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智识的边界在哪里呢？说白了也许就是具有认识变化的地方都是边界。 认知所形成的边界连接起来就是一个认知的知识面。 同样人类知识（这一系统）的边界也一样。 知识之树，我们知道细胞全能性——在多细胞生物中每个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具有个体发育的全部基因，只要条件许可，都可发育成完整的个体。 知识的系统性就是这样，当打开自然科学的大门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这一系统的全能性开始展开。 科技创造之物是科技之树上涨出来的，更确切的说可以定位到这个系统的那一个点所生长出来的枝条（当然从另一方面是它之所以能够从这个点生长出来是因为它本身属性所具有的可能，也就是还有其他可能）。 那知识的边界在那里，那里有（可能）有变化，那里就是知识的边界。 美国的科技为什么可以占领制高点，为什么能够引领世界发展？不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比中国优越，也不是因为美国可以搜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远不如欧洲，二战以后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被美国吸收了。但是高等教育的确世界一流，原因在它的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知识面上的全方位领先，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知识面上的全方位领先可以培养大量处于知识面前沿的人才，并继续为美国的知识面领先做贡献，当然也会为世界其他地方培养处于知识面边界的人才（世界各地的大学科研室都在培养人才，在不同的知识面上面培养的人才肯定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知识面上的全方位领先地位还能够维持非常长的时间，至于科技孕育的商业化能力其实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强。 德国和日本是专业化的突破，而且是大学适应工商业的发展；美国也有专业化的突破，但是美国顶尖大学引领工商业的发展，其大学实验室的基础科学的产出和公司专业实验室的产出并驾齐驱（科学是一圈子，还有个人实验室开发也在这个圈子里交流成长）。唯一可能在整个科学知识面上追赶美国可能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差距现在看还是很大的。 一句话，美国科研走在前面，而且很可能是全知识面走在前面。 科技领先的地位还在于——我们前面说过的——可以在其他国家（主要是盟友）的各种科技往前走，他们这种相互渗透相互合作，深度交流是能够引发的巨变。 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太多都在美国（知识面的边界才有原创性），基础就是因为美国在整个自然科学知识面上面的全面领先。 文字是我们的认识的投影，文字也反射出我们的认识。 我们探索的基础就是已有的认识，应该可以说是知识。 我们在此只是说了学术这一方面为例： 很多伟大的人物在成为伟大的人物之前，历史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放在在他们上面。 他们在长久的积累和成长之后，他们突然好像从上帝或者其他地方接受一个任务，好像雄心勃勃要为我们的认知打开一个新的方向，好像他们是指引人们走向“新知”的先知。（改写自《凯恩斯传》形容贝弗里奇的） 一个人一开始学习经济学，一般不是抱着想用经济学分析去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亚当斯密不是，马歇尔不是，凯恩斯也不是。 《凯恩斯传》：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剑桥有两个主要的人物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他们是亨利赛吉维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们两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赛吉维克出生于1838年，马歇尔1842年。两人都为伦理学荣誉学位教授课程，赛吉维克于1882年成为道德哲学教授，而马歇尔则于1885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 《哈耶克传》 从17岁到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但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吸引人的社会主义计划如何能够实现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改革的要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设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全权计划体制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 【米尔顿】在我后来回忆这一决定的时候，我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句： 双岔到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的是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其中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道路。 然后我写道： 我不能说我走了捷径，只能够说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并不只是单纯地出自对经济学的向往和热忱，也不是简单地由于霍默和亚瑟对我的影响，尽管这是一大因素，其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美国正处于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时期，而关键问题就是经济。怎么才能摆脱大萧条困境？如何解释巨大需求和大量未利用资源同时出现的悖论？在这种环境下，去做一名经济学家明显比去当一名应用数学方面的精算师更能够为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 《哈耶克传》：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呆到1977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这个系完全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这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诚直率地展开讨论望……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弗里德曼一开始并不可能就认识到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直到他在经济学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够隐约的认识到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到后来坚信这一点，毕竟这一段文字即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总结写出来都是很之后的事情了。而我也是在《财经郎眼》伴随我成长的过程并很早就接触到了这句话之后很久才隐约的认识到经济学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亚当·斯密50多岁才写出了《国富论》，之前也就是走着一个大学教师的道路。瓦特最终能够去改良蒸汽机是从一个学徒做起的，哥伦布想要开辟西方航线之前，做好一个水手，接着是商队船长，哥白尼最后所追求的理论成立之前，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任职当一名教士，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面世之前，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而且是一个怪人。 马克思、贝弗里奇、凯恩斯、哈耶克等等的成长类似。 很多伟大的人物在成为伟大的人物之前，历史并没有太多的关注放在在他们上面。 他们突然好像从上帝或者其他地方接受一个任务，好像雄心勃勃要为我们的认知打开一个新的方向，好像他们是指引人们走向“新知”的先知。（改写自《凯恩斯传》里形容贝弗里奇的） 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够摸到他伟大的成就的大门，包括哈耶克的自生秩序（规则与秩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以及管理。 一个人是慢慢成长的，当然也有一些成长很快，很快就摸到了知识的边界，并且在这个边界上做出了贡献。 比如居里夫人与居里，爱因斯坦等等。 这些人一开始并不非常出色，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在认知的边界上做出的独到的贡献使得他们走向了一条荣耀之路。 这体现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那一句话： 在时间之中，在社会领域里，没有人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展开生命、随着时间的终结而结束生命；每一个人都从前面的人接受历代留下的遗产，持有短暂片刻，再把它交给后来的人。 我们的文明的进步绝不是在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取得，是在已有的认识或者说前人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扩展的。 我们在此只是说了学术这一方面，在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类认知的各个方面或者人类知识面的各个方面都是一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