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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雪峰 《鹊桥仙·七夕》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七月初七，一年一度的七夕节日，前一年被再度贬官来到郴州，正在郴州“编管”的秦观，挥笔写下这首《鹊桥仙·七夕》。 整篇读来，一气呵成，脍炙人口。在有关中国情人节“七夕”的诗词之中，这是最好的一首。秦观之前或之后，无人出其右。可见，秦观在宋词史上，被称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今之词手”，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这首词中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早已是国人情话、情书中高频率引用的金句，历来也受到高度赞誉。明人沈际飞评价说:“世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评价本词最后两句“理足辞圆”。 这首词的词牌《鹊桥仙》，最早见于欧阳修《鹊桥仙·月波清霁》词中的那一句“鹊迎桥路接天津”，并由此产生词牌名。《鹊桥仙》还有多个别名，比如《鹊桥仙令》《忆人人》《广寒秋》等。而从秦观的这首词开始，这个词牌名还被称为《金风玉露相逢曲》。 写下《鹊桥仙·七夕》之时，秦观49岁。此时的他正处于一生的最低谷，也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 这年冬季，他从郴州再次远贬，“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所谓“编管”，就是秦观要被编入横州户籍，没有人身自由，由横州地方官严加管束。宋朝对官吏的惩处，轻者为“送某州居住”，稍重为“安置”，最重的就是“编管”。 “编管”横州，是秦观自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被贬出京，历杭州通判、监处州酒税、“编管”郴州之后，第四次远贬。这对秦观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而且从那时起，他有了强烈的预感:自己无法生还家乡，“乡梦断，旅魂孤”。而且，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苦如今难半百”。 秦观的预感是对的。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八月十二，他就在仅仅52岁的年纪撒手西去。史书如是描述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光华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 直到最后一刻，秦观仍然放不下他的长短句，仍然在向别人讲述刚刚在梦中所作的《好事近·梦中作》:“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天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吟完这首绝命词，水至不饮，秦观笑视而卒。 秦观的悲剧结局，源于22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是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夏天，赴京应举的秦观，在路过徐州时去见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的徐州知州--大名鼎鼎的苏轼。这是秦观和苏轼此生的第一次见面。秦观在留下“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诗句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徐州去赶考。 不得不指出，秦观在刚刚应举、即将踏入官场时，先去与苏轼订交，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学问上也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这直接为他一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了根源。 苏轼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秦观这样做就等于昭告天下:自己已经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提前选边站队，加入了“旧党”。 而事实上，从秦观留下来的政论文章来看，他的底色却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旧党”。比如在《治势》一文中，他就对王安石变法做过中肯的分析，认为新法本身的确是救国救民的良策，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操之过急和矫枉过正，所以才产生了一些弊端，但不能因为这些弊端而尽废新法;在《论议》一文中，他又对免役法、差役法之争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可以综合二法的长处，另订新法，进行改革。 与苏轼徐州初见之后的第二年，两人又见了面。这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徙任湖州，途经秦观家乡高邮，于是两人一起乘坐苏轼的官船，游览无锡、杭州、湖州等地。然而，这年七月风云突变，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几经营救才保住脑袋，贬官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这次祸从口出、祸从文出，为不连累朋友，尽量不与人往来，也尽量不写文字，“轼自获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某自窜逐以来，不复做诗与文字”。这是苏轼人生中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他深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刻。 然而，秦观自苏轼出事之后，多次致信相慰，并且指出，在这件事情上苏轼有“三不愧”:“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因为感念秦观患难不弃的友情，苏轼给秦观写了长达千字的复信，向他乐观地讲述了在黄州的生活情况。 这次苏轼的霉运持续了整整四年。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宋神宗亲下手诏，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在上任途中，于这年八月十九到达仪真，秦观自高邮来见。大难之后重逢，分外亲热。 苏轼看到此时的秦观，已36岁，却科场蹭蹬，还未中举。患难见真情，苏轼决定帮帮这位真朋友。但此时的苏轼仍然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而且朝中大佬均是政敌。为了秦观，苏轼打算以“旧党”领袖的身份，去请求“新党”领袖王安石。苏轼知道，王安石和自己虽然政见不同，但有相同之处:两个人都是读书的人，都是爱才的人，也都是正直的人。 王安石的反应果如苏轼所料。他在《回苏子瞻简》中写道:“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苏轼与王安石联手赞誉，果然其效如神。第二年春，秦观登第，除蔡州教授。 接下来的元佑年间，尽废新法，尽逐“新党”，全面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秦观自然也在重用之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苏轼以起居舍人为中书舍人，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不久，苏轼即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来京任职，秦观后来得任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 这段时间，苏轼与秦观等“苏门四学士”均在京师，同在馆阁，济济一堂，频频雅集，诗酒唱和，度过了人生中一段美好的黄金时光。 可惜，美好时光总是短暂。公元1094年，宋哲宗开始亲政，改元“绍圣”。宋哲宗要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重新推行新法了。由此，宋哲宗全面起用“新党”，贬斥“旧党”，苏轼、秦观等人纷纷被贬出京。 秦观这才来到了郴州，并且写下了《鹊桥仙·七夕》。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深情款款、缠绵悱恻的一首词，秦观到底是写给谁的呢? 有人说是写给皇帝的，也有人说是写给元佑党人的。如果说这样一首深情款款的词，秦观是写给男人的，我不信，还是来看看秦观有可能写给哪些女人吧。 首先，肯定不是写给苏小妹的，因为史上并无苏小妹其人。 很有可能是写给秦观真正的妻子徐文美的。徐文美系潭州宁乡县主簿徐成甫的长女，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嫁给秦观。到秦观写出《鹊桥仙·七夕》之时，两人已是30年的结发夫妻了。考虑到流放生活不便，秦观并没有把妻小带到自己的贬谪地来，而是安顿在扬州。此时在郴州的秦观，思念在扬州的妻子，写出《鹊桥仙·七夕》。 但是，《鹊桥仙·七夕》最大的可能，是写给秦观此前一年认识的一个女人的。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秦观孤身一人，由处州前来郴州，途经长沙时，结识了一位“长沙义妓”，她对秦观仰慕至极。秦观为她连赋三词，分别是《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阮郎归·潇湘门外水平铺》《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 (本文选自章雪峰著《藏在节日里的古诗词》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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