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五省会馆新建义园碑记》刍议

义园，义同“义地”或“义冢”，即旧时埋葬穷人或无主尸骨的公共墓，一般由有力私人或民间团体如同乡会馆所设置。西安作为陕西省会，地当冲要，外省外县过去以种种原因流寓于斯并最终死葬此地者，不可胜数，故郊外此类所在，在民国时期的四十年代，就还有全浙义园、岭南义园四川义园、三晋义园和五省义园等，且多集中于东、南二郊。其中五省义园，为燕鲁沈吉诸省共有，系“十八年馑”之后，五省会馆1930年所辟建。西安碑林藏有《五省会馆新建义园碑记》碑一通，详细记载了此一墓园辟建缘由及其始末，非常珍贵，碑林有关曾对其有所介绍，省图《馆藏陕西碑石拓片选》和《西安市志》第七卷附录（四），亦将其全文转录，足见对其文献与文物价值的看重。不过首先，三者点校文本观之略无差异，都是下面这个模样：
    今夫慈善盛德，中外攸同。顾哀流亡，恻隐自动，物伤其类，况属同人。胡越一家，矧在桑梓。故凡为会馆，必有义园，防不讳于异地，妥旅魄于下里。事行其权，情得其安而已。韩昌黎云：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殁则无所于归，他如幕游蓬转，车牛梗泛，憔悴长终，首邱莫遂。余如天涯孤子，沟壑老羸，生为氓隶，殁为转尸。青蝇作吊，蔂莫掩。嗟嗟尧汤已远，满眼捐瘠琐尾。流离异乡为甚？谁为痊旅，良深悯恻。吾五省会馆同乡会同人等，鉴于在陕之饥馑连年，兼之兵戈时疫迭乘，五省人士，作客此间，暨前清驻防留余旗户，多数失业流冗，贫寒交迫，生者嗷嗷，死者踵继。旧有义地三处，历年既久，丛葬频满。为新置义地于东郭门外二十七亩，更拟加盖房宇，以期于事周备，奈资力不给，议者复拟开放急赈，兼救生者，爰具□求助于同乡诸名公。幸蒙提倡，集合巨资，即于己巳腊尾，赈救男女大小极贫共二千六百余人，计费过尚存资太半。逾岁庚午开春，遂于新置地北陌划地一方，中置正院一厅两厢，厅以备同乡岁时有所集会，厢以寓佣人看守。院南别起横厦八间，以托暂时柩寄。外缭周垣，前立崇门，颜曰“五省义园”。其垣外旷地，将来分男左女右，尽作嬴博之葬焉。是举也，生者得拯救，死者免暴露，费资虽巨，为德实宏。倡捐者为鹿瑞伯、石筱山、宋明轩、刘兰江、孙少云、孙仿鲁、邓鉴三诸先生，于是同乡文武各界莫不乐输，而本同乡会各员承办其事，殚心义务，惟勤惟谨。会长出书斋交游道广，募捐尽力，提挈全功，昕夕不解，则其劳尤为可述。独是赈务乃权救一时，义园则功垂千祀。诸公茂德不以示后，胡劝来者？爰撮取其事之概略如右，详镌与于斯事姓名于文后，用志不忘。若收支细数，另有簿记，兹不赘述。是为记。
　　                             长山焦振沧撰文
　                    　         长安毛昌杰书并篆额
　　                         中华民国十九年□月谷旦立

然而并非故意吹求，估计稍微有些旧学根基的人，可能都对这个本子不甚满意，若说标点者和转录者根本就没读懂此碑，似亦诚不为过。不信试将其全文重新校勘标点于后，各位不妨耐心比较一下：

