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唐美術館）
（首發） 最近由於偶然的機會，筆者見到了一件唐男卣。筆者查閱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和《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發現這件卣並沒有著錄，乃為首次出現，卣的紋飾、銘文都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介紹出來供大家研究。
唐男卣
唐男卣銘文 唐男卣的橫截面呈橢圓形，腹部下垂，矮圈足沿外侈下有一道邊圈。提梁兩端做成圓雕獸首形。提梁上飾蟬紋。外罩式蓋，蓋沿不折邊，呈圓頂的帽狀，上有圓形捉手，兩側有一對犄角。蓋面和腹部飾垂冠回首大鳥紋，長長的冠相互纏繞，頸部飾S形夔龍紋，均以雲雷紋填地，頸的前後增飾浮雕獸頭。從唐男卣的形制和紋飾看最接近於1965年1月安徽省屯溪市弈棋鄉西周三號墓葬出土的公卣，可以說完全一樣。公卣的時代學者一般定於穆王時期[1]，所以唐男卣的時代也應該屬於穆王時期。
公卣 下面再看唐男卣的銘文，蓋內和卣底鑄有相同的銘文三行十七字，現依原行款隸寫下：“唐男作父丁寶
彝，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釋為唐的字，從宀從易，是一個從易聲的字，易與唐上古都是陽部字，聲母相近，從易之字常與唐字相通假，例子很多，如《春秋·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陽作唐；《戰國策·趙策》：“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馬王堆帛書本此處“羊唐”作“羊腸”；卜辭中的商王成湯或作成唐；戰國楚璽“上場[宀邑]大夫璽”，上場讀為“上唐”；趙國貨幣三孔布面上的文字“南行易”即古書上的“南行唐”[2]。唐男，唐國的國君，類似的稱呼如金文中許男，許男鼎《集成》02549“許男作成桓母媵尊鼑（鼎），子子孫孫永寶用。”唐、許都是國名，男是爵稱。
唐國的歷史很久遠，武丁時期的賓組卜辭中就有唐國的活動[3]，西周早期，《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唐。”，滅唐之後成王把自己的弟弟虞封在了唐這個地方，稱為唐叔虞，叔虞見於二零零一年在山西曲沃縣曲村鎮北趙村晉侯墓地一一四號墓葬出土的叔虞方鼎[4]，二零零七年在《考古》第三期上，朱鳳瀚先生撰文介紹了一件香港私人收藏家所藏的一件青銅簋。簋的內底鑄有銘文二十二字，銘文內容非常重要，講的主要是唐伯改封到晉作晉侯。唐伯侯于晉的唐伯是唐叔虞的兒子燮父，這一發現對於討論晉國名號的由來有重要的價值[5]。晉侯為燮父最早的稱呼，成王始封叔虞于唐，所以稱為唐叔虞，到其子燮父時由唐遷于晉才稱為晉侯。《竹書紀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讓之。簋的年代有成王康王兩說，王澤文先生認為簋屬於康王時期，《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我們認為簋屬於康王是正確的[6]。昭王南征時期的銅器，安州六器中有一件中觶銘文“王大省公族於庚，振旅，王賜中馬自厲侯四秉”，庚李學勤先生認為即是唐國[7]。西周晚期的柯史簋銘文“柯史作唐姒媵簋”[8]，《國語·鄭語》記載周王室史伯言于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二零零一年湖北鄖縣五峰鄉肖家河出土了一批春秋早期的銅器，銘文顯示是唐子所作，唐子就是唐國的國君[9]。春秋晚期唐國被楚國所滅。由此我們看到，唐國的歷史可以分為兩段，周公滅唐前唐國在山西，即今天的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一帶，周公滅唐後唐國被遷到了今天的唐河縣一帶。
唐國的族姓，文獻中目前記載有兩種說法，唐為姬姓，《國語》韋昭解“應、蔡、隨、唐皆姬姓也”；唐為堯後，祁姓，《史記·晉世家》司馬貞《索隱》“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公是也，即今唐州也。”[10]。我們認為唐的族姓最有可能是姚姓，證據如下，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
叔樊鼎銘文“弔（叔）樊乍（作）昜（唐）姚寶鼎”，昜（唐）姚，證明唐為姚姓。應侯墓地所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應姚簋銘文“唯十月丁亥，應姚乍（作）弔（叔）（誥）父（簋）”，應姚，應為嫁給應國的唐國女子。
叔樊鼎銘文 唐男卣銘文“唐男作父丁寶彝”，上面我們已經分析了這件卣的時代屬於穆王時期，所以唐男應該是穆王時期唐國的君主，生活的地點應該在今天的唐河縣一帶。筆者查閱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和《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發現唐男的銅器還著錄的有兩件，分別是唐男方鼎和唐男
圓鼎，這兩件唐男鼎的銘文和唐男卣的銘文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唐男方鼎和唐男
圓鼎的銘文後面都綴有族徽“子”唐男卣的銘文後面沒有帶族徽。由唐男器物的銘文用到族徽和日名來看，唐國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很大。
這兩件唐男鼎的時代都屬於西周早期前段，唐男卣的時代屬於穆王時期，我們知道西周早期屬於殷商後裔鑄造的銅器都帶有族徽，隨著時間的發展到了西周中期穆王時期，殷商後裔鑄造的銅器帶有族徽的習慣慢慢消失，唐男卣屬於穆王時期沒有帶族徽正反應了這一現象。唐男圓鼎的銘文“唐男作父丁寶彝”，由此我們知道西周早期有一代唐國的君主名。
唐男方鼎 唐男方鼎銘文
唐男圓鼎 唐男圓鼎銘文
[1] 張懋鎔：《芮公簋蓋識小 兼論垂冠大鳥紋》，《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科學出版社，第80-88頁。
[2] 曹錦炎：《胡唐姬鼎銘文小考》，《中國文字學報》（新七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3-68頁。
[3] 孫亞冰：《易國考》，《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第42-48頁。
[4] 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第8期。
[5] 朱鳳瀚：《覺公簋與唐伯侯于晉》，《考古》，2007年第3期。
[6] 王澤文：《爻公簋試讀》，《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一輯 ，線裝書局，2008 年，第 227 - 238 頁。
[7] 高崇文：《從曾鄂考古新發現談周昭王伐楚路線》，《江漢考古》2017年第4期。
[8] 王正，雷建鴿：《柯史簋與柯國、唐國》，《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
[9] 黃旭初，黃鳳春：《湖北鄖縣新出唐國銅器銘文考釋》，《江漢考古》2003 年第1期。
[10]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6-59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7年10月2日20:46。）
