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于虚构当中的真实：那些被忽略和被压抑的 | 纸城REVIEW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1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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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历史小说几乎涵盖了所有时代，从尼安德特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世纪僧侣一直到19世纪科学家，从王政复辟时期的花花公子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家们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历史范式……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不那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中包括审美需求，这种需求要求我们写出富有色彩和隐喻的语言，让过去的文学充满活力，纵声歌唱，将写作的乐趣和阅读的乐趣联系在一起。”

一

纳博科夫曾经总结过历史小说的三种写法，小说家可以去发掘相关的事实和细节，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另外一种是可以把过去看作是现在的映像，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说白了历史的真相和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现在如何的警示；第三种是小说家如果有天赋和能力可以驾驭一切形式的写作，可以将历史上的材料任意为我所用，进而可以创作出超越时间性的作品。纳博科夫最为推崇最后一种，小说的创作中，素材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历史也可以成为小说素材或者题材。在好的小说家手中，历史的真实性并不受小说题材的限制，对小说家来说，历史也只不过是一种叙事，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真相取决于小说家如何讲述历史，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跟他脑中构思的任何时间和人物一样，都受到一视同仁地对待。

当然，历史学家可能并不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我们尊重历史，正是为了去伪存真。只有在接近历史的真相中，历史才有意义，这是历史学存在的基本伦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小说的写作就算不是为了接近真相，也要对历史的真保持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借用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尽量做到细节到位，考证精准，虚构也要建立在历史材料的真实之上。所以，很多小说家创作的时候，会采用纳博科夫提到的第一种创作方法，尽力去发掘编织相关的事实和细节，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也是我喜欢英国小说家派特·巴克的《重生三部曲》的原因。

在英国小说界，历史小说一度受到轻视，被当作逃避主义的代名词。很多小说家认为，他们的责任应该书写自己的时代，直面现代的大事件。当然，学界中从来不缺少那些唱反调的小说家，他们认为历史小说比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更有生命力。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在她关于历史小说的讲座《论历史与故事》中提到，历史小说在现代主义之后的复兴是一种渴望超越的挑战，现代主义中书写自我的主题已经漫溢了，小说家需要从倾注自我身上重新转移到自我之外，而思考历史成为了他们全新的兴趣，他们创作历史小说是为了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真实性”：“新近的历史小说几乎涵盖了所有时代，从尼安德特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世纪僧侣一直到19世纪科学家，从王政复辟时期的花花公子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家们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历史范式……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不那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中包括审美需求，这种需求要求我们写出富有色彩和隐喻的语言，让过去的文学充满活力，纵声歌唱，将写作的乐趣和阅读的乐趣联系在一起。”

英剧《狼厅》

事实上，近几十年，英国的历史小说有不少的佳作，比如两次获得布克奖的希拉里·曼特尔，书写的是都铎王朝的历史小说，以亨利八世最重要的谋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主角的《狼厅》和《提堂》。曼特尔早期作品也都是现代小说，但是这些作品收获的评论一般，有的更是遭到了出版商的退稿。直到她开始创作克伦威尔的历史小说，才一举成名，帮助她获得了第一个布克奖。曼特尔对创作历史小说有自己的心得，比如在面对史料的准确性与虚构能力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上，她遵循的原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往往比创作更精彩，即使有时候发现事实很乏味，她也不会轻易改编历史，最多调整一下自己的叙述方式。