今夫慈善盛德，中外攸同，顾哀流亡，恻隐自动。物伤其类，况属同人？胡越一家，矧在桑梓！故凡为会馆，必有义园，防不讳于异地，妥旅魄于下里，事行其权，情得其安而已。韩昌黎云：“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殁则无所于归。”他如幕游蓬转，车牛梗泛，憔悴长终，首邱莫遂；余如天涯孤子，沟壑老羸，生为氓隶，殁为转尸，青蝇作吊，蔂【梩？】莫掩，嗟嗟尧汤已远，满眼捐瘠，琐尾流离，异乡为甚，谁为痊旅？良深悯恻！吾五省会馆同乡会同人等，鉴于在陕之饥馑连年，兼之兵戈时疫迭乘，五省人士作客此间，暨前清驻防留余旗户，多数失业流冗，贫寒交迫，生者嗷嗷，死者踵继，旧有义地三处，历年既久，丛葬频满，为新置义地于东郭门外二十七亩，更拟加盖房宇，以期于事周备。奈资力不给，议者复拟开放急赈，兼救生者，爰具□求助于同乡诸名公，幸蒙提倡集合巨资，即于己巳腊尾，赈救男女大小极贫共二千六百余人，计费过尚存资太半。逾岁庚午开春，遂于新置地北陌划地一方，中置正院一厅两厢，厅以备同乡岁时有所集会，厢以寓佣人看守。院南别起横厦八间，以托暂时柩寄，外缭周垣，前立崇门，颜曰“五省义园”。其垣外旷地，将来分男左女右，尽作嬴博之葬焉。是举也，生者得拯救，死者免暴露，费资虽巨，为德实宏。倡捐者为鹿瑞伯、石筱山、宋明轩、刘兰江、孙少云、孙仿鲁、邓鉴三诸先生，于是同乡文武各界莫不乐输，而本同乡会各员承办其事，殚心义务，惟勤惟谨。会长出书斋交游道广，募捐尽力，提挈全功，昕夕不解，则其劳尤为可述。独是赈务乃权救一时，义园则功垂千祀，诸公茂德不以示后，胡劝来者？爰撮取其事之概略如右，详镌与于斯事姓名于文后，用志不忘。若收支细数，另有簿记，兹不赘述。是为记。

应该说，这篇民国时期的文字，看似用典甚多，其实并不难懂，问题仅在于这个本子的句读，居然有多处不大合适；个别漫漶的文字，也没给留出其相应的位置，以致让人阅读起来，极不顺畅。

其次，如文所示，这个碑记是“长山焦振沧撰文，长安毛昌杰书并篆额”的。焦振沧（1860—1943）其人，有文献写作“焦振苍”，是有“清末陕西第一循吏”之称的焦云龙（雨田）大令的儿子， 字东溟，号诚斋，贡生出身，清季曾任山东峄山训导和甘肃某县知县，民国又先后出任陕西神木、旬邑、武功、绥德等县知事，为官清廉，颇有乃父之风，1925年卸任绥德知事后，长期寓居西安，与牛兆濂、于右任、宋联奎、范紫东等文化名宿，多有交往，有《诚斋诗稿》《於陵焦氏族谱》传世，长山（今属山东淄博邹平）适为其籍贯。而毛昌杰者，即毛俊臣先生，祖籍扬州甘泉，以祖父在陕为官而著籍咸宁，为清光绪拔贡、举人，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对金石、史籍深有研究，曾先后执教于崇实、味经、宏道诸书院，为于右任、李仪祉、李元鼎诸辈业师，胡景翼囚执省垣时，亦曾承其教诲，一度受聘关中道尹，有《君子馆类稿》《续汉书郡国志释略》传世，民国治陕者如陈树藩、冯玉祥、刘镇华、宋哲元、刘治州、杨虎城等，多对其礼敬有加。碑记对该义园的有关信息，如园址、面积、辟建时间、园内设施及其客死男女之葬法等等，皆有确凿记载。其中东廓门即在西安城之东郊，而倡捐诸人，鹿瑞伯即鹿钟（1884-1966），河北定州人；石筱山即石敬亭(1886—1969)，山东利津人、宋明轩即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刘兰江即刘郁芬(1886-1943)，河北清苑人；孙少云即孙良（1893-1951），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孙仿鲁即孙连仲（1893年－1990年），河北雄县人；邓鉴三即邓长耀(1877一1950)，亦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彼时悉为冯玉祥西北军之重要部属，大名鼎鼎并和陕西、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石敬亭、刘郁芬、宋哲元诸人，还曾相继兼代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义园而有同乡名流领衔捐建斯为惯例，本不足奇，一座义园能得到这么多著名人物之倡建和赞助，其响动诚不可谓之不大，这大概也是这通碑刻幸而流传至今，并得以入藏碑林博物馆的原因所在。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信息，碑林、省图相关资料与夫《西安市志》，都未能详细指出其所以然来，以致时尚不足百年，现在的读者已临之如堕雾中，如看天书一般。文字的点校大成问题，碑文的内容疏于介绍，一通堪称重要的碑刻应有的价值，竟因此而大打折扣，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迩来因为范紫东先生《二老谈经图》（载《范紫东先生书画集》）而查找焦东溟其人的资料，辗转见到这个碑记，顺便将其重加句读，并拉杂地写出上面这些话，高明知我，谅必不会以自作多情、强充解人目之。退一步讲，假如真的有人要如此看法，恐怕也只好听其可也。

                 2014年5月17日于介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