏差，从而导致资源错配，发展质量下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结构调整，关键是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的深化，增长方式是难以转换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很难取得实效。 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质量的制度。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高质量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首先，微观主体有活力。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小与一定的产权结构直接相关。产权经济学大家德姆塞茨指出，排他性的产权“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充满活力，为此必须一方面在分类改革的原则下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必须优化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资本开放必要的市场与产业，加强对民营产权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其次，市场机制有效。市场机制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形态下，市场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互为因果、互相制约所形成的联结系统和运转方式。提升市场机制的活力就需要系统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明晰、决策独立、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三是灵敏有效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前提是价格能灵敏及时反映供求变化及资源的稀缺性，合理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一般的商品价格，而且包括工资率、利息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四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构建一个有序竞争、开放、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特别是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五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 最后，宏观调控有度。所谓“有度”的宏观调控就是指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说的：“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市场经济，我国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与转型中的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来实现国家的长远目标与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就有可能产生寻租与创租行为，损害市场机制，降低经济效率。一般来说，市场机制越完善，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行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的范围就没有边界了。为此就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既避免政府“懒政慵政”式的不作为，也要防止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源：经济学动态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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