这种关于历史小说的认知当然并非曼特尔的独创，她的前辈作家巴克早已经身体力行。说起来，对比巴克与曼特尔的经历还是很有意思，比如两人都是童年经历坎坷，成长于单亲家庭，巴克出生前父亲已经去世，曼特尔是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两人都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在写作的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两人早期都是书写现代作品，但是让他们成名的都是历史小说。曼特尔两度凭借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荣获布克奖，“都铎三部曲”最后一部《镜与灯》正在创作当中。巴克早期的作品《联合街》《刮倒你的房子》和《丽莎的英国》等，大都聚焦于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描述他们失业和困顿的生活，主人公往往是女性，男性角色基本都处于边缘地位。巴克在九十年代之后开始写作历史小说《重生三部曲》，她最终凭借最后一部《幽灵路》获得了1995年的布克奖，其他两部《重生》和《门中眼》也是好评与获奖无数，《重生三部曲》更是入选了布克奖40周年的最佳小说。巴克认为历史绝非是可以任意扭曲和剪裁的原料，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是进行虚构写作的基础。对历史的重构是历史小说的最大魅力。在《重生三部曲》的每一部最后，巴克都会进行一个史实性的说明。这种“厘清虚实”的说明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小说家创作能力的一种自信。

二

拜厄特对近些年历史小说的复兴进行总结说，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未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巴克的《重生三部曲》的大主题是一战，但是与主流小说中的一战叙事不同，《重生三部曲》并没有着眼于战争本身，而是通过一群深受战争创伤的士兵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折射出了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摧毁。《重生三部曲》绝非简单地反战小说，巴克在叙事上有着更大的野心，她利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虚构人物的交织，重构了一战时期的世界和语言。这三本小说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现实主义，但是仔细品味，每一部都有不同的形式，《重生》的纪实性风格更明显，巴克将其处理成了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文本；《门中眼》多了几分悬疑性，更接近侦探小说；《幽灵路》在形式上走得更远，一部分是战争日记，一部分是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瑞弗斯在埃迪斯通岛的研究笔记，从中我们也可以窥得不同阶层的人类对战争复杂的心态。

比如瑞弗斯在对原始少数部落进行人类学研究时就发现，原本岛民有着猎杀首级的习俗，但是随着被外界文明发现，逐渐废除了这种陋俗。瑞弗斯就发现，废除之后的负面影响随处可见，岛上的居民的生命明显变得无所适从，有气无力。简单说，因为缺乏猎杀的活动，因为缺少战争和杀戮，部落人群已经逐年凋零，出生率一代不如一代，很明显，如果不恢复猎杀首级的活动，这个少数的族群很可能会消失。所以，我们要不要鼓励战争和野蛮的杀戮？心理学家瑞弗斯成为了《重生三部曲》的核心人物，他对战争矛盾的观点也成为了颇具争议性的部分。

《重生三部曲》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心理学家，当时在军队医院任职的瑞弗斯为绝对主角贯穿始终。此外还有真实存在的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罗伯特·格雷福斯、威尔弗雷德·欧文，另外两位著名心理学家刘易斯·耶兰和亨利·海德，以及虚构的军官比利·普莱尔。他们之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三部曲中推荐叙事的主要动力。历史小说最有魅力的的也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存在的人物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境，而通过虚构的人物来重构那个时代被忽略和被压抑的部分。

《重生》的开篇即是诗人萨松发表的反战宣言，时值1917年，萨松对不断持续的战争提出了强烈抗议，差点被送进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在另外一位诗人格雷福斯的帮助下，他被送到了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接受心理学家瑞弗斯的治疗。小说以此作为开篇，以萨松的视角了解战时医院。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的大都是“弹震症”的患者，所谓弹震症简单解释说就是在战场上炸弹爆炸对士兵造成的精神崩溃现象，他们在实际中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失语、失忆、肌肉紊乱、丧失行为能力、神经失常等。这种精神崩溃现象在一战中大量出现，而且具有高度传染性，很多没有遭受过炸弹爆炸的影响，但是也会出现精神崩溃。在治疗方面，精神病院的医生和专家们并没有找到实际上的原因。在战前的英国，精神病学还建立在男女有别的观念之上，对女性的精神崩溃现象，有专门的概念和术语，比如将女性的精神崩溃现象称之为歇斯底里，但是社会对男性气概的设定，不允许男性出现歇斯底里现象，最终将这种在战争中出现的精神崩溃现象称之为弹震症。

