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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又称为汉学，关于清代汉学的开创人，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此处的“惠氏”指的就是惠栋。江藩认为，惠栋是清代汉学的开创人。换句话说，惠栋也是乾嘉学派的开创人。 但是在后世学者的论述中，乾嘉学派又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体系，吴雁南、秦学颀、李禹结主编的《中国经学史》中称“（惠栋是）乾嘉学派中吴派的开创者”，李开所著《惠栋评传》中则称：“惠栋（1697~1758）是清代著名经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派经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而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亦称：“尤其当17世纪末起源于苏州的一个学派即被后人称为‘吴派’的兴起，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定位在‘汉学’的恢复上，更是明确地将自己区别于宋明两代学者——该学派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惠栋。” 惠栋辑《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补》十卷，清乾隆红豆斋刊本 惠栋笺注《太上感应篇》清乾隆十四年惠栋序刻本 看来，惠栋既是乾嘉学派的开创人，而其又是吴派的创始人。如此推论起来，乾嘉学派中的吴派，应该早于皖派。将乾嘉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应该是始自章太炎，他在《訄书》中称：“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章太炎在叙述上，也是先说吴后说皖。但吴和皖有什么不同呢？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这种不同列出了三点，其第一点为：“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看来，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跟与惠栋为代表的吴学，在反对宋学的观点上有着差异。 而这两派在风格上也所不同，这就是钱穆说的第二点：“以徽学与吴学校，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而其第三点则是：“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看来，戴震的一些观点则是本自惠栋。为此，钱穆得出的结论是：“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 如此说来，吴派与皖派并非观点对立的两个学派。其实，这两派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因为惠栋比戴震大27岁，直到惠栋去世后，戴震才真正地站在了乾嘉学派的最前沿，因此，陈祖武在《清儒学术拾零》中说：“而据为学言，则惠、戴两家并非对立的学派，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 惠士奇撰《礼说》十四卷，清康熙间红豆斋刻本 惠士奇撰《易说》六卷，清嘉庆十五年璜川吴氏真意堂刻本 惠栋在学术史上有着如此高的成就，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者。惠氏一门的学问应当本自惠栋的曾祖惠有声，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说：“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之后经过惠栋的祖父惠周惕、惠栋的父亲惠士奇，直传到了惠栋这里，为此惠栋在《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中称：“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精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 惠士奇撰《南中集》清乾隆间惠氏红豆斋刻《半农先生集三种》本 看来，惠栋也说他们家四世都研究汉代经学，直到惠栋这里才蔚为大观。然而惠栋却并没有什么功名，他的一生只在20岁时考中了秀才，除此之外，在学历上再未能前进一步，因为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汉代经学方面。 在惠栋之前，阎若璩经过仔细地研究，终于揭示出一千多年来流传的《古文尚书》乃是一部伪作，为此他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伟大的著作。其实阎若璩在去世之前，这部著作并未完稿，故该书中掺杂进了一些往来探讨学问的信札以及一些笔忘记等等，因此这并不是一部完善的学术著作。惠栋虽然比阎若璩小60岁，他偶然在朋友那里看到了阎的这部名著，而后他就根据《尚书古文疏证》继续做深入地探讨。 经过惠栋的考证，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其实并没有亡佚，因为这58篇中有34篇跟伏生所传之本相同，而剩余的24篇其篇名也流传了下来，所以惠栋经过一番推论，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今世所谓古文者，乃梅赜之书，非壁中之文也。赜采摭传记，作为古文，以绐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从，于是东晋之古文出而西汉之古文亡矣。孔氏之书，不特文与梅氏绝异，而其篇次亦殊。”（《古文尚书考》） 对于惠栋的这部名著，钱大昕在给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评价到：“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道古者。忽忽四十余年，楹书犹在，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钱大昕也认为，清中期所流行的汉学，其实是本自惠栋。 既然阎若璩已经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那为什么惠栋的这部《古文尚书考》也同样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誉呢？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章，此章中在谈到《尚书》时，有着如下一段形象的比喻：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鷟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作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 梁启超认为，阎若璩的这部名著宣告了《伪古文尚书》的死刑，但是毛奇龄不承认阎若璩的这个成果。梁启超把毛奇龄比喻成“被告律师”，梁说这位律师不服判决，所以就另外写出了一份诉状，而二审的法官就是惠栋，惠栋写出的《古文尚书考》判定原告阎若璩胜诉，至此，社会上流行的梅本《古文尚书》彻底被认定是假货。 《尧峰文钞》四十卷，清康熙三十年林佶写刻本，惠周惕序一 《尧峰文钞》四十卷，清康熙三十年林佶写刻本，惠周惕序二 惠家为什么致力于汉学研究？关于这一点，可由惠周惕在谈到《周礼》时的一段话作为注脚，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中录有惠周惕的论述如下： 《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非，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 对于惠周惕的这番论述，刘墨在《乾嘉学术十论》中给出了如下的总结：“以经为纲领，以传为条目，以周秦诸子为佐证，以两汉儒者为羽翼，信而好之，择其善者而从之。也许没有哪一个同时代的人像惠周惕研经那样有坚定的态度：绝对不从唐宋以下诸人那里取得材料。” 其实惠家对于经学的研究，其最拿手的部分则是在易学。惠氏三代治易，到了惠栋这里，他做出了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此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中评价到：“惠栋定宇是士奇次子，专心经术，而于《易》尤精通，研究三十年，作《周易述》二十三卷。汉《易》衰绝千有五百余年，至是可谓粲然成章了，是书垂成而病革。还有自《鼎》至《未济》共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篇，未能脱稿，盖是未完之书。”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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