弹震症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本身，但是没有人承认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一直被呼吁为寻求正义的方式，用萨松在反战宣言里的话说就是“这场战争是防卫之战，解放之战”。这就是主流人士对战争的认知。这里比较反讽的是，萨松的反战宣言并不是反对战争，他只是觉得这场战争背离的初衷，变成了侵略和征服之战。

萨松在战场上以骁勇善战著称，还有个“疯狂的杰克”的外号，他是个合格的士兵，符合英国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认定。他的反战行为只不过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但是战场中最不需要的就是违背军令的独立人格。那些弹震症患者并非缺乏独立的人格，他们的精神崩溃只不过是压抑和遮掩了独立人格。

我一直把《重生》看作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文本，这种说法正是因为巴克在创作《重生》时主要借用了瑞弗斯在军医院的视角，在这家医院有形形色色的病人，比如新来的军官普莱尔是失语症状，这是弹震症最典型的症状之一。瑞弗斯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与那些动不动使用虐待和电击治疗的方式不同，他经常使用谈话疗法，让那些病人敞开心扉，回忆那些战场上的心灵创伤，通过讲述的方式把深层压抑的部分释放出来。

在瑞弗斯的研究中，军官的职位要求他们压制自己的情感，为他的手下作一个榜样。对下属和士兵的责任感，以及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保持自己镇静的外表，这些就容易使他处于长期的焦虑状态。瑞弗斯分析普莱尔的时候，无疑也对自身作了一个精神分析，他自己也是一个口吃患者，他要对这个医院的士兵病人负责，这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经过一段治疗之后重新归建，回到战场，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了。这种道德上的压力无疑也改变了他自己，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他治疗的每一病例，都承载着战争的代价，都隐含个人对战争的质疑”。这种质疑本来只是压抑在他的意识中，随着萨松和他的反战宣言的到来，战争合理化性的话题再也不是意识中的声音，变成了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换句话说，瑞弗斯治疗病人的同时，也被他的病人改变了：“瑞弗斯工作时经常意识到一种矛盾——他一方面深信这场仗必须打到结束为止，以造福后世子孙，另一方面，瑞弗斯也赫然发现，政府竟然容许布恩斯遭遇到的惨事继续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种矛盾尽管是他的家常便饭，与萨松交谈时更能凸显进退维谷的困难。”布恩斯是其中一位病人，在战场上遇到了炮击，被轰上了半空，一头扎进了一具德军的死尸，丧失意识之前口中塞满了腐尸肉。从此布恩斯吃任何东西，脑中都会浮现出腐尸的口感和气味。他无法进食，每晚都噩梦连连，呕吐不止。瑞弗斯无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帮助他治疗，因为每次回想腐尸对他都是一次痛苦的折磨。精神分析不是万能的灵药，或者说，对战争中的神经衰弱的病症而言，没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完全治愈，他们要么死于战场，要么陷入精神崩溃，被精神病院收留，直到战争结束。

三

《重生》的故事结束于萨松等人正式归建，重回战场。《门中眼》的叙事中心从瑞弗斯偏移到了普莱尔，从军医院转移到了战时伦敦。战争依然只是作为背景出现。这位虚构的军官普莱尔在《门中眼》和《幽灵路》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巴克有意通过他的视角来探索一战时期英国的社会结构、性以及由战争带来的心理状态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和断裂。比如在真实的历史中，无论是萨松还是欧文，身为病人之外，他们还都是同性恋，但是这一点在《重生》中并未过多涉及。巴克有意将虚构的普莱尔复杂化，将其身份设定为一个双性恋的角色，某种程度上，这个虚构的角色代表了萨松等人的另外一种复杂的人格。

英国的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妇女·疯狂·英国文化》这本研究被压抑的女性文化的专著中，特意辟出了一章研究一战时期的男性的歇斯底里症状。在她看来，战争中出现了很多同性恋与弹震症之间也有很大的关联：“对大多数人来说，弹震症的痛苦包括对男子气概的更为普遍的焦虑，对女性气的恐惧，甚至对男子行为的拒绝。假如男子气的本质就是任劳任怨，那么，弹震症就是身体语言，表现了对丈夫气概的不满，是男性伪装起来的对战争，对男子气概本身的抗议。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女性歇斯底里的传播，是对严格限制女性行为的父权社会的抗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男性歇斯底里的风行，则是对政治家、将军和精神病学家的抗议。对许多男人来说，战时强化了的男性气概是不堪忍受的。”

巴克借用了普莱尔这个虚构的角色呈现出了战时伦敦的真实境况。普莱尔奉命要调查一起刺杀首相劳合·乔治、阿瑟·亨德森等人的案件。这段史实巴克在卷后的说明中都有详细的资料陈述，只不过，巴克的创作重心并不在刺杀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普莱尔的调查过程展示战时伦敦的普通人、同性恋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

最关键的是，普莱尔在掩饰自己的双性恋身份时，也牵扯到了他的童年里熟悉的人物与刺杀首相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将刺杀首相的凶手送进监狱的，他千方百计渴望寻找的告密者，其实并非别人，而是他自己，或者说他的另外一种人格。《门中眼》写得悬疑十足，不到最后我们无法得知真相。但是真相的揭开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从一开始巴克就已经暗示了真正的结局，比如开篇扉页上引用了史蒂文森·罗伯特·刘易斯的《化身博士》中的片段，以及普莱尔与瑞弗斯之间的谈话治疗，尤其是小说的第十九章读起来非常惊心动魄，瑞弗斯探究到了普莱尔身上的另外一个人格，他亲口承认“我诞生在两年前，生在法国的一个炮弹坑里。我没有父亲”。战争催生了另外一个普莱尔，他告密、杀戮、粗鲁、无情，是个只知道服从命令，在炮火中奋勇杀敌的军人。

这场战争撕裂了人性中最基本的道德感。无数人需要在道德与人性之间，在杀戮与和平之间权衡选择。精神分析无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人性需要经受各种考验。最终治愈的结果也只是走向战场，走向死亡。所以在《幽灵路》中，我们阅读到了普莱尔的战争日记时，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所谓日记，真正的用意是遗书，正是通过日记，我们终于透过普莱尔的视角真正了解到了战争，也了解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在何处。比如在普莱尔的日记中，他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在战壕里，有时候能透过望远镜观察到敌人，能看见德军士兵走来走去，某天，一个德国士兵走着，自信没有任何危险，他想方便一下，脱裤蹲下，正好被普莱尔的望远镜捕捉到。普莱尔解释说，一般见到这样的敌人，都会狠不下心来扣动扳机，因为光溜溜的屁股，给人一种脆弱无依的感觉，人都会被一种人性的同理心制伏。但是，敌人毕竟是敌人，为了规避这种情况，普莱尔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解决这种困境，他找来一个哨兵，指给他看，命令哨兵开枪。这样以来，大家都不必负责任——你没开枪，开枪的人是哨兵，而哨兵开枪只是听从了长官的命令。他们用这种方式逃避了道德对自己良心的审判。

从任何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正常的人类，是合格的军人，是克雷格洛克军医院治疗成功的案例，借用普莱尔的话说就是，“看看我们嘛。我们不记得，我们没感觉，我们不思考——职责之内的东西例外。以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但现在，文明的定义何在？）我们是令人惊恐的对象。但我们的神经状态全然稳定。而且我们还活着。”

拜厄特认为《重生三部曲》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巴克是个避免被传统女性身份限制的作家，巴克找到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她书写和反思了男子气概和勇敢的价值，也描述了残忍与暴力的危险，巴克始终对她笔下的角色充满了悲悯。《重生三部曲》与其他同样描写历史和战争的小说不同：“这部小说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那样，被遥远未来的投射所萦绕，而是被重回人世的幽灵所萦绕，他们大多数是永远不能成为父亲的儿子。”

原文名《历史小说的使命：重构被忽略和被压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